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治正確」成為主流,我們只能做一個「受害者」?

作為一個不愛表達意見的亞洲女生，我一直都和這個若隱若現的「受害者」身份保持著微妙的關係。我利用它獲得盟友和歸屬感，也掙扎著證明並不是每一次都要淪為受害者。

曾經同級的同學們通過對於受害者的製造，成功地排擠了一名拿到終身教職的教授，使研究生院禁止他教授任何研究生級別的必修課。 而我就是這受害者之一。值得琢磨的是，這受害者是如何構造出來的。時常觀察，就會發現這過程遵循一個清晰的文化腳本。

例如，教授在課上做出的某種回應，如果對象是我，同學們會將其解讀成種族歧視，並且充滿同情心發信息提醒我，這就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呀，你還沒察覺嗎！而同樣的回應，如果對象是一位白人同性戀的男生，就會被解讀成輕微的性騷擾。那段時間，我在研究上也和這位老師有合作關係，但是他並不認同我的研究框架，並堅持希望我採用他提出的框架。我和同學們聊起這件事和課上的狀況，其中一個同學的解讀令我印象深刻到有些惶恐：

「He is gaslighting you！We have to get you out of his control!」 

據這位同學介紹，Gaslighting的原意是有人會偷偷把煤氣燈調暗，每天調暗一點，讓房子中的人自以為精神錯亂無法正確感知周圍環境，而逐漸真的精神錯亂起來。如今這個詞泛指各種令人產生自責自卑感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