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盡心章句下》）讀《孟子》此章，往往把「社稷次之」一句給忽略了，一般歸納這一章主旨為「民貴君輕」。然而忽略中間這句話，不理清整章脈絡，就難以體會出孟子所要闡發的意思。民與社稷，社稷與君，疏通了其中的脈絡次第，再來讀這一章，就會豁然貫通。即使內心卑賤如朱元璋，也會坦然接受，決不至於勃然大怒，而搗鼓出一個《孟子》縮減本了。既然「社稷次之」對於解讀本章義理非常關鍵，首先要把「社稷」一詞的內涵給界定清楚。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何為「垂統」？父作之，子述之，一「作」一「述」，承前啟後，繼往開來，讓第一代君王開創的事業代代承襲延續著，像完成一項接力賽一樣。《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中庸》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王者無外，古人所謂繼天立極、承繼大統，沒有「大」而「全」，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統」。偏安一隅，不可言「統」，故劉備在臨終前託孤諸葛亮，留下遺言：「王道不偏安，漢賊不兩立」。此外，更應該從時間維度來理解「統」。統，體現出「一貫性」，某朝代作為一個「主體」，似乎具有綿延不絕的生命力。如漢朝為劉姓天下，唐朝為李姓天下，王莽篡漢，漢朝的「統」就間斷了。理解了「統」，也就理解了「社稷」，「社稷」是伴隨著家天下的王朝而產生的一個概念，如周室或漢室。在堯舜禪讓、天下為公的大同時代，無所謂宗廟與社稷。禪讓，對應「天下為公」，世襲，對應「天下為家」，故一說社稷，就是指權位世襲的王朝，孔子所謂「大人世及以為禮」。在孟子生活的戰國時代，「君」，或指一國諸侯，或指君臨天下的天子，「社稷」一詞相應也有這兩種涵義。二、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正當性在於「民為貴，社稷次之」「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以民心向背來看待朝代更替，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天子權位的合法性來源於民心的擁戴。民為邦本，從這個角度看，當然應該說「民貴而君輕」。「得乎丘民而為天子」，須注意，這裡說的「天子」，不是通過世襲而擁有天下，而是像商湯、周武一樣，是指第一代開朝之君。「得乎丘民而為天子」，這句話雖然直接點到「民」與「君」，倒不是論「民貴君輕」，其實是在論「民為貴，社稷次之」。以武王伐紂為例，周武王作為臣子，推翻前朝而開創了新朝，其正當性何在？可以參考孟子與齊宣王的一段對話。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齊國與燕國都是萬乘之國，似乎勢均力敵，然齊國不到兩個月就攻下了燕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齊宣王認為有上天護佑齊國，才能在這麼短時間取得這麼大的勝利，既然上天如此眷顧齊國，就應該把燕國給徹底兼併了。齊宣王私慾膨脹，卻假竊「天意」做為緣飾。「取之，何如」，可以想像，齊宣王那時的神態，他以期待的目光注視著孟子，多麼希望孟子能附和自己的想法。孟子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然而對於齊宣王火急火燎的急切心態，孟子不好直接潑冷水，故對於「天意」避而不談，而只說「民心」，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且不論齊國伐燕，還是回到武王伐紂。取之而民悅，以民心向背為根本遵循，武王推翻商朝而開創了周朝，這就是革故鼎新的合法性所在。如果在「民」與「社稷」之間做出取捨，應該是民心為「大」而商朝社稷為「小」，此即孟子所言「民為貴而社稷次之」。周公從殷商覆滅中吸取教訓，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要想維持周室的綿延長久，恰恰不能以姬周社稷為貴，而是要以民為貴。《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孟子雖然以民心為依歸認可武王伐紂，但後面又說：「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孟子為尊者諱，不太好直接點明，須體會言外之意。對於殷商，為何文王不取而武王取之？武王不葬而興師，後世對此頗有爭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這是在讚美周文王，孔子又相對於韶樂而點評武樂，曰：「盡美矣，未盡善也」。陽明先生指出：「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三、「伊尹放太甲」的合法性，在於「社稷為重，君為輕」再看「社稷次之，君為輕」。相對於「民為貴」，社稷為其次，相對於宗廟社稷，某一代君王又為其次。如果在「社稷」與「君王」兩者之間權衡一下，分一個大小輕重，應該說社稷為大，為重，君王為小，為輕，「伊尹放太甲」就是一例。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太甲為君王，伊尹為臣下，上下尊卑有序，伊尹放太甲於桐，是犯上作亂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孟子所言伊尹之志，這個「志」該怎麼理解？伊尹為臣，為何要流放太甲，為何敢於流放太甲？應該沿著這個思路去思考。伊尹雖流放太甲，但不是謀逆犯上，而是絕對忠誠於殷商的江山社稷。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像伊尹這樣的大臣，就是安社稷之臣。伊尹輔佐商湯建立了商朝，殷商的天下姓「子」。商湯駕崩後，太甲承繼大統，踐天子之位，則太甲為「主」，而伊尹為「臣」。但在江山社稷與某一代君王之間分一個大小輕重，必須是社稷為大，為重，而君為小，為輕。太甲桀驁不馴、胡作非為，危害到殷商大統的延續，他就失去了承奉宗廟的資格，對伊尹來說，他就不再為「主」。伊尹盡忠於商湯開創的大統，流放太甲是完全合法的，如果太甲不思悔改，可以廢其君位，從王室中擇賢另立新君。殷商的江山社稷在時間維度上體現出「一貫性」，猶如一串珍珠項鍊，代代承襲君位的君王則是鑲嵌在項鍊上的一顆顆珍珠。某顆珍珠壞了，必須換上一顆新的，否則前後兩顆珍珠串聯不上，項鍊就散了。某一代君王昏聵無能，危害到了「社稷」的傳承延續，他的王位就失去了合法性。在忠於「社稷」的前提下，大臣可以行廢立之權，廢其君位，改立新君，但新君必須出自王室宗親。《晉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再看堯舜之間的禪讓，並不是如孟子的學生萬章所言「堯以天下與舜」這麼簡單。「帝位」本是上天降下的「神器」，雖說君臨天下，然天下為「主」而不為「客」，決不能在堯舜之間私相授受，故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對於堯舜禪讓的細節，孟子論述得很詳備：「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至於天如何受之，民如何受之，孟子進一步論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前面已經指出，禪讓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與權位世襲，承繼家天下的宗廟社稷意義不同，所以，對於堯舜禪讓，不能說「社稷為重，君為輕」。但孟子所言「天受之」與「民受之」，只是一事，君權神授，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與得民心而得天下，只是一理，故從堯舜禪讓的細節中，倒是可以體會出「民貴君輕」這層意思。四、周太王以小事大，從豳地遷往岐山，可謂重民而輕社稷「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與社稷，社稷與君，孰重孰輕，孰大孰小，漸次而展開。可以參考孟子與滕文公的三段對話，把《孟子》「民貴君輕」章這兩層意思都包括進來了。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梁惠王下》）齊楚兩強爭霸，滕國是個小國，夾在中間，該如何自保呢？滕文公問計於孟子，孟子前後給滕文公指出兩條道路供其選擇：其一，「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其二，可以效仿周太王以小事大，棄城而走，以空間換取時間，遷徙到別處另謀發展。朱子注曰：「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朱子又引楊氏之言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須注意，孟子給滕文公指明的第二條路，「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這裡面就蘊涵著「社稷為大，為重，君王為小，為輕」這層意思。朱子注曰：「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捨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朱子以「效死勿去」為「正也」，認定效仿周太王遷國以圖存為「權也」，可謂知「跡」而不知「心」。孟子不厭其煩，對滕文公講述周太王受狄人侵擾，從豳地遷移到岐山這樣一段歷史典故，用意何在？周太王受到狄人的侵擾，從豳地遷移到岐山，非擇而取之，確實是「不得已也」。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免，周太王意識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在決定遷徙前，周太王召集民眾說：「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朱子註：「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孟子以「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來評價周太王，太王迫不得已遷國以圖存，但關鍵是要通過太王的「言」與「行」，體會其發心。試想，周太王久居豳地，施行仁政，愛民如子，假如太王覺得豳地乃「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決定「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勿去」，民眾一定會雲集響應，與周太王生死與共。周太王如此抉擇，固然是以社稷為重，以君為輕，但民眾既然願意與自己共進退、同生死，這同時也是以社稷為「重」而以民為「輕」。然而周太王說「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不願意讓民眾做出犧牲，而寧願自己從從豳地遷移到岐山。周太王在社稷與民之間做取捨，重民而輕社稷，這正是在踐行「民為貴，社稷次之」。由此可見，太王雖然只是一個部落首領，但已經具有了王者的格局、氣度與胸懷。故孟子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如果滕文公向周太王學習，則是「強為善而已矣」，朱子理解為「權也」，是錯誤的。「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民眾依賴於土地而生存，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周太王對自己的臣民持開放的態度，並沒有要求民眾也跟隨自己遷移。遭遇強敵入侵，允許民眾受時勢所迫而投靠敵方。然民眾覺得太王如此仁義，「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誠如楊氏所言：「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試想，民眾如果不跟隨太王遷移，姬姓部落一散，社稷也就隨之消亡了。根據太王所言「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以及「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可以判定，太王放棄「豳」這塊土地的同時，也在放棄民眾，其實是在「民」與「社稷」這兩者之間最終做抉擇。所以，「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與其說太王愛民勝過愛土地，不如說太王以民為重而以姬姓社稷為輕。周太王愛民，勝過愛土地，愛社稷，不忍心發生戰爭，所以選擇主動退讓，把土地讓給狄人，客觀上避免了敵我雙方的流血犧牲，這正是「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而與孟子同時代的梁惠王，與周太王恰恰相反。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把老百姓送到戰場，攻城略地，就是為了實現稱霸天下的野心，如齊宣王所謂「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結果魏國四面樹敵，大敗而歸，「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裡，南辱於楚」。梁惠王以之為恥，為了報仇雪恥，不得不驅其所親愛子弟以殉之，孟子所謂「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智者能以小事大，孟子舉了兩個例子：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孟子為何不說「畏大」而說「畏天」，「畏天」二字吃緊！勾踐事吳，「畏」吳國也，唯太王事獯鬻，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畏天。「畏」非畏懼，而是敬畏，太王畏天而敬天保民，所以不願意因土地而與狄人開戰。五、「敬，德之聚也」，研究古代政治，最關鍵是體貼出一個「敬」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理解古代政治的運作機理，孟子這句話是非常好的切入點。相對於「民為貴」，社稷為其次，相對於宗廟社稷，某一代君王又為其次，從中須體會出「人民」與「國家」的主體性，均是在時間維度中延伸的有生命力的「實體」。某一代君王承繼大統登上帝位後，他如果把江山社稷看得比自身更重要，就有了自覺的擔當，從而生發出敬畏之心。中興之君，還想著把先祖開創的事業發揚光大，讓宗廟社稷延續得更長久，進而在「社稷」與「民」之間權衡一下，又要以民為貴，敬天保民，做一個明君，廣施仁政，惠澤天下。反之，如果某代君王把先祖開創的江山社稷拋到腦後，對於民眾必然也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中庸》云：「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暴君昏君，總以為自己最大，專橫跋扈，頤指氣使，胡作非為，賊仁賊義。一步步淪為獨夫民賊，他的統治不會長久，江山社稷很快就要傾覆。家有宗祠，國有社稷，家與國同理，都是在「時」中延續的「實體」。一個人在家能孝敬父母，在外必然能敬業樂群，與人團結協作，和睦相處。古人為什麼特別強調「孝」？《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把個人融入到家族的綿延中，才能真正把一個人立起來，從一個感性的自私的人，轉化為一個有理性、有擔當的人。一個人，他胸中裝著父母與祖先，慎終追遠，在外面就會遵紀守法，決不敢胡作非為，連累父母，玷汙整個家族的名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從孟子這句話中，須讀出一片敬畏之心。研究古代政治運作，最關鍵是體貼出一個「敬」字來。《左傳》云：「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關鍵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唯有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國家定於「一」，才能守護好社會主義的道統，以人民為中心，真正保障人民當家做主的主體性地位，使紅色江山代代相傳，永不變色。國無「統」不立，國之有「統」，如人之有精神。人失去精神，丟掉靈魂，就沒有了主宰，如酒囊飯袋，似行屍走肉。國家不是一個客體，不是數量意義上的集合體，如擁有多少土地與人口。國家有「統」，國脈得以延續，中央集權以統率地方，頒布的政令可以貫通到基層，惟如此，才具有面免疫力，能有效抵禦外邪的入侵。反之，中央政權失去一以貫之的「統」，國家，就不能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主體」而挺立起來，必然被跨國利益集團秘密操控，淪為壟斷資本榨取利益、奴役民眾的「狩獵場」。程子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知道了什麼是「善」，才能理解什麼是善之缺失——惡。研究古代政治運作，從中體會出「德性」，才能看出當今西方民主政治的邪惡。亞里斯多德認為，先有整體而後有部分，先有整個的圓，然後才有一段圓弧，而不能顛倒次第，認為圓周是由一段段圓弧累積疊加而成。十五的月亮圓滿無缺，人們對此有了概念，初二三看到天空懸掛的月牙，才不會大驚小怪。把糖餅烙成圓形，腦海中先有了「圓」的概念，如果糖餅被人偷咬一口，才能及時察覺到「缺失」了一塊。同理，理解了古代的政治如何運作，知道了一以貫之的「統」對於維繫天下國家的重要意義，進而復原政治的本來「面目」，才好看清楚西式民主政治的詭詐、虛偽與罪惡。程子曰：「夫民，合而聽之則聖，別而聽之則愚」。對於民眾，如何能合而聽之，這就需要修養內在的德性了。堯詢於芻蕘，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都不過是外在的形式，今人不可簡單學習模仿，須從王者之「跡」中體會出「盛德」。《學記》云：「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君民」與「建國」對應，「君」在這裡是做動詞用。君，能群也，能以德性把群眾（「群」與「眾」）凝聚在一起，由「多」歸於「一」，讓「人民」作為一個實體而得以復活，就稱為「君」。反之，則如曾子所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古人說宗廟社稷，今人說國家，區別何在？國家這個概念比較抽象，很容易把「國家」當作一個客體來對待，如一提到國家，就想到有多少土地與人口，每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有多少，淨是在數量上分別計較。古人說宗廟社稷，她是一個活生生的實體，有「體」與「統」，政權體現在「時間」的延續中，具有綿延不絕的生命力，須要恭敬奉持。高貴的君子，生活在「理念」世界中。對於有德性的君子來說，「國家」與「人民」，均是具有生命力的「實體」。以德配位，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權力意味著責任與擔當，為國盡忠，為民謀利，乃是君子本分。卑賤的小人，生活在「感性」世界中。它們追名逐利，只看到廣袤的土地與眾多的人口，視國家為一客體，貪圖個人榮華，擁有了權力，就頤指氣使，逞強好勝，為所欲為。如竊國賊袁世凱大言不慚：「哪裡有人民，我只看到一個個現實的人」。政治家必須是君子，他們胸懷祖國，心中裝著人民，則以人民為大，永遠懷著一顆敬畏心。內心卑賤的政客都是小人，不知有人民，只看到零散的群眾，把國家拋到腦後，眼中只盯著政府的權力。政客竊取權力，登上高位，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它們沽名釣譽，作威作福，必然把國家踩在腳下，民眾成為奴役的對象。古人說道統、正統或大統，今人東施效顰，假借湊泊，美其名曰「法統」。但西方所謂民主政治實行三權分立，上層建築自我分裂，相互制衡、內鬥不已，國政不能定於「一」。既然沒有「一」，「體」沒有立起來，哪裡有「統」？統者，一貫也。而且古人所言「統」，為「主」而不為「客」，承繼大統，必須盡責擔當，恭敬事奉，以百姓之心為心，「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中央政權，在時間維度上體現出「一貫性」，傳承的不僅是權位，同時也包涵德性與威嚴。西方民主實行多黨競爭，輪流坐莊，相互攻訐，政客眼中只有權力與利益。每次大選後，新政府上臺實現政權更迭，如玩擊鼓傳花的遊戲那樣隨意散漫。前後兩屆政府之間沒有一個「統」來維繫「一貫性」，前任與後任之間沒有認同，出臺政策不具有連續性，而是各行其是，甚至變著花樣迎合選民、討好選民。所謂民主，其實是打著人民的名義招搖撞騙，是跨世紀的大騙局；所謂法統，不過是一個空名，或者說是欺世盜名、遮蔽罪惡的馬甲。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假民主，真獨裁，讓人類政治徹底腐敗變質。透過現象看本質，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相互掣肘，多黨競爭，相互攻訐。西式民主政治是個大舞臺，紛紛擾擾，熙熙攘攘，吵吵鬧鬧，都是在演戲，政客必是演技一流的演員。無論是政府官員，國會議員，還是法官、檢察官，背後都有一根根暗線在牽引著。這些暗線，用肉眼當然是看不見的，得用「思想」去觀察，各條暗線殊途同歸，都操控在資本家手中。這麼來看，西方民主政治似乎也有一個「統」，但這個「統」是黑色的，是腐敗而罪惡的。巨額財富與隱秘的權力代代世襲，形成一個個山頭，彼此又結成團團夥夥，串通一氣，狼狽為奸，禍國殃民，危害世界。而各國政府卻有一定的任期限制，如河水逝者如斯，川流不息。跨國利益集團與各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正如「鐵打的營盤流動的兵」：一個是主人，一個是奴才，一個居後臺操控，一個在前臺打工。政府頻繁變動，政客輪番登臺亮相，流動不息，示人以民主的假象，不變的，卻是黑暗的專制與罪惡的獨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