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6月出版，416頁，148.00元讀罷《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一書（以下簡稱《粵》書），身為廣東人，實在是既心潮滂湃，猶如南海的潮水，又心添愁思，好比五嶺高山深處的雲霧。我們廣東人常說，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廣東人的母語意識這麼強、這麼執著，以致我們形成了語言的共同體（language community），母語之於我們，不再只是土話鄉談而已，更是一種文化記憶、集體意識，「是廣東人就說廣東話」，這是我們自尋身份的標識，我們以此標識自己、標識他人、標識自己的鄉土和歷史來源。
廣東在明清時期的繁榮奠定了文化發展的基礎，興旺的出版業、粵語漢字的創製，市井文藝的崛起，令粵語從晚明開始就產生了書寫傳統；而廣東地區較為獨立的地理單元，又產生了獨特的歷史社會經驗，比如商貿傳統、與其他文明交流碰撞的長期經歷、漢人與百越融合的文化底色，讓廣東人產生獨特的自我認知。廣東人從不否認自己的中國認同，甚至如《粵》書所言，廣東人可以說比其他的中國人更愛國，但廣東人也繼承了百越的歷史記憶，自詡是粵土的主人，這便是古書所言「俚漢融種、漸襲華風」的後果了。
身為第一性的語言
在語言學上，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也就是說，先有語言，而後有文字。在討論粵語書寫之前，我們還需檢討一番粵語的語言本身。這裡討論的是粵語的語音，詞彙語法按下不表。在語音上，粵語的聲母系統較普通話簡化，其特點是：源自古明母的微母字，在粵語依然維持在明母的狀態；粵語不存在顎化，因此也不存在尖團對立，所謂尖音、團音兩類聲母字，在粵語中依然是區分的；標準粵語疑母在細音前脫落，但在洪音前維持；標準粵語不區分平捲舌，都合流成一套，而在地方粵語上，可能存在平捲舌的區分；日母字在標準粵語只是聲母脫落，並沒有波及韻母，而普通話的日母止攝一等開口字已經韻母異化為er。因此粵語聲母看似與普通話相類，實際字音分派卻有所不同。粵語韻母則非常接近於中古韻書《廣韻》的形態。中古漢語的音韻概念依然可以應用於粵語。中古漢語的韻母分類使用等呼，等是劃分為四個等，呼是指開合二呼。在等方面，現代粵語不再區分三四等，合流一起，而有一、二、三等，因此音韻層次很清晰；在呼上，粵語依然存在開合對立，所謂開合對立，指是否存在圓唇音，最典型的是粵語的舌根g、k有對應的圓唇音gw、kw，而另外透過韻母轉化，一些韻母之間亦構成開合對立，比如on與un、an與eon等等。因此，雖然粵語作為現代漢語可以套用四呼概念分類，但中古的等呼現象依然可以在粵語身上分析。所以正如《粵》書所言，粵語的一大優勢是整合能力強，可以對應普通話，亦能對應中古音，這個強大的整合對應能力，為粵語對接古語和現代民族共同語提供了巨大的優勢，無論文言詩詞還是普通話，都能移植進粵語的書寫言說。
《廣韻》而聲調上，粵語保留了古音的四聲格局，大概繼承自晚期中古漢語。隨著全濁聲母的清化，粵語所有聲調區分陰陽調，因此古漢語中的清濁區分依然在粵語身上成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粵語聲調平仄基本是古音狀態，沒有變亂，而粵語聲調的特點也印證其號稱「天籟九調」的讚譽：在粵劇的編寫中，有個叫作《平聲中心論》的音樂理論，就是說，粵語聲調的音樂性以陰陽平聲為基礎，輔以另外的七個仄聲。這是符合古漢語詩歌的平仄理論的，因為平聲字數量巨大，以平聲為中心能充分利用這數量優勢，便於音樂舒展。之所以粵語聲調能以平聲為中心，在於這兩個平聲分別處於發聲基頻的兩個極端：陰平是55或53，陽平是11或21，這就構成高低和響的基礎——所謂音樂性，就在於音聲的調和。以高低和響為基礎，輔佐兩個上聲的飄升滑音、兩個去聲的高低間音、三個入聲的急促收音，這構成了粵語音樂性的系統色彩。在下文中，我們將會看到，這個聲調的音樂性、對古漢語傳統平仄的繼承，如何導致了廣東文學旺盛的詩傳統。這，就是身為第一性的語言語音外殼，對第二性的文字文學表現的影響。旺盛的詩歌韻文縱觀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會發現文人們非常喜歡寫韻文，比如晚清粵語報人鄭貫公、黃世仲、黃伯耀等一眾粵語諧文寫作群體，他們創辦粵語白話文報刊，為的是傳播革命思想，推翻清朝的帝制異族統治，希望這個國家能有所進化。之所以選擇粵語創刊，在於廣東地區那時還是官話鞭長莫及之地，使用北方的通用語難以在當地流通，而粵語廣州話是廣東地區名符其實的通用語。為了達到傳播目的，他們運用起押韻的形式，寫出來的諧文朗朗上口，今天的廣東人讀來也仿佛身臨其境，好像當時音聲再現。這是粵語音樂性強烈在作文上的應用。而更強烈展示廣東語文韻文傳統的當是粵謳和粵語格律詩。廖恩燾是近代粵語詩歌不能繞開的重要詩人，他是《粵》書提及的眾多作者中作家意識最強烈、個人風格最能彰顯的文人。《粵書》作者不稱自己探討的是粵語文學，而是粵語書寫，這是因為粵語書寫，更多是作為日常語言而非文學語言的書寫，或者說這時粵語的文學化程度不夠，還需要繼續提煉，因此粵語作品不一定能成為審美對象，作家在其中的參與度不大，未必就是自我投射的建構。比如晚清報人的粵語諧文，更多在於宣傳功用，而非美學建構，因此難以使用文藝批評的方法來評判這些書寫作品。而廖恩燾的作品，以其文人意識，達成了雅俗的融合。雅和俗之間，有著相抗對比的張力，因而更顯作品的風味特色。尤其值得注意的粵語詩歌是粵謳。粵謳和詞（長短句）一樣，一開始生發自民間，是歌女吟唱的民曲，後來經歷清代一眾文人如招子庸的參與，漸趨文人化，由所謂「伶工之詞」轉成「士大夫之詞」。舊粵謳和早期的詞一樣，是「豔科小調」，空間多是歌樓妓社，內容多是閨閣愁戀，充滿文人士大夫的情趣。到了清末民初，國家危難，已不能縱情酒色，這時便誕生了新粵謳，關注的內容轉向時事民生，走出妓院青樓，步入廣闊社會，「自是眼界始大」。與詞類似，這時的粵謳回歸了民間，表達的是國家民族災難中的人民心聲，正如詞的發展過程之中，因柳永的創作而變雅為俗。新舊兩種粵謳並存，形成這一詩體的題材傳統，雅與俗、文人與民間同在其中，豐富了這一嶺南詩體的內涵。雖然粵謳與詞相似，但不同於詞嚴格複雜的詞牌格律，粵謳的詩體不追求嚴厲的平仄格律，沒有固定的句式曲牌，演唱時在於表演者的理解把握。當然，這不代表粵謳沒有形成藝術規範，關鍵在於「順口」「押韻」兩條，憑著粵語語感，是可以判斷出一句話是否通順合理、押韻上口的。因此粵謳是粵語的自由詩，但其藝術規範只可心會、不在教條。這體現了廣東人民自由不受拘束的性格特徵。其次可以觀察的是粵語格律詩。長期以來，格律詩都是文言的陣地、雅言的閨閣，不許外者隨意進入。然而從何淡如開創粵語格律詩以來，便打破了這一教條，採納粵語的口語俗語進入格律詩，這就構成了極強的衝突和張力。如何在遵守眾多藝術規範的同時，自如運用粵語口語，是一大難關。當格律詩容納了土俗言語時，在某種意義上，便對高雅傳統形成了消解、否定甚至毀滅，然而當中卻又再生了全新的意象，令格律詩獲得全新的面目。這是一種文學的陌生化，令人產生新鮮之感，留下深刻印象，從而活化了文學形象。在格律詩運用通俗粵語書寫傳統高雅題材時，會有貶低、降格書寫對象的效果——被禁止的語言一旦釋放，便會衝擊典型的格律詩美學，從而革新文學意象。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最後，關於粵語格律詩，筆者再次強調粵語對接、移植文言古語的能力：粵語格律詩能夠成立，不在於土俗粵語，而在於它遵守了格律詩的藝術規範。這個藝術規範的遵守，得益於粵語對古語格局的繼承，由此粵語能不越傳統規範卻又逸出傳統範疇，用經典的形式訴說時代的新聲。這就是粵語文學旺盛的詩歌傳統，令廣東文人在詩歌上獲得輝煌的成就，並由此達成在文學作品的個人美學建構。尋找粵語小說與旺盛的詩歌韻文傳統相比，與同期的吳語小說相比，粵語小說可謂乏善可陳。同期的吳語小說產生了著名的經典《海上花列傳》，而這一巔峰之下，是延綿的吳語文學山脈，比如《何典》《九尾龜》《吳歌》等等。《粵書》作者分析為何吳語明清方言小說興盛，在於吳越文人經歷過小說技法的文學訓練：吳語小說的源頭出自蘇州彈詞，蘇州彈詞衍生出彈詞小說，彈詞的描情狀物極為細緻，這恰恰就是小說的表達手法，經歷過吳語彈詞的訓練，吳越文人逐漸掌握小說吳語描寫的方法，進而為之後的輝煌打下基礎。反觀粵語，粵語輝煌的詩歌卻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粵語小說表達的發展。而另一個壓制粵語小說的是舊白話小說的強勢：興旺的明清小說，大多是以北方官話這民族通用語來書寫的，透過繁榮的出版流通，官話小說廣泛在民間滲透，從而令民間有了閱讀通用語的經驗和訓練。到了清末民初，廣東文人寫作韻文詩歌時雖然使用了自己的母語，但在書寫小說時，礙於傳統小說的權威、以及長期閱讀經驗帶來的視野限制，廣東文人大都選擇了北方官話混雜文言作為小說語言，以致粵語小說陷入創作困境。即使是本當敘事性最強的戲劇，粵語藝術也呈現出詩歌化的傾向。在粵劇的發展過程中，先是北方的外省戲曲傳入，使用桂林官話的高腔演唱，混雜各種腔調和方音，在近代利用戲劇作品啟迪民眾的試驗中，為了親民而混入粵語，但彼時粵語唱腔未能探明，運用的辦法是增加對白，口白用粵語，唱段用戲棚官話，因此當時的粵劇形態有點類似於話劇。然而志士班以後，粵劇加速粵語化，摸索出粵語唱腔，改高腔為平喉唱法，粵劇就逐步從原先的話劇形態轉變為詩劇形態。就像筆者與友人討論的那樣，越劇、灘簧是在敘事，像話劇，而粵劇是在唱詩，像崑曲。這也印證了粵語文藝強盛的詩歌傳統與衰弱的敘事描述。在《粵書》中，作者挖掘了兩部小說。一部叫《俗話傾談》，是清朝儒教宣講文學的作品，另一部是《天路歷程》，是英國宗教文學經傳教士翻譯成的粵語小說。《俗話傾談》誕生於儒教宣講，當時清廷要求宣講儒家禮教，以達到社會穩定、維護統治的目的，但純粹的宣講無異於說教，是不可能對人民大眾產生宣傳效果的，因而需要運用文學技巧來吸引聽眾。技巧使用得越多，就越偏離說教，而越趨文學化。《俗話傾談》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作為傳統儒家思想的產物，《俗話傾談》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粵語小說，因為呈現形式一半是粵語、一半是文言。粵語在當中的作用是滑稽、諷刺、警示，而嚴肅、悲傷的內容則以正統文言來講述。由於《俗話傾談》是在中國文化語境下言說書寫的，於是帶上了華夏的價值標準：高雅的是文言，低俗的是方言。這促成了文言與方言口語的分工，形成審美的兩種風格。
《俗話傾談》較之《俗話傾談》，筆者更欣賞《天路歷程》這部翻譯小說。作為翻譯文學，它構建了異於傳統文體的翻譯文體。其特點在於，脫離原有的文化語境，而代入全新的文化內涵。在跨文化交流中，需要對文化語碼進行詮釋介紹，才能把異國文化引介到當地。為了達到介紹目的，原有的本地、本國語碼，如成語、口頭套話、歇後語、典故等等，都一一減少，而代之以異國文化的意象。作為基督教的宣教文學，《天路歷程》的語言風格可謂「第三種粵語」。因為在宣教過程中，過於高雅是無法向大眾傳播「上帝之道」的，而過分低俗的語言，則容易引發精英的鄙視和抵制。因此需要一種純淨的語言，令讀者感到西方的耶穌、上帝之道清純可親。不得不說，翻譯文學打開的第三種粵語，是對粵語文學的一大貢獻，讓廣東人感受到了粵語書寫的另一種可能和文體實驗的彈性。雖然是外來事物，但以廣東人對外來事物的寬容和接納，應是十分高興異質文化帶來的新變的。
《天路歷程》《粵》書作者在對比這兩部小說時，認為《俗話傾談》比《天路歷程》好，原因在於《天路歷程》純用粵語口語，過分口語化造成閱讀不便，而文白夾雜的文體則更適應廣東人閱讀。筆者對此則有小小的異議。筆者相信，讀者對文本的接受有其主體能動性。純用口語不會是問題，問題在於讀者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曾幾何時，在新文學運動中，文體的雅俗問題引起無窮糾紛，但經歷這麼多風風雨雨，當現代漢語塵埃落定時，人民也就產生全新的閱讀經驗和接受能力。筆者期望的是，諸位作者能多多開拓漢語的表達境界，無論文言還是白話，無論標準語還是方言，好好運用不同語言的特性，可以令漢語讀者獲得廣闊的閱讀視野，從而打開人民的心智見識。這也是《粵》書作者在總結中提出的，方言寫作有重提的必要，因為不同的語言爭鳴可以彼此活化，帶來鮮活的語言生命。展望未來：粵語的教育和創作《粵》書作者總結前的最後一部分，論及陳子褒這位近代廣東教育家的實踐與其粵語教科書。在國語一統運動前，閩粵地區的通用語從來不是官話，雖然本地士子欲北上當官，是要先苦練官話的。而當時未有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大爆發，文言地位還算穩固，因此人們教授漢語，仍以文言書寫為主。但如何填補現代口語與古奧書面語的距離，實在讓當時的人費煞苦心。有兩條路子，一條路子是，直接用文言施教，但使用的是淺顯文言，逐步進階到高深文言；另一條路子是使用方言母語施教，學習口語到書面語的轉換。陳子褒選擇的是後一條路子，直接使用粵語口語施教。這得益於粵語與古語良好的整合對應能力。陳子褒的粵語母語教育實踐，是由淺到深：從最基本的識字開始，認識口頭上最常用的、最實在的、最土俗的字眼，建立起基本的母語書寫能力，然後進階到高語域，慢慢地認識虛字虛詞，從具象事物認識抽象概念，認識口語語氣與文言虛詞的轉換對應關係。這樣就可以讓學生獲得完整的母語能力和文言書面的書寫能力，為進一步鑽研傳統學問打好基礎。筆者想，陳子褒這位教育家的實踐是偉大、富於意義而操作性強的，他為粵語教育與文化傳承摸索出可行的道路，足以為今人所模仿繼承。筆者上面說過，粵語一大優勢是對應整合能力強，對文言古語是如此，對現代漢語也是如此。因此在當今的母語教育之中，可以把陳子褒教育實踐中的文言這一對象轉換為現代標準漢語，先讓學生用粵語認識文字、認識俗話，然後進階到深刻寫作。這是符合教育實踐和人類成長的自然規律的。在普通話這民族共同語勢力穩固的當今，我們之所以還要提倡方言，就是在於它是偉大的文化遺產，多種不同語言的和鳴有利於民族的文化建設和繁榮。前人的母語教學摸索，於今而言自有其意義。展望未來，粵語文學的創作，需要汲取歷史前人的營養，而反思不足，查缺補漏。廣東文藝旺盛的詩歌傳統是粵語文學的驕傲，但小說敘事的弱處也顯而易見。過去的廣東文人把粵語定位為一種滑稽、諷刺性強的語言，一種低語域狀態的語言，不登大雅之堂。這種觀念是否應該改革？都說粵語的移植能力強大，在積累大量現代白話小說、且經典作品為數不少的今天，廣東文人能否通過閱讀它們，而獲得小說技法表達的白話文訓練？筆者相信這是有希望的。而在香港，戰後湧現出三及第文體，這是文言、國語、粵語的混合文體（後來出現粵語、國語、英語的混合體），這種混合漢語的書寫形態在《俗話傾談》中已經出現端倪，爾後在香港獲得發展，取各種漢語的表達效果，達成共冶一爐的和諧。正如《粵》書作者在總結中說的，語言的和鳴效果是良好的，語言沒有必要追求所謂的「單純」，「不純」的語言碰撞融合，可以產生不一樣乃至別致的語言風景。這是對當今漢語文藝創作的一大啟示。同樣地，粵語文學的創作，應當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多多借鑑別種語言手法，無論是國語的，還是英語的或者小語種的。這一方面有賴於翻譯事業的進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吾國人民的廣大眼界與開闊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