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發展歷史中，宋朝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史學泰鬥鄧廣銘先生認為「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而言，宋代在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空前絕後」，而海外學者則視宋代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期」，種種讚譽不一而足。而與此同時，宋王朝卻從未摘掉歷代冠之的「積貧積弱」的窩囊帽子，兩種評價截然相反卻都有依據，讓人對宋代倍感困惑。
對於這一現象，筆者認為在於學界的探討，是建立在宋代經濟「成就高」之上，然後一分為二；這樣就對其增長「速度快」及其原因和影響有所忽略。其實兩宋三百年間的經濟增長曲線斜率陡峭，連《中國大百科全書》都用「迅猛」二字評價，本不應被忽略。而且相對我國封建經濟總體的緩慢趨勢而言，從快速增長的角度觀察，或許能對宋代歷史有所新啟迪。
一、宋代經濟迅速增長的內生動力
宋代經濟增長的「快」，主要體現在經濟總量的擴張速度上，亦即農業、手工業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張，這種迅速擴張是以農業與手工業經濟本身所迸發的內生動力為基礎的。先說農業，墾田數目的大幅增長固然是事實，但最基本與最顯著的，在於精耕細作所帶來的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以稻米為例，據唐名臣陸贄所奏的唐代最高畝產約為兩石，到宋代平均畝產已逾兩石，而在主產區太湖流域江浙地區畝產從仁宗時的二三石到北宋末的三四石，再到南宋中後期最高時的五六石，在兩百年裡翻了兩番半。
在技術並無重大變革和突破的傳統生產方式下，這樣的成就是驚人的，意味著在宋代大概一畝地所產口糧即可養活一個人；而更重要的是巨大的生產剩餘推動了糧食的商品化，並帶動農業向作物多樣化、種植經濟化、經營專業化方面闊步前進，從而構成了農業增長的強勁驅動力。
而以農業為基礎的宋代手工業迅速增長則體現在本部門內涵與外延兩方面的積累與迅速擴張。先說內涵方面，首先是傳統部門如煉鐵、制瓷、紡織、造紙、茶鹽等在優勢基礎上的繼續鞏固，在生產分工、技術、規模乃至產品質量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如造紙與雕版印刷的成熟促成了圖書出版業的飛躍，宋版書的舉世聞名。
其次則是傳統部門內部的領域擴展，紡織業就在絲、麻的基礎上擴展到了棉紡織。而外延方面則體現在由農業帶動下的新興部門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比如甘蔗、果蔬、木材、藥材等經濟性作物的廣普種植使食品藥品、木材加工迅速發展起來。這樣由內涵與外延形成的合力又構成了手工業經濟持續的內生動力。
二、宋代經濟增長的外部刺激因素及其反面
宋代經濟增長的外力源於商品市場的推動和商業的發展，商品經濟將農業和手工業有機串聯，使經濟呈現了加速擴張的態勢。
首先，在宋代，商品經濟在帶動城市商業衝破坊市格局限制的同時形成了包羅萬象的行會，市場主體被進一步擴大；而城鄉之交的商品集散地——草市的興盛以及手工業的專門化生產與交換則帶動了如梅李鎮、景德鎮等大批市鎮的崛起。
加之較為發達的水陸運輸基礎連接大城與小鎮，於是以大城市為中心輻射四周的區域市場越發成熟，形成了以汴京為中心的北方市場、以蘇杭為中心的東南市場、以成都為中心的西南市場及依託邊防軍鎮的西北邊貿市場。在250萬平方公裡土地上，大宋王朝的城市如同座座燈塔般發出的光芒照亮了農業社會的夜空，而城市經濟興盛又使商稅取代田賦（兩稅）成為財政收入主要來源，城市亦成為事關大宋軍國命脈的節點。
另一方面，燈塔下是最廣大的不起眼的農村，絕大部分散居其間的勞動者承擔著絕大部分商品的生產，他們被租佃制與保甲制所固定，「戴星而作，戴星而息」；他們承擔兩稅與地租，所謂「公私之債，交爭互奪」，他們用辛勤的勞動支撐著帝國的經濟命脈，成為最默默無聞的輸血者，並忍受著商品交換最底層的種種辛酸。因此，農業社會城市經濟崛起的反面就是城鄉二元鴻溝的形成與固化。較之高速增長的經濟，宋代百姓（當然主要在農村）的生活水平並無顯著提高或改善，苟且辛苦一世罷了。
三、片面求增長的刺激政策及其原因與影響
可見在宋代，經濟快速增長的內生動力源於農業與農村，其最大隱憂則在於高增長所帶來的城鄉差距擴大及其所導致的經濟停滯與發展失衡。按道理，若長期政策遵循規律「維持」經濟增長，則生產發展助推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發展並非絕無可能。但宋朝政府卻無法擺脫商稅巨大利益的誘惑而片面追求速度，推行了「加速」刺激商業的國家專賣——禁榷制度，而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政策則如同為經濟注入了毒害猛烈的興奮劑。
縱觀宋代歷史不難發現，在朝廷推動下的禁榷制度逐漸成為了宋代商業發展的主力和主流，可謂「山海之入、古之尚疏者皆密」。所需專賣者不是資源礦藏（銅、鐵、錫、鉛）就是百姓日用（鹽、茶、酒、醋），加之回報豐厚的進口貨物（香、藥等），但凡有利而無所不為。官府要麼乾脆直接經商，要麼「與商共之，常得其五」，大張旗鼓招商引資。
宋代的各行各業都由官貨承包商——買撲（官辦包商，針對官府設定的專賣商品向官府申報稅額，出價高者取得該項商品經營權）所充斥，其帶動的小商販群體擴大了市場主體商人的範疇，在將商業鏈條拉長的同時使同區域不同層級市場的聯繫更加緊密。這種進步固然是事實，但其目的在於速度。原本為經濟增長加速的商業本身又被注入了加速劑，速度倒真是「節節攀升」，至少商稅收入是如此。單拿榷酒歲入而言，宋代大致保持在1200萬貫以上，而北宋慶曆年間曾高達1700餘萬貫，已佔當時以貨幣財政收入的近四成。
然而，官府要稅、大商人要利，資源與市場又壟斷在二者之手，這樣的模式速度雖快，卻使本就處在底層的鄉村弱小農業與手工業生產者勢必在交換中被進一步盤剝，而作為區域市場中心的大城市（汴梁、臨安），生產能力發育遲緩但消費能力卻超強，二元化進一步拉大的同時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也就嚴重削弱並終至喪失了。另外，商業發展也日趨畸形，最典型表現就是在權錢結合下所孕育的荼毒後世的怪胎——官商。
行文至此也許有人會說，宋廷大力發展禁榷，原因在於應對糟糕的財政狀況，亦即募兵制及維持龐大常備軍所需的軍費、官僚機構和皇親宗室的奢靡開支造成的「冗兵」、「冗官」、「冗宗」開支，而這「三冗」使宋廷始終掙扎在入不敷出的窘境中。筆者認為這是史實，但是「三冗」歸根到底是一種膨脹性財政支出政策，加之宋廷想方設法增加賦稅，以至「古者刻薄之法，本朝皆備」，苛捐雜稅駭人聽聞，這是財政方面；
而自仁宗天聖元年（1023）起自首次發行貨幣——楮幣交子起，貨幣發行量從125萬貫到南宋末膨脹至9億貫，又是長期的擴張性貨幣政策。財政、貨幣宏觀政策的雙膨脹帶來的效應是經濟的增長，當然還有百姓的日益窮困。因此談及「三冗」這一外因，似乎並不全是其綁架了北宋的財政政策，以其為代表的擴張性支出有客觀上刺激商業的功效，很難說不是朝廷有意為之。
當然還有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宋代除了皇帝（君權）以外，士大夫（相權）也是實際的統治者，即「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221熙寧四年三月戊子，5370。而這一局面形成經濟原因在於土地所有制，唐宋之際舊有封建莊園制日趨崩潰，而土地兼併、兩稅徵收皆始於唐，故「宋承唐制」之根本在土地制度及相應的賦稅制度。亦即土地「不抑兼併」和田賦的「以資產為宗」。
況且，宋代五代幹戈紛擾中立國，沒有改變亦無法迴避既有土地所有權未經農民戰爭變革的事實，於是庶族地主階級成為了國家的主要納稅人，而脫胎或結合於庶族地主階級的士大夫階層取得了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權力，當然要保護大地主的地租收入不被君權以稅收名義拿走。宋代大地主或曰「富戶」各類逃避賦稅的記載不勝枚舉，但對他們而言「解決之道」在於改變賦稅結構。
而商業發展「恰」在此時提供了絕好渠道，對大地主而言商稅是田賦的絕佳替代。只是通過商稅攫取而來的財富究竟如何消費掉？好在，「冗兵」可用於安內攘外，而祖宗家法」早就為官僚隊伍的膨脹與皇室的奢靡提供了政治、法律乃至倫理上正當性，於是儘管大一統帝國巨額的財政開支是統治階級必然的選擇，卻也順理成章，是故儘管宋人拿「三冗」開刀改革財政的疾呼不絕於耳，但一切照舊。
總結
綜上，用現代眼光看宋代經濟的快增長，其內生動力與外力加速是清晰的，執掌國策的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在看到城市商業崛起的同時不可能對與其孿生的城鄉二元化趨勢沒有認識。
然而宋廷採取的旨在搜刮民財的「刺激」政策本末倒置，加重百姓疾苦，進一步使城鄉發展失衡，並在長遠上造成了封建經濟的停滯，這樣的「增長」與商品經濟發展規律本身是背道而馳的。而對大宋王朝而言，觀其國富民窮而謂之「積貧」，觀其竭澤而漁求增長的畸形模式而謂之「積弱」，其實並無不妥；
至於國家攫取財富而用之不善，宛如衣著華服而病骨支離，終於敗於北方而亡於強虜，也輸得無話可說。以史為鑑，意在興邦。可見無論什麼生產條件與社會模式，增長並不意味著發展，與之相反只有遵循規律的協調發展才是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根本保證。
參考文獻：《宋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