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三觀是城裡絲廠的送繭工,村裡很早就有賣血的傳統,以致在這地方沒有賣過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
第一次賣血是跟著十九歲的根龍和三十多歲的阿方,流程是這樣的:帶上西瓜、雞蛋等土特產,用來打點醫院的血頭,獻血路上喝四大碗水,到醫院獻完血才能撒尿,要憋到撒尿時要牙根一陣陣劇烈地發酸才可以,多喝水據說是為了稀釋血液。獻血後一定要一盤炒豬肝,二兩黃酒,黃酒要溫一溫,據說這能夠快速補血。
許三觀第一次賣血掙了35元錢,他想娶媳婦,用八角三分錢請許玉蘭吃了頓大餐,並且死乞白咧地做了老丈人的工作(說以後孩子也姓許,為您家留香火),硬生生將已與許家有較強感情連接的何小勇趕出競爭行列。婚後,許玉蘭為許三觀生了三個兒子,分別叫一樂、二樂和三樂,但三樂卻是何小勇婚前強行與許玉蘭發生關係留下的種,這也造成了日後兩人家很大的糾葛以及許三觀對一樂的排斥。
三樂因為玩彈弓打到了小孩子的頭,小孩子狠狠打了三樂,兩人都來找哥哥報仇,一樂用一塊三角型的石頭打上了方鐵匠的兒子的頭,因為昂貴的醫療費用,方鐵匠向許三觀索要,而許三觀曾試圖將一樂的責任推到何小勇的身上,但無奈只能通過第二次獻血來填補這個窟窿,但是讓他非常不舒服的是賣血就是為了做烏龜。
因為一直對許玉蘭被何小勇霸王硬上弓一事耿耿於懷,他也想起了自己曾經談婚論嫁的工廠女同事林芬芳,已成有夫之婦的林芬芳此時已經是倆個孩子的媽媽,借著林芬芳摔斷了腿,綁著石膏躺在家裡,許三觀去到病榻前慰問,然後順勢與她發生了關係,算是對許玉蘭的報復,也算是彌補自己年輕時的遺憾。隨後,對比河東獅吼的許玉蘭和半推半就的林芬芳,他想補償一下林芬芳,從而第三次去賣血,用賣血的錢給林芬芳買了一大堆吃用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卻成了林芬芳丈夫和許玉蘭捉姦的口實,家庭矛盾再次爆發,但這對兒夫妻也算是扯平了,許三觀從此對許玉蘭也再沒有了道德綁架的優勢。
隨後進入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都來了,社會主義食堂漸漸吃沒了,家裡的米缸也見底了,大饑荒來臨,家裡人後來都忘記了糖的味道,一家人都只能在晚上躺在被窩裡的時候,由許三觀口述各種珍饈美味的作法來滿足自己對於美食和飽足的幻想。在連續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粥之後,許三觀第四次去賣血,只為讓家裡人吃上一頓飽飯,但可悲的是,獻血的錢只夠吃一碗麵條和買一個紅薯,勝利飯店也不再有炒豬肝和黃酒了。
接下來是文化大革命,因為天天要開批鬥大會,但還缺一個妓女的指標,於是一封大字報把妓女的帽子莫須有地扣在了許玉蘭的身上,她白天被拉去批鬥,而且還被剃了陰陽頭,晚上組織還要求在家裡繼續批鬥改造,但當許玉蘭和許三觀深入骨髓地揭發對方問題的時候,他們突然發現這會「毒害」三個兒子的思想。
此後是一樂、二樂的青年上山下鄉。一次二樂所在的生產隊進城來了,因為隊長一直很飛揚跋扈,為了跟領導搞好關係,使他能夠關照二樂,許三觀再次去賣血,買上了好酒好菜請隊長吃飯,但也因為賣血後的身體虛弱和隊長屢屢一口悶的要求,差點把命搭進去。
更大的挑戰是,一樂因為長期在鄉下的生活使身體漸漸衰敗,肝炎一直沒有發現和重視,直到身體已經極度虛弱並且需要時時保暖,於是為了給一樂去上海治病,許三觀開始每隔幾天就賣一次血,以致一路賣到了上海,甚至有一次因為賣血自己暈厥,需要到醫院輸更大量的血,連醫生都說他不要命,是個神經病,後來完全拒絕他任何賣血的請求。
根龍和阿方因為賣血相繼死去,許三觀幸運的是沒有感染愛滋和其他傳染病,一樂的命也救回來了。終於靠著賣血熬過了那段艱苦的歲月,但年已六十的許三觀還想賣血,就是為了吃一頓曾經的炒豬肝和喝黃酒,但醫院裡年輕的血頭說他這麼大年紀,他的血是豬血,連油漆匠都不會要,這樣許三觀非常悲傷,因為他覺得自己的身體不行了,而早已告別極度缺乏和貧困日子的家人,也因為許三觀這麼簡單和幼稚的要求,而認為他非常丟臉。
我感覺餘華就像文學界的賈樟柯,非常善於把握在時代洪流下渺小的普通人,不同的是,賈樟柯通過電影的手法表現普通人的悵然若失,而餘華則通過文學用詼諧的手法來表現普通人深沉的苦難。無論生活多麼的艱難,始終對活著抱有希望,憧憬著美好的生活,想要通過雙手勞動甚至是賣血去改變生活,這就是當代中國老百姓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