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諾獎來得晚一點比較好，讓我自己能在獲獎之前先專注於做科研，真正的科學家最大的樂趣還是來自於科研。」2018年10月31日，麥克阿瑟天才獎得主餘金權在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上接受採訪時說。
他是美國斯克裡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TSRI）教授、中科院上海有機所特聘研究員。他開創了碳-氫鍵催化和官能團化的新方法，該方法將有利於開發各種多功能、新穎和有益的化合物，將推動相關學術研究領域、工業生產和製藥研究的發展。
麥克阿瑟獎，又稱為「天才獎（Genius Grants）」，每年獎勵20至30名各個領域「在持續進行創造性工作方面顯示出非凡能力和前途」者。與很多大獎不同，麥克阿瑟獎並不注重過去的成就，而是鼓勵那些有創造力、有洞察力、有潛力的人。2016年，餘金權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
提問：為期三天的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今天閉幕，數十位世界頂尖科學家匯聚上海，可能會帶來哪些成果？
餘金權：我是生物學出身，但在化學方面獲獎，跨界已經成為一種常態，這種高層的跨界給我們帶來了顯見的成果。5年之後，大家可能會見證這次大會的成果。我的成果可能是藥物和AI的合作，在AI方面，我和麻省理工大學馮國平教授和上海交大副校長、中科院院士毛軍發教授交流過，以後在新藥研製方面會進行一些合作。
提問：上海正在建設科創中心，與你以前在上海上學時相比，現在的上海有什麼變化？
餘金權：完全不一樣！當我還在上海求學時，真的比較艱難。我們沒有最新的設備，沒有足夠的信息，沒有網絡，沒有電腦。出國之前我完全沒有用過電腦，當時寫論文全是手寫的。
最不一樣的變化是與外界的聯繫。你看，現在諾獎得主羅傑·科恩伯格就在這裡。今天有個青年科學家論壇，中國的年輕科學家可以直接和他面對面交流，我非常嫉妒他們。但是在我那個時代，我見不到任何諾獎大師，連講英語都很困難。
現在在上海要做頂尖的科學研究環境和條件真的好太多了！
提問：你當時作為一個中國學生去國外求學，有什麼感受？
餘金權：我在中國不是一個傳統的好學生，成績不怎麼的。我回華東師範大學訪問，校長把我大學時期的成績單列印好送給我，我看了以後，還行，沒有我想的那麼差。反正不是班上最好的學生，80幾分也還是有的。我更講究把一個問題問清楚，而不是準備考試、記憶。我理解得很好，但考試很多細節不一樣掌握得很好。
中國教育還是有很多可取之處，比如基礎訓練比較紮實，只不過你自己不要受局限。老師教給你的就這麼多，你自己要去閱讀，要擴大視野。
我在大學雖然學得一般，但我已經看過當時諾獎得主、後來成為我導師的艾裡亞斯·詹姆斯·科裡（Elias James Corey）寫的一本書，我根本沒想過以後會見到他。但我沒想到，後來我在劍橋遇到他，他把我帶去哈佛，又學了兩年。他是超級大師，用諾貝爾獎得主這個詞還不足以衡量他的成就，可能一個時代就出這麼一個最傑出的人。
提問：上海如何吸引像你一樣的科學人才？
餘金權：上海在吸引人才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特別是在企業界，特別是生物製藥領域，上海是目前優秀人才最多的地方。
如果說吸引科研人才，這需要國家政策來配合。像美國，不管研究人員是哪個國籍，都能來做研究。
我認為吸引全世界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就像美國這樣的先進國家，也非常需要全世界人才。科研需要需要不同的人、不同的思路撞擊，才會產生新的火花。
餘金權：吸引國外人才來中國工作牽涉到很多具體問題，比如生活上的問題。我有兩個同事是世界頂尖科學家，他們現在大部分時間在上海工作，那就有小孩上學、生活環境、習慣、文化等方面的問題。上海會說英文的人越來越多，外國人來上海的研究所工作的話，語言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讓上海這個都市更加國際化，更加與國際接軌，將會有助於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來中國。你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一個國家不管怎樣強大，在科研上都需要各種人一起來做，共同研究，才有撞擊和火花。
今天199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約瑟夫·泰勒（Joseph Taylor）在演講中就講了一個非常好的故事，說明國際合作非常重要。他提到貴州的「天眼」Fast射電望遠鏡，作為國際合作項目，團結了中國、澳大利亞、美國、荷蘭等多個國家的科學家，整合了成千上萬最新系統和基礎成果，如澳大利亞的工業聯合組織提供了最新低溫恆溫器技術使其更加精準。
提問：你接觸到很多頂尖科學家，他們的共同特質是什麼？
餘金權：我相信還是有一些關鍵的因素。首先，你必須有非常好的思維能力。早期老一輩科學家還要有超強記憶力、獲取知識的能力，我們這一代信息太多、工具太多，對記憶力的要求並沒有那麼高。
要有非常好的分析能力，還要有靈感和想像力。我跟這些科學家交流時，覺得他們都有獨特的思維能力和超強的想像力。科學要去否定以前的規則，要去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情，而不是按部就班把原來的事情做得更好，這不是頂尖科學家做的事情，頂尖科學家要去做以前認為不能做的東西。
當然，早期碰得頭破血流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一般來說，早期5年-10年都是很痛苦、很堅信的。像20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阿達·約納特（Ada Yonath），她差一點被研究所開除了，早期她睡在實驗室，實驗室都要被沒收，研究所要趕她走，她不肯走。因為她覺得她做的事情很重要，她快要做出來，但還沒有做出成果，有時候很難做出來。這個時候，除了要有超強的想像力和自信，你還要有超強的毅力，要能堅持。
我們也要有運氣，但運氣要等你朝正確的方向堅持很久以後才會來。
提問：做科研是否會影響到生活？
餘金權：肯定會影響生活，特別是早期奮鬥的時候。2002年我在劍橋剛開始工作，帶第一個學生的時候很瘋狂，我的研究就像大海撈針一樣，有任何想法都會去試。
但還是要勞逸結合，我調節的方法就是體育。我非常喜歡體育，踢足球，然後也會掌握新的體育技能，去學一些新的項目。這個學習過程能給自己一種釋放，也會找到很多靈感。
我踢球會踢到比較高的水平，屬於非職業的高水平，我會很認真地學習，有時候學習不同的東西也會有所啟發，同時讓你勞逸結合，保持旺盛的精力。如果你整天很無趣，整天關在實驗室，不一定就能夠有突破。
提問：你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什麼？
餘金權：我真正的突破是在2008年，只是相對以前來說，有些以前不能做的那時能做了，但離真正的目標還差很遠。最近一兩年又上了一個臺階，我們可以把立體化學控制得很好，這是整個化學領域的一個突破。把四面體的碳中心敲斷以後怎麼控制手性，是個世紀難題，我們的研究以後肯定會出現在高中或大學的教科書裡面。我們是第一個實現的，完全無爭議。
提問：這對新藥研發將產生什麼影響？
餘金權：以前合成藥物是讓碳-氫鍵要走很多步才能合成藥分子，很多諾獎級成果都只是讓碳-氫鍵走1步，但我現在可以讓它一次走3步甚至很多步，活化以後就直接合成藥分子了。
比如，如果做一個藥分子總共需要7步，那我現在把它縮短到兩步。這樣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厲害之處，但研製藥物不是做一個藥分子就行，你要做很多很多藥分子，百萬量級，最終才能找到那個藥。比如原來藥物庫要做700萬步，那現在200萬步就行了，時間、成本、對環境的汙染就減少了很多。
縮短發布新藥的時間很重要，新藥研發講究速度，很多病人不能等。一個藥如果早發現1個月，就等於挽救眾生。如果推遲兩個月，很多病人就沒有希望了。
提問：你被稱為「諾獎候選人」，對於離諾獎有多遠這個問題，你是否會有壓力？
餘金權：我真的沒有壓力。對科學家來說，諾獎當然很好。作為我個人來說，科學家還是應該集中精力解決問題、對人類做出貢獻。很多我認識的科學家沒有得諾獎，但他的成就淵源遠流長，一直對人類有貢獻。
我認為諾獎就像一個甜食，頭盤是要訓練自己做科研，主食是要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對人類有貢獻。比如我現在的製藥公司做出了針對關節炎、癌症、狂躁的藥物。
我希望諾獎來得晚一點比較好，讓我自己能在獲獎之前先專注於做科研。真正的科學家最大的樂趣還是來自於科研，至於諾獎當然很好，但並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