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理論界曾產生三次激烈的論戰。第一次思想交鋒便是「問題」與「主義」之爭。實際上，這種爭論沒有必要。任何社會都有發展的目標導向即「主義」以及核心價值觀，在發展的過程中又面臨著許多社會問題。因此，要在特定的主義指導下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深化對主義即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當年這場爭論的實質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否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近一百年的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但是，在1919年，只有那些走在時代前列的先進分子才能在眾多的「主義」中，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並把它作為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的思想武器。李大釗就是這些先進分子中的傑出代表。
在中國最早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是李大釗。1919年，他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與以往一些學者片言隻語的和不確切的表述不同，對馬克思主義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闡釋。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歷史論、經濟論和政策論，即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統一，而階級競爭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同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0期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拉開了論戰的序幕。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外來進口」的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提出要把一切「主義」放在腦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主張「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認為拋開具體問題高談社會主義，去求根本解決，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作為回應，李大釗於1919年8月也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與胡適針鋒相對的文章「再談問題與主義」。李大釗認為，「問題」與「主義」不可偏離，要想解決一個社會問題，就應當使社會上多數人接受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從事社會運動的人，「一面固然要研究實際問題，一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中國社會問題，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去解決；經濟制度的變革是一切社會變動的基礎，為實現經濟組織的變動，必須開展階級鬥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之間的矛盾，並呈現出對抗、不可調和的性質，從這個「問題」中必然要引申出革命的道路，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當然，這場爭論並不像後人所評價的那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陣地由此得以鞏固，一大批先進的知識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就不會走那麼多彎路了。但是，可以說馬克思主義逐步在共產主義者的頭腦中紮下根來。儘管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還比較膚淺和模糊，但論戰畢竟起到了促使他們深入學習和思考的作用。組建共產黨的思想條件也由此逐步成熟。
中國共產黨既然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就意味著它將要引導中國走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道路，並使中國的革命運動融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中。但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以後則遇到了一個與西歐迥異的社會環境。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也有一個逐步熟悉和運用的過程。首先二者結合既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必須深刻認識國情，並具備理論聯繫實際的能力。由此也就產生了「主義」與「問題」的交互作用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逐步清晰。
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確立了社會主義理想，並且把俄國十月革命道路視為實現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的必由之路。但是，在歷經「兩次勝利、兩次失敗」，付出高昂的代價以後，才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俄國的經驗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首先要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的道理。正是通過長期探索，中國共產黨才領導中國人民開闢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並在這條道路上解決了舊社會的矛盾，建立了新中國。1949年新中國的誕生，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共產黨宣言》曾把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即「消滅私有制」。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雖然遵循了這個基本原則，但具體方法則與蘇維埃俄國不同，是「贖買」而不是「剝奪」。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對於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當然，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也存在著缺點和偏差。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說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具有歷史必然性。1981年2月14日，鄧小平為培格曼出版公司編輯出版的《鄧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作序，用簡練的語言勾畫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他說，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世界歷史在錯綜複雜的矛盾和激烈的動蕩中發展，社會主義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也走過了自己的很不尋常的道路。這本文集裡的第一篇講話，即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發表的時候，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正以其蓬勃的生機和造成中國社會深刻變化的巨大成就，為世界人士所矚目。60年代中期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國人民遭到了一場巨大的浩劫，我們的國家經歷了一場嚴峻的考驗。從1976年10月，特別是中國共產黨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這條「健康發展的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這個歷程中得出的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從這個意義上說，「主義」與「問題」的交互作用遠未完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在「社會主義」之前冠以「中國特色」，但這條道路並沒有違背人類社會發展所遵循的客觀規律，沒有偏離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反過來，正如哲學家所說，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共性寓於個性之中。沒有古希臘古羅馬開創的西方文明，沒有中國創造的中國傳統文化，沒有1500年以來歐洲的文藝復興以及開闢的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誕生以及在全世界的傳播，沒有「蘇聯模式」的試驗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闢，一句話，離開了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成果和發展道路，就沒有世界，沒有歷史，沒有世界歷史。但是，到目前為止，這種個體與整體、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仍然難以說清；人類歷史是否會終結，或者會趨同，仍然是歷史學家和未來學家所孜孜探索的難題。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其1953年的印度之行後，發表了他對中國和印度的看法：「這兩個國家之間正在進行一場競賽，來驗證自由方式和警察國家方式到底哪一個能實現更好的社會進程。這個競賽直接影響著這兩個國家的八億人口。長遠地來說，競賽的結果將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社會，包括我們自己。」在他看來，印度是自由社會，而中國則是警察國家，顯然這種觀念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而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表達則更為客觀，用詞更為準確。他在1954年也同樣直率地寫道：「現在我們最感興趣的國家是印度和中國。我們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顯然不同，但是我們實際面臨同樣的問題。未來將會證明，哪個國家、哪種治理模式將在各方面取得更大成功。」半個世紀後，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獨立日講話中，回答了尼赫魯關於未來的提問：「從獨立到現在已經大約60年了。60年只是古老的文明史的一個短暫的瞬間，但對於一個年輕的國家來說卻是漫長的。在這60年中，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歐洲的帝國消失了。新的力量在亞洲出現。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國的今昔。當看它們的時候，我在懷疑我們是否發揮了自己的所有潛能。」中國共產黨人的看法是：「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應尊重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承認世界多樣性的現實。世界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應長期共存，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我們將繼續同各國人民一道，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與普遍繁榮的世界而努力。」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將始終牢記鄧小平的囑託：「別人的事情我們管不了，只講一個道理：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
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仍然充滿艱辛和挑戰。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的迫切願望是填飽肚子。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以後，又要學文化，拿文憑。有了較高的素質以後，必然產生出當家作主、參政議政的強烈熱情，還要追求個性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個更高層次的目標。人民群眾始終充滿著這種「新期待」。改革開放之初，按等級的平均主義的「大鍋飯」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之一，但如今人們關注的重點早已轉移到收入差距的擴大上來了。改革開放之初，社會結構比較簡單。隨著社會分工的深化，社會分層加劇。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為主體的社會逐步分解為由不同職業和社會階層構成的多樣性社會。於是，社會關係和社會矛盾複雜化。「群體事件」成為新世紀普遍流行的一個名詞。今天是中國已經今非昔比了，但是水漲船高。也許英國工黨理論家安東尼?克羅斯蘭的觀點帶有啟發性：儘管物質水平和表明上的滿意度不斷提升，但是可以避免的社會貧困和身體疾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許多人的選擇和活動自由；仍然存在著大量社會對抗和階級怨恨，這不僅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有表現，而且使社會缺少應有的安寧和滿足感；收入和權力分配仍然很不公平，這方面的分配仍然與才智、美德、能力或智力等方面的分配密切相關，特別是獲取高額報酬的機會，仍然很不平等。這些問題不僅資本主義社會獨有，如今社會主義的中國也並不少見。這些都是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人類社會將始終存在著矛盾。
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在新的起點上，推進理論創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辯證運動中，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和中國實際的交互作用中，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所遇到的各種矛盾中，在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定能找到解決衝突的線索。
（作者為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