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人，不寫詩，卻也可以稱為詩人。這種說法，用在像趙振江這樣一流的詩歌翻譯家身上，是貼切的。身為資深西語詩歌翻譯，在過去幾十年裡，趙振江將包括聶魯達等在內的西班牙語重要詩人詩作翻譯成中文，詞準意達，詩意盎然，讓很多國內詩人以及廣大文學讀者受益。他對語言的見解，也帶給很多詩人啟發。如果說，詩人使用語言，是在用語言的花朵部分工作，詩歌翻譯家琢磨語言，是在語言的根部工作。趙振江在詩歌的內部、根部浸潤之深，領悟之透，早就抵達一名優秀詩人的高級水準。趙振江雖然「不寫詩」，但他的翻譯也是詩歌創作，也在「寫詩」。好的翻譯，是用自己的母語，替原詩作者「寫詩」。
從1983年與人合譯出版第一部作品——秘魯作家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的《世界末日之戰》開始，趙振江迄今已翻譯出版了30餘部西班牙語文學名著、多部研究西班牙語文學的專著。在西語國家目前已有的11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他向中國讀者已較為系統地介紹了其中的5位詩人（米斯特拉爾、聶魯達、帕斯、希梅內斯、阿萊克桑德雷），成為國內西班牙語文學翻譯界當之無愧的領軍人物之一。他還翻譯帕斯、魯文·達裡奧、塞薩爾·巴略霍、胡安·赫爾曼、加西亞·洛爾卡、安東尼奧·馬查多、阿爾貝蒂、米格爾·埃爾南德斯等人的詩選。因為詩歌翻譯，趙振江也獲得中外文學交流方面的諸多嘉獎榮譽，包括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翻譯獎，頒獎詞中稱讚他，「傳達了詩人的激情和幻想，做到了形似和神似的平衡。」
《馬丁·菲耶羅》是在阿根廷家喻戶曉、盡人皆知的文學經典。趙振江將這部作品翻譯成中文，背後還有戲劇化的一段故事。在北大讀書時，趙振江讀到《馬丁·菲耶羅》選段，覺得很有意思，就動手翻譯了三分之一。1979年他去墨西哥進修，順便把後面的三分之二譯完了。「翻譯時完全沒有想到會出版，純粹出於個人興趣，自娛自樂。」
然而，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1984年，《馬丁·菲耶羅》的作者何塞·埃爾南德斯150周年誕辰。阿根廷官方要搞一個大的紀念活動，展覽全世界各種語言版本的《馬丁·菲耶羅》。中國臺灣東吳大學哲學系一位教授翻譯的《馬丁·菲耶羅》中文版被送到了阿根廷。中國駐阿根廷使館知道後，文化參贊就往國內發消息，希望趕緊找人出這本書。此時距離展覽只有4個月的時間了。如此短暫的時間裡，要保質保量地翻譯出《馬丁·菲耶羅》，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趙振江此前憑藉興趣完成的翻譯稿，派上了用場。他的譯稿成功出版，取代了中國臺灣的版本，成為中文譯本在阿根廷展出的代表。因翻譯阿根廷史詩《馬丁·菲耶羅》，趙振江還被阿根廷總統授予「五月騎士勳章」。想起此事，因勤奮而得以抓住機會的趙振江也很謙虛，「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機遇。」
除了將西語作品翻譯成中文，趙振江曾與西班牙友人合作，將漢語文學經典《紅樓夢》翻譯成西班牙語，讓廣大的西班牙語讀者領略到這部世界名著的獨特魅力，影響甚大。1998年，西班牙國王為此授予他「伊莎貝爾女王騎士勳章」。
1987年，北京外文局想與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合作出版西班牙文版《紅樓夢》。他們提供一個從英語轉譯的西班牙文初稿作為翻譯基礎。而格拉納達大學出版社拿到譯稿後，認為這不是從中文直接翻譯的。於是就去找中國駐西班牙使館文化處，請他們推薦一位西班牙文學者校訂這部譯文。我駐西班牙使館的文化參贊正是當年駐阿根廷使館的文化參贊張治亞先生，他毫不猶豫地推薦了趙振江。
當趙振江開始校訂，才發現，不僅僅是校對的問題，而是「要逐字逐句的修改，乃至重譯。」他為此去西班牙那所大學工作了近四年時間。「在這四年當中，我幾乎沒有旅行，沒有周末，沒有節假日。」學校放暑假了，他住的大學招待所（一座美麗的花園別墅），人去樓空，只剩他一人。學校給他配了一把大門鑰匙。食堂關門了，他就自己出去買些麵包和火腿，還得給一窩貓咪（一隻母貓和六隻小貓）買一份，每天都跟小貓一起用餐。
那所大學對他管吃管住，但沒有工資，也沒有翻譯費，只有一點津貼，就是給一些零花錢。好在，後來他在那所大學有了教學任務，能獲得一份工資。他每周上十四節課，其餘時間全部用來翻譯《紅樓夢》。
西語版《紅樓夢》問世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西班牙《國家報》和一些地方報刊以及電臺、電視臺都做過報導。西班牙ABC雜誌1989年第二期「書評家推薦圖書」欄目中，十四位書評家中有兩位同時推薦了《紅樓夢》。《讀書》和《喀邁拉》等文學雜誌也相繼發表評介和推薦文章。格大副校長卡薩諾瓦教授在西文版《紅樓夢》前言中說：「……《紅樓夢》向我們提供了無比豐富的情節，從而使我們對中國文化和智慧的無限崇敬更加牢固……對格拉納達大學來說，此書的出版意味著極大的光榮和優越感，因為我們首先將這智慧與美的遺產譯成了西班牙文。」
《紅樓夢》在西班牙獲得了成功，但無人知道的是，趙振江教授既沒得到稿酬，也沒有版權。如今談及此事時，他卻輕描淡寫地說，「當時就是憑著良知和熱情去做的。只是想為中外文化交流、為弘揚中華文明做點事。能把這件事做成，就是人生之大幸。」
在趙振江教授看來，詩歌有可譯的部分，也有不可譯的部分。在《詩歌翻譯是二度創作》的演講中，趙振江細緻分析了漢語與西方語系有諸多差別。比如漢語是漢藏語系，表意，單音節，方塊字。而印歐語系，是拼音，音節不等，有重音，沒四聲。在西方語言中，最忌諱在一句話裡重複同一個單詞。但在漢語裡，「花飛花謝花滿天」「秋風秋雨愁煞人」卻是一種修辭手段。所以，在將漢語詩翻譯為西語時，要想保持漢語詩歌的原貌，是不可能的。
那麼該如何譯詩呢？趙振江想到的是「以詩譯詩」：「在將外文詩譯成中文時，你的讀者對象是中國人，就該遵守中國詩的規範。當你將中文詩翻譯為外文時，你的讀者對象是外國人，那你就應該遵守外國詩歌的規範。」因此，在趙振江看來，詩歌翻譯是二度創作，既不能離開原詩，但它又不是原詩。由於漢語與西方語系有諸多差異，是兩種不同的載體，中西方詩歌互譯，「不能依葫蘆畫瓢，否則，會水土不服。」
趙振江記得，曾經有人去問朱光潛先生，說王勃有一首詩《山中》：「長江悲已滯，萬裡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此人問朱先生如何譯成英文，朱先生說「沒法譯」。朱先生說的「沒法譯」指的是要譯得和原詩「一模一樣」，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但詩的意境當然是可以譯的，就是用英文寫一首與其相似的詩。這就是「以詩譯詩」，就是「二度創作」。常有中國詩人請他把詩作譯成西班牙語，他一般都婉言拒絕，「西班牙語不是我的母語，我不能用西班牙文寫詩，我怎麼能把你的詩譯成西班牙文呢？」
對於寫詩與譯詩的區別，趙振江教授說：「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的觀點，譯者的活動與詩人的活動有相似之處，但有一個根本的區別：詩人開始寫作時，不知道自己的詩會是什麼樣子；而譯者在翻譯時，已經知道他的詩應該是眼前那首詩的再現。翻譯過來的詩應該是原詩的再現，儘管它既不是複製也不是轉化。」
2018年11月，魯獎翻譯獎獲得者、北大西語教授趙振江來到四川涼山，在西昌學院進行了一場關於詩歌外譯的主題演講。趁此機會，封面新聞記者面對面專訪到從事研究和翻譯工作逾半個世紀的趙振江教授。
196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的趙振江留校任教，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與國內原創詩歌界的聯繫也密切。很多詩人都是讀他翻譯的詩作，獲得重要的詩歌營養。趙振江對自己的翻譯有高標準的要求，同時也是有著高度社會責任感。
封面新聞：中國新詩剛剛走過百年。關於翻譯西方詩歌的話題，爭議一直比較多。為什麼？
趙振江：新詩跟譯詩有直接的、密切的關係。現在都在提「新詩百年」，實際上，既是新詩百年也是譯詩百年，二者就像一對孿生兄弟。二者幾乎是同步的，或者可以說新詩的根源不是在古典詩歌，而是在漢譯詩歌。可是如今我讀的新詩，有些完全脫離了詩歌傳統，也脫離了群眾，甚至連知識界也看不懂。這就需要我們回顧總結，如何繼承和發揚我們的優良傳統，如何借鑑外來的優秀文化，如何更好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封面新聞：中國新詩是從翻譯西詩開始的，有的人認為，不應該過度重視歐美的東西，要杜絕「歐美中心論」，現在要開始強調中國古典詩歌傳承的部分。你怎麼看？
趙振江：五四時期，我們國家太貧窮，太落後，受列強欺負，仁人志士尋求救國圖強之路，學習西方的民主、科學，也有些過激的口號，如「拿來主義」，只要是西方的就好，先拿來再說。在當時無可厚非，現在一百年過去了，回過頭來反思一下，哪些是學得對的、學得好的，哪些地方學過頭了，把我們自己好的東西也扔掉了。我認為，西班牙語詩歌從追求韻腳改為追求節奏，所謂「自由體」，但自由不等於「任性」，因為西班牙語只有五個元音，韻腳單調，但它的節奏感很強，而我們漢語的韻腳非常豐富，又有四聲，但我們的詞大多是兩個字，即兩個音節，我們為什麼也要像西語詩歌那樣「自由」，完全不考慮韻腳呢？詩歌如果失去了音樂感，就和散文沒多大區別了。
封面新聞：《紅樓夢》裡有太多中國傳統文學精細幽微的東西。在將它翻譯成西班牙語的過程中，在翻譯上遇到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難題？
趙振江：翻譯過程中碰到的難題太多了。比如「香菱」的名字，因為西班牙沒有菱角這種植物，自然也就沒有西班牙文的名字，在我們審校的譯稿中，把菱角譯成了「荸薺」，這顯然和一位楚楚動人的少女形象相去甚遠。經再三推敲，我們把香菱的「菱」譯成了「睡蓮」，後面加了個注釋。翻譯的難點很多，但最大的難點是書中的詩詞歌賦和楹聯匾額。為了保證譯詩的忠實，首先由我做兩種形式的翻譯。一種是不管西語的語法結構，逐字硬譯，「對號入座」，並標出如何發音。這樣做的目的在於使與我合作的西班牙詩人對原文的「本來面目」（包括韻律）有個總體印象，並了解每句詩包含的內容。另一種則是按照西班牙語的語法規範所做的真正意義上的翻譯。我的合作者在這兩種翻譯的基礎上加工，使其成為名符其實的西班牙語詩歌。他修改之後再交給我審定。經討論，我們兩人的意見一致後，再把稿子交給幾位詩人朋友傳閱，請他們提出意見並幫助修改。
封面新聞：您覺得西方讀者能讀出《紅樓夢》原文的精髓和感覺嗎？
趙振江：作為一部文學經典，他們大體能懂。然而像《紅樓夢》這樣的經典，它有不同層次的讀者，也應有不同的譯本。我們是西班牙語世界的首譯，針對的是一般讀者，他們主要是讀故事，所以語言要流暢，要通俗易懂，不必也不應有太多的注釋，否則讀者會讀不下去。當年在西班牙報刊上提到《紅樓夢》時，總說它是「中國的《堂吉訶德》」。讓我頗受刺激的是：《堂吉訶德》，自《魔俠傳》1922年問世以來，在中國出了上百個版本，而《紅樓夢》在整個西班牙語世界，至今只有一個版本，這種不對等的文化交流，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