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周三（5月6日）公布《新冠肺炎人類挑戰性研究的倫理可接受性關鍵準則》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已開始為新冠病毒疫苗開發的挑戰性研究訂立框架，而諸如強生公司大型製藥企業亦表示將考慮進行這種主動讓人類實驗參與者感染新冠病毒的研究。到底如此以人類作為「白老鼠」能否為我們早日帶來全球渴望已久的疫苗？
在一般的疫苗開發過程當中，經過動物測試和首兩個階段的人類試驗之後，疫苗的安全性與有效性已有初步的保證，最後就要經過通常牽涉上千名人類實驗參與者的第三階段測試，讓接受了疫苗注射的人，以及作為對照組、只接受安慰劑注射的人，回到正常的生活環境當中，再以年月計的時間作觀察，去確認疫苗能否為人類帶來對於被針對病毒的免疫能力。
為何要主動感染人類？
這「以年月計」的時間，卻似乎是飽受新冠肺炎禍害的我們所承受不來的代價。
同時，目前全球各國都採取了不同程度的全民隔離政策，而民眾也各自採取了戴口罩、減少社交接觸、勤洗手、減少外出等減免感染病毒的做法，使新冠病毒的傳染率愈來愈低。這對民眾健康與醫療系統而言，當然是件好事。可是，這卻會使一般的疫苗測試更難尋得自然的傳播環境，並且加長了這種實驗所需的觀察時間。
有見及此，不少學者、研究機構、企業、政府也開始認真考慮所謂的「挑戰性研究」，只徵召較一般為少的數百人做實驗，分成接受疫苗注射的實驗組和接受安慰劑注射的對照組，在完全被實驗者控制的環境下，由實驗者主動以新冠病毒感染這兩組實驗參與者，再研判有關疫苗的成效。
倫理難題：參與者難料感染風險
這種做法當然也是1796年英國醫生詹納證明其牛痘天花疫苗有效的方法。然而，當代倫理對人命極為重視，要讓本來健康的人感染一種可能致死的病毒，當然有什為嚴重的道德難題。而且，挑戰性研究雖在其他疫苗研究項目上亦曾被使用，可是以挑戰性研究本身作為一種疫苗大規模使用前的實證基礎，卻是近代未有先例之舉。
在倫理的層面，世衛就提出有關「風險與潛在利益評估」、「研究場所選擇」等8項準則。其中，為了確保實驗參與者染病後健康風險較低，世衛就建議挑戰性研究應徵召18至30歲之間的年輕人士；同時，為了保障實驗參與者的權益，世衛也強調參與者必須有最充足的風險資訊，而且建議研究者在實驗過程中不斷重新要求參與者給予繼續實驗的授意。
可是，在新冠病毒的例子中，要實驗參與者得到充足的風險資訊卻是一大難題。新冠病毒出現只約5個月，科學界對其認識甚淺，而且目前也沒有任何抗病毒藥等療法能有效治好新冠肺炎病人，因此實驗參與者能夠得到的資訊甚少且難以確定，同時他們也不會有任何確切的治療預期。研究人員唯一能告訴實驗參與者的，大概只能是他們對新冠病毒目前所知不多。
雖然如此，根據美國徵召新冠肺炎人類挑戰性研究參與者的網站，目前已有來自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共超過15,000人表明願意「以身犯險」，去充當此類研究的「白老鼠」。
即使挑戰性研究的倫理問題得到解決，而且有足夠的志願者願意「勇」字當頭投身實驗，這類研究尚有至少三大難題要面對。
病源須模仿現實情況
第一，要主動感染實驗參與者，研究員手上就先要準備好適當作為病源的新冠病毒。美國西北大學的醫療倫理學教授沙亞和一眾國際學者5月7日就在《科學》期刊發表文章，呼籲學界無論最終是否決定進行挑戰性研究，也應先為此等研究發展出適用的新冠病毒病源。
此等病源的開發也並非易事。首先，它同樣要經過一系列動物測試，並經過驗證才能在人體上使用。而且，這種新冠病毒的類別，以及用於實驗參與者身上的劑量，也需要能夠有效模仿自然環境中流行的新冠病毒；否則，如果劑量太少，實驗的結果將與現實脫離，而如果劑量過多，實驗參與者將遇上更大且無必要的生命危險。
實驗結果未必能「推而廣之」
第二，在年紀較輕的實驗參與者身上所得到的實驗結果，也未必能夠推而廣之而適用於其他年齡層。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熱帶流行病學教授史密斯就指出，疫苗在老年人身上的效用較低是一個普遍現象——因此即使挑戰性研究證明疫苗有效防止新冠肺炎症狀，同樣的結果也未必適用於年長人士。
世衛在其準則文件中也承認了此一局限：「選擇風險較低人士作實驗參與者，是將『參與者的安全』放在『實驗對高風險參與者的結論推及能力』之上」。然而，由於主動感染高風險人士並非選項之一——即使不顧倫理考量，如果有實驗參與者因為實驗而死，在短期內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研究也將極難再徵召的志願者參與——因此這種對疫苗有效性的實驗限制也是難以避免。
未能測量疫苗安全性
第三，這種參與者人數較少、參與者健康背景相似度高的實驗，也難以測量疫苗在不同背景人口中的安全性。同時，挑戰性研究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得到結果的優勢，也使它難以測度出疫苗的長期健康影響。
由於新冠病毒疫苗理論上的目的是要讓全球絕大部分人接受注射而免疫，只要當中有影響幾個百分點人口的嚴重副作用的話，疫苗本身的禍害可能比新冠疫情本身還要嚴重。
要確保疫苗安全，規模較大與時間較長的傳統疫苗測試，似乎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即使某種疫苗成功通過挑戰性研究，它也只能夠在有限度的範圍內使用，而且受注射人士也要對其未知的風險有足夠的認知。
由此可見，倫理風險極重的人類挑戰性研究，其實未能掃除新冠疫苗開發的實驗難題與時間限制。不過，在新冠疫情近乎無解之際，以人類志願者作為「白老鼠」也不能不是科學界的選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