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8點半，記者如約來到王寧教授的住處。在十幾年的採訪經驗裡，這是第一次這麼早去採訪對象的家中。王教授解釋說，採訪時間是一個小時，早點兒開始，上午的時間就不至於支離破碎，「我還要看書」。
王寧師從我國著名語言學家陸宗達先生，是「漢字構形學」與「書寫漢字學」的首創者，在漢字標準化、規範化方面做出過突出貢獻，國務院2013年6月發布的《通用規範漢字表》就是她領銜研製的。年近80的她在日常教學科研之餘，特別關注著漢字和漢字文化的命運。王寧說自己對漢字和漢字文化感情很深，看不得歪曲、褻瀆漢字的現象。這既是專業使然，也與她的一段特殊的經歷有關。
王寧在西部高原的青海工作過28年。上世紀60年代中期，王寧曾到青海農牧區開展掃盲工作。老百姓對文化的渴求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你認字，老百姓就覺得你是好人，就願意把孩子交給你教。」王寧說，她一輩子也忘不了，識字班的老人蹲在村口等郵遞員送報紙來，為了加快閱讀速度，幾位老鄉把報紙一撕兩半，分頭看。「中國老百姓對文化對知識真是非常渴求，這種渴求非常寶貴。我們作為專門從事文字工作的人，應該牢牢記住這一點。漢字和漢字文化能夠綿延不絕，生命就在民間。」王寧說。
記者：現在像漢字聽寫大賽和中華成語大賽這樣跟漢字有關的電視娛樂節目收視率都很高。您認為這種娛樂節目火爆起來，背後有哪些原因？對傳承漢字文化有何利弊？
王寧：有這樣一種看法，好像進入計算機時代以後，大家都不寫字了。以前大家都寫信，現在也不怎麼寫了。大家都覺得有點提筆忘字，其實現在誰也不提筆，都用電腦打字，也談不上忘字不忘字，因為根本就不提筆。社會上擔心漢字文化會削弱。為了滿足這種需要，有一些娛樂節目就走到文化上。這本來是好事，不是壞事。
古話說，「樂盛則流」。一個國家娛樂太旺盛了，人們就會忘記精神追求。特別是如果娛樂節目為收視率考慮，在價值取向上有偏差，就無法提升人們的精神境界，不但不會增加社會的文化深度、厚度，反而會帶來「狗馬聲色」的奢華作風。電視等媒體的傳播工具運用高科技，相當氣盛，很是強勢，跳跳唱唱的娛樂節目太佔上風，並非老百姓所願。中國是個有五千年古文明的國家，對漢字、對詩詞、對楹聯這樣一些傳統文化形式感興趣的人很多。漢字聽寫大賽一開始受歡迎，反映了大眾的文化渴求，這種渴求是很可貴的。
記者：但現在大家也批評漢字聽寫大賽越來越難，字越來越偏。
王寧：的確如此。這些節目因為有商業化的傾向，它要收視率、要比賽，就不再考慮節目的教育功能。要知道這個節目用的是初中的孩子，他們在學校有學習任務，考的字越來越難，不要說孩子了，就是我們這些專業人員不查都不一定答得出來。這就必然讓少數參賽的學生去背字典，成為「比賽明星」，而多數的學生更加認為「漢字太難」「不可企及」。這樣做不但衝擊了我們正常的語文課，還帶來教育環境的不安寧，對我們的基礎教育並非助力。
有的成語比賽，不是去講這個成語的意義和用法，而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啟發對手，成語裡有一個「九」，他用「十減一」去啟發，有一個「牛」字，他用「帶犄角的」的去啟發，把一個精煉、精彩、涵義深刻的成語搞得支離破碎，還有什麼傳播文化的意義？更有甚者，現在的廣告亂改成語成風。有時候用成語改字，的確是一種修辭手段，起到幽默的作用，但是如此大規模地隨便改，成為一種時潮，傳遞的是一種戲謔文化的信息，把民族語言不當回事，隨便開玩笑。小孩現在都糊塗了，不知道怎麼說才是對的。
繼承傳統文化不是去復古。現在有很多形式主義的復古現象，比如穿上漢服去領畢業文憑，造各種假儀式祭孔、祭炎帝、黃帝，讓孩子穿著秀才服背《弟子規》……中國傳統文化有那麼多好思想可以去學去教，搞這些假儀式有什麼意思？中國人都很尊崇倉頡，但有一次一個節目要在我的講座裡出倉頡廟的視頻，我堅決反對。倉頡只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已經成為創造漢字的文化符號，人們崇敬倉頡其實是崇敬漢字，我實在害怕這個節目播出後，大家都去燒香拜倉頡廟，那實非我之初衷！
記者：現在很多家長在孩子念小學前就要求孩子認識多少個字，社會上各種學前識字班也很多，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王寧：我們必須明白一點，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所以，對語言來說，文字是第二性的符號系統。當孩子還沒有掌握一個詞語時，教給他那個字，是沒有用處的。學齡前兒童首先要身心健康，發展語言能力，語言能力強，思維能力就強，吸收能力強，孩子就聰明，看什麼都新鮮，都好奇。上了小學，他學習會非常敏銳。那麼小的孩子你教他學2500字，大部分沒有用，比如我們教孩子寫「惆悵」兩個字，他根本不可能懂，就算會寫了又怎樣呢？「乙」字寫起來很簡單，只有一筆，六歲的孩子有用嗎？一面學一面忘，不是浪費他的精神嗎？有的家長和學校缺乏正確的教育理念，聽信不科學、不切實際的宣傳，不但沒有教育好孩子，反而是在增加孩子負擔，讓他們不快樂，甚至摧殘孩子。
記者：今年兩會期間馮小剛等名人提出要恢復繁體字，漢字的繁簡之爭再次引起關注。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王寧：漢字關於繁簡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是有歷史原因的。20世紀初提出漢字簡化，根本原因還是為了普及文化，普及教育。民國初，我國的文盲率高達80%，在推行了白話文之後，漢字簡化對普及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是不能否認的。我國到五六十年代就已經掃除了文盲，簡化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簡化字記錄現代漢語是沒有問題的，記錄淺顯文言也完全能夠勝任。但是要解決古籍整理這樣的問題，的確不很適應。所以我們現在正在接受國家語委委託，研製古籍印刷通用字字形的規範。例如，簡化字不僅僅簡化了筆畫，還採用同音借用的方法合併了一些字的字用，有的合併到了文言裡就不一定合理。徵稅的「徵」和徵伐的「徵」字用合併，到了文言文裡就分不清是納稅還是打仗。字用合併過多，有的字就負擔過重，區別起來有困難。比如「幹」，幹警、乾淨、幹活、樹幹、薯幹……都用一個「幹」字，難以分辨清楚。在研製《通用規範漢字表》的過程中，我們曾考慮恢復幾個繁體字，讓一對多的簡繁字減少一些，但權衡利弊，最終還是沒有恢復。一則漢字是一個系統，簡繁對應的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還是等研究更深入後全面考慮；二則在記錄現代漢語時簡化字還是勝任的，保持穩定是大家之所願。
記者：您覺得全面恢復繁體字有可能嗎？
王寧：這個問題我們曾專門論證過，這裡只能簡單回答。我前面說過，簡化字針對現代漢語沒有問題，用於古籍整理和印刷是不太適應的。有些人希望恢復繁體字，特別是文史專業的人員，是在弘揚傳統文化的今天，出於一種希望溝通古今的心情，可以理解，這種情懷也無可非議。但是，簡化字推行了60多年，已經深入到文化教育的各個領域，成為人們語言生活中一種習慣，一旦恢復繁體字，文化教育付出的代價太大；何況也沒有必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已經明確，手寫、書法和古籍印刷等都可以使用繁體字、異體字，在不同文化層次和不同使用領域分別處理，完全是行得通的。再說，漢字的國際編碼擴充E已經達到8萬字左右，國際上是認可我們的簡化字的，聯合國常用的6種語言包括漢語，漢字就是採用的簡化字體系。
考慮漢字繁簡問題要從國家大局出發，不能從個人喜好出發。其實，簡繁字的差異並不大，都是淵源相同的漢字，現代人認識繁體字並不困難，很多年輕人看港臺電視劇，下面都是繁體字幕，他們閱讀多了也就認識了。
記者：字母詞的泛濫也是近年來很受關注的問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專門出臺一個規定，禁止在大眾傳媒上出現像NBA、GDP這些字母詞，必須換成漢語的說法。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王寧：字母詞的確不能泛濫，特別是有些人不好好說漢語，說話摻著英語趕時髦，過去對這種故意漢英參半的話語叫「洋涇浜」，是帶著諷刺意味的。現在也有些人開玩笑說，中國工商銀行的英語簡寫是ICBC，意思是「愛存不存」，肯德基KFC是「開封菜」……漢語就適合用漢字表達，漢語對字母本身有排異現象，這也很正常。
但是也應當看到，在科技和經濟全球化時代，字母詞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好多國外的新東西要進入國內，速度太快，還來不及給它起個中文名字，就只好用字母詞來過渡。詞語的意義帶有經驗性、民族性，名源常常跟著物源進入某些公開領域。要創建一個借詞的本土名稱，需要一個過程。專業領域用字母詞已經不可避免，進入普及領域有些也習以為常。比如「X光」「U盤」……約定俗成後，換一個說法反而不懂了。為了滿足交際的需要，不能夠絕對地說不能用。比如說，PM2.5在國內流行起來後，科技名詞委想給它規範一個用漢語表示的名稱。PM2.5的意思是空氣中飄浮的直徑小於或等於2.5微米的細微顆粒，叫「塵」不適合，叫「灰」也不合適，叫「粉塵」也不合適。PM2.5是造成霾的原因，也不能管它叫「霾」。要準確地說就只能說它是「空氣中飄浮的直徑小於或等於2.5微米的細微顆粒」。太長了，記不住，連識字不多的老人也還是說PM2.5。所以，一方面要防止字母詞泛濫，用字母詞首先要解釋清楚它的意義，並且儘快運用民間智慧創建漢語詞，保持漢語書面語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允許必要的過渡現象存在，這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