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1年，朱爾斯·埃文斯在二十來歲大學剛畢業後被診斷患上了社交恐懼症、抑鬱症和創傷後應激障礙。後來他自己研究發現，可以用認知行為療法治療自己的情緒紊亂，於是他加入到一個社交焦慮患者的認知行為治療互助小組，沒有治療師，靠小組從網上買的一個課程大家按照講義練習，互相鼓勵。一個月後，朱爾斯沒再遭遇恐慌，開始對自己的理智應對狂暴情緒的能力變得更自信。康復需要一個過程，不是越過一個邊界就突然好起來，朱爾斯坦誠自己仍在康復過程中。
2007年，朱爾斯成了一個自由職業記者，他開始調查認知行為療法的起源，他採訪了20世紀50年代發明了認知行為療法的阿爾伯特·艾利斯和亞倫·貝克還有其他頂尖的認知心理學家。通過這些採訪，朱爾斯發現了古希臘、古羅馬哲學對認知行為療法的直接影響。
認知行為療法的核心是ABC情感模型：我們經歷了一個事件A（行為），接著去理解它B（想法），然後本著這種理解感受到一種情緒反應C（感受）。我們可以通過改變我們對事件A的想法B而改變我們的情緒C。
影響人們的是事件的含義而非事件本身，改變對含義的看法就能改變自身的情緒。
朱爾斯通過對認知行為療法的了解走進了古希臘、古羅馬哲學，通過古希臘、古羅馬哲學的研究對生活產生了一種深刻的、自信的、敬畏又坦蕩的領悟，這些寶貴的領悟讓他寫成了一本書叫《生活的哲學》。
二、
用古代哲學的智慧向我們傳授現代教育缺失的內容：如何控制我們的感情、如何應對我們的社會，以及如何生活。
在多樣性（古希臘、古羅馬哲學）背後有著統一性：所有的（哲學）老師都對人類的理性以及哲學改善我們的生活的能力感到樂觀。
朱爾斯認為：哲學，是幸福生活的起點。
生活於公元前469～前399年的蘇格拉底（上圖）是第一位堅決主張哲學應該對普通人的日常關切發言的哲學家。他本人出生卑微——他的父親是一位石匠，母親是一位助產士，並不是生來就擁有財富、官場人脈和優雅的外表，但他令他的社會為自己神魂顛倒。他視之為他的神聖使命——質問自己的習慣。他認為「省察自己和他人」是「最高等級的善」，「每天都要討論這種善」（是不是類似中國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蘇格拉底說，大部分人終生都是在夢遊，從來沒問過自己他們在幹什麼，以及為什麼要那麼做。
蘇格拉底堅持認為，你的哲學（指你如何理解世界？你認為生命中什麼很重要？）跟你的精神和身體健康密切相關。不同的信念導致不同的情感狀態——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也體現在不同的情緒疾病形式上。
認知行為療法努力重視這種「蘇格拉底的方法」，教我們質問自己的藝術。當負面情緒擊倒你時，你問，我對它是否做出了智慧的反應？這種反應是合理的嗎？我能做出更明智的反應嗎？
法國的散文大師、思想家蒙田說過：「我們都比我們自己以為的更富有。但我們都忘記了我們身上的力量，所以我們總會去別處乞求。」
來自神經科學的證據顯示，當我們改變對一個情境的看法時，我們的情緒也會改變。神經科學家稱之為「認知——再評價」。
神經科學家用一個詞稱呼這種人腦改變自己的傑出能力：可塑性。
朱爾斯書中引用到丹尼爾·卡尼曼（上圖）的理論。丹尼爾·卡尼曼是《思考快與慢》的作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他提出，我們擁有「雙處理器」大腦，一個思維系統基本上是自動的、以習慣為基礎的，另一個思維系統則能做出更加有意識的、理性的反思。意識——反思系統比自動的體系要慢一些，也要消耗更多能量，所以我們對它的使用要少得多，但它卻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理性思考和認清事實的真相。
我們應該更多地培養、注重自身的意識——反思系統，而不是純粹依賴於自動——習慣的思維慣性。
我們可以把人們引向哲學之泉，但我們不能強迫他們思考。
朱爾斯認為哲學沒有哪一種是完美的，你永遠也不能讓所有人都遵從其中一種哲學。
這說明各家哲學、思想、學問是可以互相包容、借鑑、對比、反證、驗證、衍化、擴展、互補……
甭管是在組織中還是在企業、學校、家庭裡，我們都不應該試圖向人們強加一種幸福模式，而是要說明通往美好的生活有著多條道路，然後，讓人們自己做決定。
即使事件（A）是固定的，我們對事件產生的想法、態度（B）也是多變的。我們完全有選擇自己看待事件的想法的自由，這個想法可以令我們產生不同的情緒（C）。
我們無法改變事件，但我們有選擇自己想法、態度的自由。
積極、樂觀的想法和態度能令自己的情緒更穩定、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