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視覺中國 資料
蘇爾科夫是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理論專家，甚至於被稱為克裡姆林的「紅衣主教」。13年前，正是他所提出的「主權民主理論」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關注。近一年前，他所發表的俄羅斯「百年孤獨」的文章也引起了不少熱議。
2月11日，蘇爾科夫在《獨立報》發表的名為《普京的長久帝國》一文，一如既往地引起了各種爭議和反響，但我覺得，他的文章還是一如既往地值得關注。
在這篇文章中，蘇爾科夫認為普京可以和俄羅斯歷史上的彼得大帝、列寧等人比肩。「普京主義」政治模式將是俄羅斯民族未來100年生存和發展的有效手段。這裡有三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長效國家VS民族國家
第一，蘇爾科夫所提出的一個核心問題，認為普京的「長效國家」，將會是在相當長時間中被延續的政治模式。
如果直譯的話，蘇爾科夫的原意，是提出了一個長期存在的普京國家的概念。綜合本文，以及蘇爾科夫的一貫思想，我覺得，按其本意可以表述為「長效國家」。
本文多次運用了「國家性」這樣的一個概念。他所要強調的是，在國家建構問題上，並不如一般流行的「民族國家」理論那麼簡單。15世紀以來，在內部關係上以市民社會為基礎、外部關係上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基準的西歐民族國家的發展進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視為當今時代所有地區都能複製的國家建構過程？在蘇爾科夫文章中，他認為，這是需要提出疑問的。在他看來，俄羅斯歷史進程，就表現出與西歐進程的很大差異。因此，蘇爾科夫強調：「自由的國家建構的道路問題，並非基於那種舶來品的空想原則，相反，這是由歷史進程，更是由『可能性的藝術』所開拓的」。他還是堅持自己在2006年提出的「主權民主」理論，認為「首先就是要走向自己的民主發展的主權樣式」。
蘇爾科夫在本文進一步提出普京的「長效國家」，在理論上，還是有值得探討的意義。特別是既不簡單搬用西歐國家建構模式，將之視為全世界都必然出現的「均質國家」體系，同時，也不過分強調各種複雜歷史條件下的差異對立，而是關注不同國家建構範式之間的融合與和諧。我想這是今天來討論這一複雜問題的意義所在。
蘇爾科夫強調「普京式的長效國家」將不只是對於近幾年才可行，而是將存在幾十年，甚至整個21世紀。需要注意的是，在強調這是一項有意義的探索的同時，蘇爾科夫並沒有否認，「普京宏大政治機器還剛剛開始運轉，進程將十分艱難」。僅僅從蘇爾科夫文章所揭示的內容來看，他的說法並非沒有道理。其一，當俄羅斯人今天「只相信普京一人」，而對於其他政治家和整個官僚系統缺乏信任之時，「長效國家」如何真正有效運轉，還是一個相當嚴峻的考驗。其二，蘇爾科夫在描述「長效國家」的性質時，比照了戴高樂第五共和國、美國開國元勳在建國時期的憲政模式以及土耳其某一階段的意識形態模式。須知，這些文明歷史背景和具體國情與俄羅斯大相逕庭的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為俄羅斯所用，更是一個艱難的試錯過程。與其說，蘇爾科夫是在弘揚俄羅斯政治模式，還不如說，他是在告誡，充滿挑戰的歷史進程還剛剛開始。
蘇爾科夫選擇的「節骨眼」
第二，蘇爾科夫為何在當前形勢下發表這樣一篇文章，還是有若干背景：
1. 俄羅斯當前政治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方面，對於普京而言，雖然已經是第四任總統任期，但還是能夠在內政外交上砥礪推進，包括在退休年齡這樣複雜敏感的社會改革問題上，普京顯示出敢於擔當的政治勇氣。另一方面，俄羅斯社會經濟發展的確還是面臨著巨大挑戰。2018年可能是近15年來居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儘管近日普京公布了一系列有關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綱領」，但是，不光上千億美元的巨資需要籌集，而且民意更是需要凝聚。所以，蘇爾科夫的文章在這一節骨眼上發表，不應感到奇怪。
2. 有人認為，本文雖然提出「普京長效國家」這樣的概念，但是，更多地還是對於西方意識形態與民主制度的尖銳批評。蘇爾科夫不愧是意識形態高手。文章中嬉笑怒罵、駕輕就熟地嘲諷西方對俄羅斯的圍攻。比如，蘇爾科夫指出，俄羅斯何止是「幹預」西方的選舉和公投，他說，「事實上，事情要更為嚴重：俄羅斯的一舉一動正在被糅合進人們的大腦意識之中，而西方面對自身思想意識本身的改變，則是束手無策。」據我自己多年的觀察，即使俄與西方高度對抗，但在歐美核心專家和精英層中，暗中傾向於普京的不在少數。在西方政治面臨深刻危機的背景下，蘇爾科夫的批判不能不被認為是擊中要害的。
3. 在普京本人執政已有十八年之久這樣的客觀背景下，值得關注的是，蘇爾科夫提出，普京「長效國家」未必一定是與普京本人相聯繫的。就像馬克思不認為自己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普京也未必一定認為自己就是這樣和那樣的「普京主義者」。蘇爾科夫提出：「現在需要為所有的、儘管未必是普京本人但卻像他一樣能夠作出努力的人而做好準備，提供可能」。蘇爾科夫觸及到了一個敏感點，但是，他要維護的還是普京的「長效國家」。
普京怎麼想？
第三，普京本人是否同意?當年，普京也並不完全同意蘇爾科夫提出的「主權民主」概念。
2006年，我曾聽普京當面闡述過這一問題。他說：「這一問題值得研究。但是，主權主外，而民主主內，這兩者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係還有待釐清」。我覺得，普京這一相當謹慎的態度，恐怕今天還是合用的。所以，不難理解，總統的發言人佩斯科夫迴避了普京是否將回應這一文章的問題，他說，普京正忙於準備對議會所作的國情諮文。
但是，蘇爾科夫的文章未必與普京的想法完全無關。
就像一年之前，蘇爾科夫發表的另一篇敏感話題的文章：「俄羅斯百年孤獨」，當時，大家還不太同意蘇爾科夫的觀點，覺得他是否有點言過其實。但是，從普京今年元旦講話所提到的「俄羅斯沒有朋友」，可見，蘇爾科夫的文章也算是一個預警。
最後，蘇爾科夫此文的寫作，儘管基於相當明確的思想立場，也具有相當明確的本土情懷，但是文章寫得並不教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提醒，所有未來對於普京政治體系的闡述，要避免「不合適的宣傳方式」；在文風上不要刻意區別「我們的」和「不是我們的」；在語言上不要去劃分「俄羅斯官方的」和「非俄羅斯官方的異端邪說」。他認為，原因在於，俄羅斯人已經有了讀懂這些文章的足夠的專業素養和潛能。
恐怕，問題還不只在於「宣傳方式」。當俄羅斯與西方關係處於如此水深火熱且嚴重影響到俄羅斯國計民生的關鍵時刻，除了通過批評西方以穩固自身，還必須通過合情合理的對話，一步一步地找到與西方重回對話的路徑，可能，這才是問題的癥結之所在。
（馮紹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