出品：科普中國
作者：匡儀 （中國科學院行為科學重點實驗室） 汪祚軍 （寧波大學）
監製：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
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個成語，叫作「為富不仁」，說的是富人為了發財致富，沒有一點兒仁慈的心腸，這種富人的形象也常常出現在各種影視作品中。但同時，《孟子》中也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名言，希望人們在有所成就後能幫助他人，這些都說明我們對於不同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想像與期待。
社會階層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早在100多年以前，社會科學家就指出，社會階層是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社會階層的高低是根據個體或群體的相對經濟狀況、受教育程度、職業等因素進行劃分。一般而言，處於高社會階層的個體或群體，擁有較高的經濟收入，受到良好的教育，從事著能帶來尊重的工作等；處於低社會階層的個體或群體，擁有較低的經濟收入，沒有接受過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低，沒有工作或從事著那些沒人想做並且得不到尊重的工作等。此外，人們對社會階層高低的感知具有主觀性，每個人的看法可能會略有不同。
心理學研究表明，社會階層會影響人們的審美偏好、語言、身體健康，幸福感。不僅如此，社會階層也會影響人們的行為傾向，例如他們的親社會行為。親社會行為是指人們有意而為的、對他人有益的行為，包括分享、合作、幫助、捐贈和安慰等[1]。
那麼，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會有怎樣的親社會行為呢？
△幫助他人就是典型的親社會行為（圖源：Veer圖庫）
吝嗇的富人和友善的窮人？
《格林童話》中有一個故事：有一次天黑了，上帝錯過了宿頭，他請求在富人家裡過夜，結果被富人趕跑了；然後，他來到了窮人家裡，窮人熱情地款待他，「雖然他們拿不出很多，可是他們會真心實意地用所有的東西招待他」。
我們經常會聽到各種吝嗇的富人和友善的窮人的故事，也有研究者提出，「擁有的越少，給予的越多」，即低社會階層人（如窮人）比高社會地位的個體（如富人）會更親社會[2][3]。
社會心理學家Piff和Kraus等人研究發現，與高社會階層的人相比，低社會階層的人更慷慨、慈善、信任和樂於助人。他們認為，出現這一結果的原因是，與高社會階層的人相比，低社會階層的人由於擁有更少的資源，因此在社會生活中他們更加需要依賴他人，為此他們會更在意他人的需要，對他人更友好。
△（圖源：Veer圖庫）
然而，也有研究發現了與之相反的結果[4][5]。Korndrfer 等人收集了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大規模樣本，發現與低社會階層的人相比，高社會階層的人更有可能做一些慈善捐款、提供更高比例的家庭收入捐給慈善機構、更有可能去做志願服務、更加樂於助人；在與陌生人互動的經濟博弈中，他們更容易信任他人，也更值得他人信任[5]。
研究者認為，高社會階層的人之所以更加親社會，可能存在以下幾點原因：首先，他們對弱勢群體具有更強的同情心[6]，而同情心能促進人們的親社會行為[7]；其次，他們有更強的社會責任感，因此更願意回饋社會和他人[8]；最後，高社會階層的人也可能會將親社會行為作為自我提升或凸顯自身優勢地位的途徑[9]。上述觀點與「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相印證，當今社會也不乏這樣的實例。例如，前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將580億美元財產盡數捐獻，世界第二大富豪沃倫· 巴菲特捐出其所持財富的85%，華人富商李嘉誠至今捐助逾數百億港元。
「窮人」vs.「富人」，究竟誰更親社會？
上述研究結果不一致有許多可能的原因，比如親社會行為的種類，以及社會階層的測量標準不同[5]。同時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被忽略了，即在上述研究中，親社會行為所指向的目標對象所處的社會階層不一致。有的研究中親社會行為的目標對象是沒有告知身份的陌生人[3]，有的對象是室友或朋友[4]，有的則是生病的兒童[2]等等。這些目標對象身份的差異使得研究結果難以進行比較，並可能導致混雜甚至相反的結果。
為了更系統地回答「到底哪個階層的人更親社會」這一問題，我國科學家基於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化結構，通過問卷調查等方式考察了社會階層對兒童親社會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親社會行為不僅取決於實施者所處的社會階層，也取決於親社會行為所指向的對象所處的社會階層[10]。
研究者先是分別在湖北農村的一所小學和浙江城市的一所小學對303名高年級學生（平均年齡11歲左右）進行調研。參與調研的學生獨自完成一份調查問卷，問卷測量了兒童的主觀社會階層地位、親社會行為，以及他們的性別、年齡、家庭情況等。
調查問卷中有幾個簡單易懂的問題，一個會測量兒童感知到的農村人和城市人的社會地位，測量的方法是讓兒童在一個金字塔中做出選擇，選擇位置位於金字塔的越頂端，表明他們認為的社會地位越高。這項測試借鑑了改編的《麥克阿瑟主觀社會階層量表-青少年版》（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Youth Version）[11]。
△麥克阿瑟主觀社會階層量表-青少年版（改編版）（圖源：作者提供）
另一個測試叫作獨裁者博弈任務，測試時會分別讓農村和城市兒童假想，他和一名農村兒童/城市兒童/陌生兒童中獎獲得100元，現在由他來決定給自己分配多少元，給農村兒童/城市兒童/陌生兒童分配多少元？這項測試測量的是兒童的親社會行為，兒童分配給接受者的金額越大，說明他的親社會性越高。
結果發現，無論是城市兒童，還是農村兒童，他們都認為城市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要高於農村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更重要的，無論是由城市兒童還是農村兒童進行分配，分配給農村兒童的金額均要高於分配給城市兒童和沒有特定社會階層的兒童的金額。
△農村和城市兒童對農村人和城市人社會地位的評估 （*** p< .001）
（圖源：作者提供）
△農村和城市兒童分別給農村、城市、陌生兒童分配的金錢數（*** p< .001）
（圖源：作者提供）
接著，研究者又在一次為期一周的公益夏令營中進行了現場研究，該夏令營由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村兒童和城市兒童共同參加。研究者分別在夏令營的第一天和最後一天對159名兒童進行了問卷調查，看看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社會接觸後，兒童的親社會行為是否會受到影響。
測量包括兩種情境的獨裁者遊戲問題：一是要求兒童在自己和另一社會階層的兒童之間分配100元人民幣，願意給自己留多少元，給對方分配多少元？二是要求兒童在自己和另一社會階層的兒童之間分配10個筆記本，問兒童願意給自己留多少本，給對方分配多少本？
在兩種情境中均發現，不論是由城市兒童還是農村兒童進行分配，他們給農村兒童分配的資源（金錢、筆記本）比給城市兒童分配的資源更多；且這一趨勢在分配者為城市兒童時更為顯著。為期一周的社會接觸也並沒有影響上述結果。
△農村和城市兒童分別給農村和城市兒童分配的金錢數（上圖）和筆記本數量（下圖）
（** p< .01, *** p < .001）
（圖源：作者提供）
可以看出，兒童的親社會行為會受到他自身所處社會階層的影響，也會受到對方所處的社會階層的影響，因此，不能籠統地說高社會階層的人更親社會還是低社會階層的人更親社會。
總的來說，這項研究不僅回答了人們關於「富人」與「窮人」親社會行為的疑問，對於農村流動兒童融入城市生活（主要與城市兒童交往）也具有一定的啟示。首先，研究發現小學生對自身家庭所處的經濟社會地位受到城鄉二元化的影響，無論是農村兒童還是城市兒童都認為農村人的社會地位更低，如何消除農村兒童這種「低人一等」的主觀感受是政府或教育管理部門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其次，農村兒童對其他農村兒童比對城市兒童更友好（分配更多資源），這種「抱團取暖」的行為有助於他們在城市生活和學習中應對威脅情境，但可能不利於他們與城市兒童建立關係。
幸運的是，在該研究中發現，城市兒童願意幫助和善待來自農村的兒童。因此，增加雙方的社會接觸，創造一個公平和諧的環境，可能會有助於城鄉兒童互相理解，消除偏見，進而促進他們的融合。
參考文獻：
[1]Staub, E. (1979). Positive social behavior and morality: Vol. 2. Soci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cademic Press.
[2]Miller, J. G., Kahle, S., & Hastings, P. D. (2015). Roots and benefits of costly giving: Young children’s altruism is related to having less family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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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5578476
[3]Piff, P. K., Kraus, M. W., Cté, S., Cheng, B. H., &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 77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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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orndrfer, M., Egloff, B., & Schmukle, S. C. (2015). A large scale test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PLoS ONE, 10,e013319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3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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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ndgraaf, M. J., Van Dijk, E., Vermunt, R. C., Wilke, H. A., & De Dreu, C. K. (2008). Less power or powerless? Egocentric empathy gaps and the irony of having little versus no power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5),1136-1149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5.5.1136
[9]Kraus, M. W., & Callaghan, B. (2016).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contex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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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uang, Y., Wang, F., & Wang, Z. J. (2020).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n’s Prosociality: A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Dual Urban–Rural Structur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19887698
[11]Goodman, E., Adler, N. E., Kawachi, I., Frazier, A. L., Huang, B., & Colditz, G. A. (2001).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social status: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new indicator. Pediatrics, 108(2), e31. https://doi.org/10.1542/peds.108.2.e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