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遊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八周第一天德黑蘭 瑪贊·莎塔碧 《我在伊朗長大》
一直到我2011年第一次去伊朗之前，我一向都覺得自己是個對美國新聞媒體有足夠警惕的讀者。如我所料，在伊朗，人們還精心保存著伊斯蘭革命時期留下的「美國去死」口號。
那裡還有很多阿亞圖拉霍梅尼
（譯者按：阿亞圖拉是伊斯蘭教什葉派宗教學者的尊稱之一，此處指的就是伊朗前最高領袖霍梅尼）
的肖像。在這幅壁畫裡他明顯是在把犧牲在兩伊戰爭中的烈士英魂召集到自己身旁。
但是我之前並沒有預計到伊朗中產階級早就非常習慣於將西方文化和中東文化融為一體了。我之前還有個無心之失，不加反思地接受了「什葉派」就等同於一種尤其嚴苛（甚至「極端」）的伊斯蘭教這個觀點。於是當我發現很多伊朗人可以非常靈活地安排自己的宗教生活之時，我大為驚訝。比如說，他們決定每日的五次禮拜可以分成三組來完成，這樣就更容易把它們融入日常生活的節奏之中。他們也相信虔誠的宗教信仰與積極參與當代世界文化之間並非水火不容。
甚至伊斯蘭革命本身都融入了與時俱進的品牌信息意識，正如我在德黑蘭機場的一條橫幅標語上所發現的。
（譯者按：標語中部的英文不是很標準，直譯是「沒有依瑪目霍梅尼的名字這場革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被承認的」，右下部英文為「旅途愉快」。）
在牢記要把伊斯蘭革命和依瑪目霍梅尼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之後，我就踏上了愉快的旅途。
伊朗的這些複雜性都在瑪贊·莎塔碧（Marjane Satrapi）的暢銷書《我在伊朗長大》
（譯者按：原書名為Persepolis，直譯為《波斯波利斯》，指的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此處書名遵從三聯書店2010年出版的中譯本）
裡有絕妙的闡發。這本書最初是以四卷本的形式於2000-2001年用法語出版，然後在2003-2004年又出版了英語譯本，之後又翻譯成了其它好幾種語言。2007年莎塔碧以自己的書為底本，自編自導將其改編成了一部獲獎的動畫電影。它的預告片就足以讓人品嘗到電影的詩意效果了
（譯者按：國內連結為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117455）
。
正如莎塔碧在這本書的前言裡寫道，自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
當這個古老而偉大的文明被人提及之時，大多數時候，它是和極端主義，狂熱主義和恐怖主義聯繫在一起的。作為一個生命的一半多都是在伊朗度過的伊朗人，我清楚這個形象和真相相去甚遠。這就是為什麼寫作《我在伊朗長大》對我如此的重要。我相信一整個國家不應該因為幾個極端分子的錯誤而橫遭指責。我也不希望那些為了守護自由而在監獄裡失去了生命的伊朗人，那些在與伊拉克的戰爭中死去的伊朗人，那些在一個個專制政權下承受苦難的伊朗人，還有那些不得不離開家人逃離故土的伊朗人被人遺忘。人可以原諒，但是人不應該遺忘。
《我在伊朗長大》探討了語言和圖像曖昧的力量，這樣的力量可以保存不應該被忘卻的記憶，但也可以扭曲甚至壓抑記憶。這本書既是一本自傳，也是一本女性主義成長小說，還是記錄1979年伊斯蘭革命及其影響的一粒時間膠囊，以及一次對當今世界文化複雜性的思索。莎塔碧講述了自己世俗化家族的歷史，她的家人反對過巴列維王朝，也反對之後取代它的專制的伊斯蘭共和國。在兩伊戰爭期間，當德黑蘭遭受空襲之時，瑪贊的父母把年僅十四歲的她送去了奧地利念書，在她那裡掙扎著融入當地的生活，卻漸漸開始大量吸毒，一度甚至流浪街頭。她在十八歲回到伊朗，進入大學學習平面設計，有過一段短暫而不如意的婚姻，最後在二十二歲的時候永遠地離開了伊朗。
在這本書的最後一幅畫
（譯者按：相關圖片均來自三聯書店2010年出版的中譯本）
裡，瑪贊告別了她充滿希望的父母和淚流滿面的祖母。在這幅畫的下方，她寫道：「我後來只再見過她一次，在1995年3月的伊朗新年期間。她在1996年1月4日去世了……自由是有代價的……」
就和普裡莫·萊維以及保羅·策蘭一樣，莎塔碧也正視了語言在創傷面前的局限，而在她的書裡，這意味著圖像語言的局限和文字語言的局限。當她的一位玩伴在一次空襲中喪生之時，瑪贊發現了自己朋友的胳膊——上面還戴著她最喜歡的綠松石手鐲——從她家的廢墟之下露了出來。我們看到瑪贊驚恐的反應，然後整幅畫面陷入了一片漆黑。
波斯波利斯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六到四世紀舉行典禮的都城。莎塔碧在自己書的標題裡召喚古波斯文化，可能是種本質化的姿態，但是在整本書裡，她一直在諷刺伊朗特殊主義
（譯者按：指貶低現存世界體系，將伊朗視為高於西方體制的獨特政體的觀點）
，而且還嘲諷了政治和宗教領袖試圖用古代的榮光、或者現代的犧牲之類的修辭，遮掩他們自私政策的企圖。
《我在伊朗長大》裡唯一一處再現了波斯波利斯的地方是在描述禮薩沙·巴列維國王如何在1971年利用這個遺址來讓為自己增光添彩，當時他組織了一次盛大的慶典來紀念居魯士大帝在此定都兩千五百周年。
在莎塔碧的書裡是這樣畫的：
一代代的遊客都在波斯波利斯遺址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當我去那裡參觀的時候，我吃驚地發現了康拉德的死對頭亨利·莫頓·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刻下的字，他在自豪地給自己的僱主《紐約先驅報》打廣告。不久之後《先驅報》就派他踏上了去非洲搜救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的著名徵途。
（譯者按：上方文字是「斯坦利」，下方是「紐約先驅報 1870」）
在《我在伊朗長大》裡，就像奧爾罕·帕慕克筆下的許多角色一樣，瑪贊發現自己痛苦地夾在兩種文化之間，「在伊朗是西方人，在西方又成了伊朗人」。在從奧地利回到德黑蘭之後，她陷入了抑鬱，甚至想自殺：
然而在瑪贊經歷這一切苦難的時候，她保持了自己永不屈服的叛逆個性。同時她也有種冷麵自嘲的幽默感，這種幽默感給她的書帶來了很多喜劇性的場面，減輕了無休無止的戰爭和壓迫帶來的悲劇。瑪贊去探望了一位童年玩伴，他在兩伊戰爭前線受傷歸來已成殘疾，他們的對話一直磕磕絆絆的，直到她的朋友講了一個讓人忍俊不禁的黃笑話。笑聲讓他們找回了交流的能力：
瑪贊的反叛源自她的父母，她的祖母以及她對一位摯愛的叔叔的緬懷，這位叔叔被霍梅尼政府處決了。當瑪贊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瑪贊的叔叔給她講述了自己被伊朗國王政府囚禁多年的故事，鼓勵她要銘記一切：「我們家族的記憶一定不能丟了，哪怕對你來說很難，哪怕你完全不理解它。」穿著睡衣盤腿坐在她叔叔身旁的椅子裡，瑪贊回答說：「不用擔心，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我在伊朗長大》是非同尋常的銘刻個人和家族記憶的努力。不過鑑於它高度個人化的形式，它當然不能（它也沒有如此宣稱）全面反映伊朗的歷史和文化。比如說，幾乎毫不例外的，我們在這本書裡遇到的伊朗人不是理想主義的左派就是蠻橫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我們明天會看到的書將會對莎塔碧這種當代的、世俗的身份探究有很好的補益，那就是法裡德·丁·阿塔爾寫於十二世紀的《百鳥朝鳳》，書裡融入的蘇菲神秘主義為阿塔爾提供了追尋和批判自己文化及其意識形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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