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早在商代後期就已出現記錄世系的圖譜，但還不屬於紙質的譜牒類文獻。東漢以後，由於譜牒的政治功用漸趨強化，譜牒類書目迅速增加，逐漸由《漢書·藝文志》術數略下的一個子目變為史部目錄下一個固定的二級類目。宋代以後，譜牒類書目的政治功用逐漸缺失，其在目錄學中的地位明顯下降，到清代最終被排除在史部目錄之外。譜牒類書目在目錄學著作中分屬演變的歷程，折射出不同歷史背景下譜牒社會功用的變化。
關鍵詞：譜牒；源流；分屬演變；史部目錄
譜牒一詞出於《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謂「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於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從這句話來看，譜牒應是某種記載有帝王世系的載體。「譜」在《史記正義》中的解釋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來書寫的小而薄的竹簡或木片」[2]470。由此推斷，譜牒應是一種記載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簡或木片。譜牒作為一類重要的文獻分支，對其起源與在目錄學著作中的分屬演變進行研究，對於考察譜牒類書目的歷史流變與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變化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關譜牒的記載
據陳夢家研究，在商代後期就已經出現了記載直系祖先、宗子名諱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辭綜述》一書中，陳夢家提到，在1506號甲骨上記載有「兒」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諱，其中兩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暫不論這片甲骨的真偽①，陳夢家所提到的這片甲骨文是刻在龜甲上的，並不是竹簡或木片。司馬遷也提到譜牒自周以後「乃頗可著」[1]487。由此可推斷，我們如今所提到的譜牒主要是指周以後的譜牒資料。
有關周代的譜牒文字記錄在戰國以後的書籍中有所記載。《周禮·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4]376鄭玄注引鄭司農云：「系世，謂《帝系》《世本》之屬是也。」[5]108即譜牒類書目。同時也說明周代設有專門執掌世系的官員——小史。關於周代譜牒的內容，《禮記·內則》也有記載，「(生子)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說明在周代譜牒主要是記錄人的生卒年月與昭穆世系的書籍。這一時期的譜牒類書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禮記·帝系》《春秋公子血脈譜》等。《世本》也被學術界普遍認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譜牒類書目。周代出現官修的譜牒類書目，與其分封制、宗法制有著密切的聯繫。周建國後實行分封制，周天子將親屬、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後代分封到各地做諸侯王，諸侯在自己的封地範圍內再次實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層層下移，構成周王朝的統治秩序。如何鞏固和維繫這兩個制度，必然要明確宗法制家族內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確保分封制的承襲，譜牒正是將這類承襲關係記載成冊，以「奠世系、辨昭穆」，維繫周王朝的統治。可以說，宗法制是譜牒類書目產生的直接根源，譜牒類書目有力維持了宗法制的沿襲。
秦王朝建立以後，廢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權制和郡縣制，這種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時也切斷了血緣與官制的聯繫。秦始皇下令焚書，將天下「無用」之書焚毀，使譜牒類書目在秦代基本處於停滯的狀態，公侯子孫皆「失其本系」[7]990。
二、漢唐時期對譜牒類書目的劃分及原因
《隋書·經籍志》採用四部分類法，將隋代及以前的書籍分為甲乙丙丁四類。乙類為史部，其類下著有「譜系」類。《隋書·經籍志》將史部作為一級類目單獨分類，同時將譜牒類書目置為史部目錄的一個二級類目，使譜牒類書目開始有一個明確的劃分。《隋書·經籍志》共著錄「譜系」類書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書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譜系」類下有3本書目不可算進譜牒類著作，即《竹譜》《錢譜》和《錢圖》，這3本書目與記載家族世系的譜牒類書目毫無關係。另外，除「譜系」類下著錄有譜牒類書目外，雜傳類下也有很多「家傳」，如《李氏家傳》《桓氏家傳》《太原王氏家傳》等[7]977。《辭海》對「家傳」的解釋為「敘述父祖事跡以傳示後人的傳記」[2]1040，即將家族中有聲望和功績的人單獨列出，為之立傳。這一時期的譜牒類著作還是以官修為主，這類「家傳」則類似於私修譜牒「家譜」的前身，雖被著錄於雜傳類下，但也有一些譜牒類著作的特徵。《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書目卷數與《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顯大為增加。究其原因，應是與東漢以後門閥士族的形成有重要關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選官標準為九品中正制，即將天下士族分為九品，選官用人皆根據郡望品級。世家大族為了延續自身的特權地位，家族婚姻嚴格恪守「門當戶對」的原則。如何準確判斷「寒門」與「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現，這就使得官修譜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漸突顯，但這也造成了「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9]1的局面。正因譜牒的這種功用，使得其時研究譜牒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被稱之為「譜學」。魏晉時期湧現出眾多的譜牒著作和研究譜牒的大家，西晉蒙摯撰有《族姓昭穆》10卷，東晉南朝的賈弼之、賈匪之、賈淵等祖孫3人是研究譜學的專家。譜學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將賈弼之的《十八州譜》續為710卷，又撰《百家譜集抄》15卷、《東南譜集抄》10卷等。不可否認的是，這時期譜牒類書目地位的提升和對譜牒的研究盛極一時，與門閥士族制度下對門第、血統、婚宦的重視息息相關。這一時期，譜牒類書目與政治聯繫密切。
其二，官修譜牒的衰落和私修譜牒的非公開性。在唐中期以前，譜牒多為官修，且多屬於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譜、天下姓氏錄等著作，用以確定姓氏郡望和門第品級。唐朝除唐太宗、武則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譜牒外，之後再沒有任何一個朝代組織過大修譜牒，官修譜牒逐漸衰落。宋代以後，反映一家一姓之譜系的私修譜牒書目繁多，是因其在當時並沒有太大的史學價值，也無政治功用，無需上報朝廷。這類譜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為「敦宗睦族」的象徵而存留。朝廷並不收藏這類書目，對此無可著錄之書，《四庫全書總目》和《清史稿·藝文志》對這類家修譜牒沒有任何的著錄，只有前朝遺留的少量總譜類著作，同時也因數目太少只能著錄於類書類下。
《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都將譜牒類書目置於史部目錄的譜牒類下。《舊唐書·經籍志》著錄「雜譜牒類書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將其著錄為「雜譜牒」類，是因為在「雜譜牒」類下不僅著錄了譜牒類書目，同時又著錄了很多「家傳」。「家傳」類書目多數時間是著錄於「傳記」類下，因而稱之為「雜譜牒類」。《新唐書·藝文志》共著錄譜牒類書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錄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與《舊唐書·經籍志》不同的是，《新唐書·藝文志》又將家傳類著作重新置於雜傳類，並在譜牒類下增加了很多之前從未著錄的「家譜」類書目，這些「家譜」類書目卷數很少，多為1卷。如《謝氏家譜》1卷，《東萊呂氏家譜》1卷等[11]1501-1502。與《隋書·經籍志》著錄的譜系類書目相比，這些「家譜」類書目顯然是記錄一家一姓之譜系，與前代州譜、百家譜相比，更多地帶有私人撰修的性質。
唐朝之所以會出現私修家譜類書目，與當時的政治環境相關。自隋代創立科舉制以來，選官用人的標準逐漸從姓氏郡望變成分科考試，這使得眾多寒門子弟通過讀書進入了官僚階層，高門士族直接晉升的渠道被阻斷，官修譜牒所具有的選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漸被削弱。唐朝統治者曾3次大規模地組織撰修譜牒，目的卻不是維繫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過撰修譜牒，提高皇族和新晉官員的門第等級，貶低舊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勢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將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錄》更是將五品以上的官員全部列入士族。應該說這時期的官修譜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統治者用作政治鬥爭的工具。從側面來看，舊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漸發展壯大，新士族的壯大推動了記載有一家一姓之譜系的新譜牒產生，但這類新譜牒書目畢竟只佔少數，官修譜牒依然佔據主導地位，譜牒類書目依然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後譜牒類書目在目錄學中的轉變
宋代是目錄學著作發展的高峰時期，出現了眾多的私修目錄學著作，目錄學著作的攀升標示著有更多的史家對書籍類目劃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藝文志》史部目錄專門增設「目錄」類，共著錄目錄學書目68部607卷[12]5148。「譜牒」依然是史部目錄下的一個二級子目，《宋史·藝文志》共著錄譜牒類書目110部437卷[12]5152。與「新舊唐書」相比，總卷數明顯減少，這與唐末五代以來戰亂頻繁使大批譜牒類書目散佚和宋朝科舉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譜牒的政治功用迅速喪失有關，「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錄學著作《崇文總目》史部目錄下專設「氏族」類，主要著錄譜牒類書目，共41部，計113卷[13]92。南宋鄭樵的私修目錄學著作《通志》將譜牒類書目著於卷66「藝文略」下，是謂「譜系」類。比前人有所進步的是，鄭樵又將譜系類書目詳加劃分，分為「帝系、皇族、總譜、韻譜、郡譜、家譜」等6類，共著錄譜系類書目170部2 411卷[9]619，這個數目明顯超過之前目錄學著作所記載的書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譜牒書目。總譜著錄43部1 074卷數量居首，家譜數目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也是私修目錄學著作，該書將譜牒類書目著錄於「姓氏」類下，共計33部，只是列出書名，並沒有記載書目卷數[14]13。該書在「姓氏」之外，又設「譜錄」類，但並不著錄譜牒類書目，而是像《考古圖》《端硯譜》《竹譜》等[14]24，是對政區、事物進行注述的圖譜類著作。宋元之際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卷270將譜牒類書目著錄於史部「譜牒」類下，共計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歐陽修、蘇洵也先後創新了修譜體例，被後世稱為「歐譜」「蘇譜」，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譜牒編撰的樣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來，宋代譜牒類書目有逐漸復興的趨勢，這與宋代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和政府對於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關。在宋代，民間宗族組織明顯增多，民間修譜(私修譜牒)的數量也隨之攀升，譜牒類書目的政治色彩明顯減弱。
《明史·藝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對譜牒類書目的劃分方法，將譜牒類書目置於史部目錄之下。《明史·藝文志》共著錄譜牒類書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譜牒類書目，並不包括前朝，這個數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這時的「譜牒」類目已位於史部目錄的最後，預示著譜牒類書目在史部目錄中地位的變化。《明史·藝文志》所著錄的譜牒類書目多數為私修譜牒。實際上自唐中期以後，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譜牒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私修譜牒逐漸佔據主導。另外，在宋以後，「家傳」類著作無論是「傳記」類還是「譜牒」類，皆沒有著錄，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譜」類著作。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是《明史·藝文志》的藍本，《千頃堂書目》在史部目錄下置「譜系」類，共著錄譜系類書目130餘部，大部分為家譜、宗譜、家乘等[17]269-289。這些書目的卷數明顯超越《新唐書·藝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則3～4卷，多則60餘卷，反映出明政府明顯放鬆了對私家修譜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廟、祠堂類建築顯著增多，反映出社會宗族意識的復甦。這時期的譜牒基本不具備政治功用，同時，由於統治者對私家修譜和民間建廟、修祠堂沒有過多的限制，使得譜牒類書目「敬宗保族」的社會功能漸趨突顯。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總目》的史部目錄下已無譜牒類書目，說明這時的譜牒類書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錄之外。子部目錄下置「譜錄」類，但並沒有著錄譜牒類書目，只是「器物、食譜、草木蟲魚鳥獸」之屬，真正的譜牒類書目被置於子部類書類下。所謂「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18]1141。清代學者認為譜牒類書目無類可歸，所以置於類書類下，反映出譜牒類書目在清代目錄學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經算不上史書，只能分屬於類書。《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譜牒類書目有：《古今同姓名錄》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書辨證》40卷、《帝王經世圖譜》16卷、《萬姓同譜》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錄的譜牒類書目並不多，且多是姓氏總譜[18]1141-1153。《四庫全書總目》對著錄的每一種書目都有文字簡介，如著錄作者及書目流傳狀況等。《清史稿·藝文志》與《四庫全書總目》相同，譜牒類書目同樣被著錄於子部類書類下，有《歷朝人物氏族彙編》10卷、《氏族箋釋》8卷、《姓氏譜》6卷、《類纂》50卷等共著錄譜牒類書目122卷，並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譜牒類書目從《漢書·藝文志》到《明史·藝文志》一直是史部目錄下的一個二級子目，到清代最終被排除在史部目錄之外，著錄於子部類書類下，在目錄學著作中的地位明顯下降。究其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兩方面。
其一，譜牒類書目的政治功用逐漸消失。魏晉南北朝是譜牒發展鼎盛的時期，「譜學」也發展成為一門顯學，這是譜牒類書目與政治聯繫最為密切的時期。譜牒規定了門第等級，門第等級又與選官用人相聯繫，這使得譜牒類書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書·經籍志》中譜牒類書目開始單獨分類，成為史部目錄下的一個二級類目。唐中期以後，譜牒所具有的選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為減弱，雖然譜牒也作為統治者的鬥爭工具被使用，但隨著科舉制的完善、皇權的加強，這種功用逐漸消失。唐末五代以來的戰亂使世家大族分崩離析，有的遷往南方，有的在戰亂中衰敗，譜牒類著作也大批散佚。戰亂過後，由於譜牒實際功用的缺失，這些世家大族並沒有對散佚的譜牒進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來，政府放鬆了對私家修譜、建廟的限制，人們的宗族意識又逐漸活躍起來，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東晉那樣「王與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譜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復存在。正是因為譜牒沒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錄學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藝文志》中譜牒已被置於史部目錄的末端，到《四庫全書總目》時則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錄之外。
《漢書·藝文志》是第一部流傳至今的目錄學著作，沿用劉歆的六分法，除「輯略」外，將漢及以前的天下圖書分為6類，分別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等。術數略下置有「歷譜」類。所謂「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8]1767，主要用於記載漢代的天文歷和四時歷。其中也包括2種譜牒類書目，即《帝王諸侯世譜》20卷和《古來帝王年譜》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藝略下也有著錄，與史部書目著錄在一起[8]1714。司馬遷在《史記》中曾多次提到「譜牒」一詞，並將其作為史料來源之一，但從《漢書·藝文志》對譜牒類書目的分屬方式及著錄卷數來看，譜牒類書目在這一時期顯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四、結 語
譜牒自商周時期起源，隋以後逐漸成為史部目錄下一個固定的二級子目，到清代最終被排除在史部目錄之外，反映出譜牒類書目在不同歷史背景下社會功用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也導致其在目錄學著作中地位的變化。實際上從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識的譜牒始終沒有消亡。如今，國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風」問題，使人們的視野又重新審視傳統的家族觀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譜、族譜，重新認識自己的家族文化。譜牒「敦宗睦族」的社會功能至今仍然適用，儘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復存在，但其作為維持家族和睦、維繫社會和諧的紐帶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釋：
① 關於這片甲骨的真偽,學界有不同看法：陳夢家、李學勤、於省吾等學者皆認為此甲骨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賓、胡厚軒等學者則認為是偽刻.羅格斯大學的陳光宇教授於2016年又發表《兒氏家譜刻辭綜述及其確為真品的證據》(《甲骨文與殷商史》,2016年第6輯,第267-297頁)一文，力證「兒氏家譜」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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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文琪(1996- )，女，江蘇豐縣人，在讀碩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宗族史、區域社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