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選諾貝爾獎，我們吃虧在哪？

大多數國人都有諾貝爾獎情結，這個一百多年前瑞典「炸藥大王」設立的獎項成了很多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科學桂冠，每年的十月，國人都對這個獎項寄予了難以想像的關注和熱情。

其實，對於這個獎項，我們在評選上是有一些先天劣勢的，今天，龍馬君就和大家談談這個問題。

100多年前，諾貝爾在遺囑中要求把獎項授予在前一年度對人類作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在具體操作層面，諾獎的評審主體則認為基礎科學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是科技和經濟發展的源泉和後盾，也是新技術和新發明的先導，而應用技術不能給科學帶來根本性的變革。事實也的確如此。

因此，在授獎時，幾乎所有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都授予給了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科學家。

很不幸的，長期以來，我們的學術傳統都是重應用而輕基礎，為了儘早為經濟建設發揮作用，我們走上了一條科學研究的捷徑——追求科研的實用性。這就與諾獎的評選原則背道而馳了。

這是評選內容上吃虧的地方。

在提名上，我們也有吃虧的地方。在往屆的諾獎獲得者中，其實有很多獲獎者是有聯繫的，比如居裡夫人和他的女兒，更多的則是師徒關係。

比如1906年因為對氣體導電的理論和實驗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英國科學家約瑟夫·湯姆遜，他的徒子徒孫中就有多人同樣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學生的優秀是主要原因，但是，他本人的推薦也不可或缺。

為何會這樣呢？

一方面，諾獎獲得者擁有永久的提名權，由於他們對自己學生的研究比較了解，他們也就能夠順利的通過自身的渠道讓學生的研究進入評審的視野。

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諾獎獲得者願意利用自身的巨大影響力去幫助自己的學生獲獎。

這當然是無可厚非的，所謂舉賢不避親，他們這麼做並沒有違反任何規則或者道德，但是，不可否認，這客觀上大大提高了自己學生的獲獎概率。

在這種機制下，我們吃虧就是必然的了。即使我們國家的科學家在某一方面取得了足以獲獎的傑出成就，由於缺乏重量級的提名者，我們的成就可能並沒有獲得評審的足夠重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國的人工合成牛胰島素與諾獎的失之交臂。

1965年，我國科學家完成了牛結晶胰島素的合成，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多肽類生物活性物質。就成就本身而言，是完全可以獲得諾獎的，但是，當時的這一成就並未引起諾獎評審的注意，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教授知悉這一成就並為之提名時，已是十多年後了。

此外，諾獎的評選過程也頗受詬病。按照目前的規定，評審是在完全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保證評審在評選時不受外界幹擾，但也為諾獎評選的公平性帶來了問題，比如前文提及的某些有著師徒關係的科學家接連獲獎，又比如獲獎者大多為歐美血統。

1995年，瑞典《每日新聞》的兩位記者就曾揭露了1986年諾獎評選的幕後黑幕。義大利的一家私人公司為了促銷該公司生產的一種新藥，不惜以金錢作交易，用巨額資金收買評審，以使與該公司的新藥有關聯的一項研究獲獎。

以上的劣勢都是客觀存在的，對於我國的科學家來說也的確不公平，然而，龍馬君卻不贊同因此而貶低或者虛無化諾獎。

作為一個不那麼完美的科學象徵，不妨把它作為我們前進的動力，在追求諾獎的過程中提升我們的科學水平，至於最後有沒有獲獎，倒不是那麼重要。

歡迎關注，與龍馬君一起，相信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