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此次九合一選戰中敗選，成為自1949年「轉進」臺灣以來的最大潰敗。國民黨的這次敗選，對島內政治生態而言，具有一定的標誌性意義。這種標誌性意義，不僅表現在綠營勢力已經跨過了濁水溪，臺灣社會全面綠化，更重要的是，它標誌著主導臺灣政治二十多年的藍綠對立的族群政治，已經顯露出衰落的跡象。
一、臺灣族群對立背後的階級起源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臺灣解嚴以來，族群政治、認同政治逐漸成為臺灣政壇的主流政治形態。這種政治生態的形成，既與新自由主義衝擊下世界政治的大環境有關係，也是在國民黨三十年獨裁統治下，臺灣左翼人士被」滅絕性肅清」，左翼傳統中斷的結果。這種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的族群政治，起著意識形態遮蔽的效果。所有的人以自己所屬的族群、以」本省人」還是」外省人」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和政治歸屬，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在階級光譜中處於同一社會地位的人群發生撕裂，而轉而去認同、追隨自己在實際經濟生活中的對立面。這種只有」藍綠」而沒有」左右」的族群政治的後果，就是大資本通過撕裂族群而把下層民眾團結在自己周圍，從而消解了潛在的階級反抗運動。
臺灣的階級政治由來已久。1895年，清朝政府被迫把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臺灣人民的反抗就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而臺灣左翼在日據時代的抵抗運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臺灣的文學運動和社會運動，都受到了左翼的強烈影響。1928年4月，以旅滬臺灣革命青年為骨幹的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臺共雖然在中共中央幫助指導下建立，不過按照共產國際關於殖民地黨組織應歸宗主國黨組織領導的原則，當時的名稱是」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歸日共領導。臺共建立後即返島發動群眾，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都得到了迅速發展，這是臺灣階級運動的鼎盛時期。臺共成立的」農民組合」，組織了三萬到五萬農民，進行了非常英勇的鬥爭。1929年，臺共在臺灣中南部通過」農民組合」發起小規模暴動，日本警方隨之展開第一次」臺共大檢肅」，逮捕了許多骨幹。隨著日共組織在本土被破壞，1931年日本警方在全島發動第二次」臺共大檢肅」，抓捕了臺共領導謝雪紅等人並判重刑，導致組織瓦解，只剩少數人隱蔽民間或潛回大陸。臺灣左翼的第一波浪潮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鎮壓下失敗。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隨後國民黨軍由美軍運送接收臺灣，中共中央也決定派遣臺灣籍的黨員回臺建立組織，成立了臺灣省工委。在二·二八事件中，臺灣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響，二·二八事件的頭號通緝犯，就是後來逃到大陸的臺盟主席謝雪紅。在運動期間，謝雪紅等共產黨員領導臺灣人民召開人民會議，攻佔警察局和公賣局，成立人民政府和自己的武裝，對運動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二·二八事件也推動了臺灣共產黨的迅速發展，臺共從事件前的不到一百人發展到50年代初的1300多人，」臺灣進步的知識份子、市民、工農，民族不分漢族和原住民，語系不分閩、客，省籍不分省內外，在臺灣參與了內戰雙方中的新民主主義的一邊。」但是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入臺灣海峽，介入中國內戰，國民黨政府得以喘過氣來來鎮壓臺灣的共產黨力量。在領導人蔡孝乾叛變後，臺灣共產黨的力量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在」臺獨」的歷史敘事中，」二·二八」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民進黨在其選舉及執政期間，都大肆渲染、炒作、消費二二八及其受難者，把它渲染為省籍和族群衝突，並把五十年代主要針對共產黨人的白色恐怖編織進這種族群政治的敘事之中。但是從當時的歷史史實來看，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臺灣尚不存在獨立的臺獨政治，頂多有少數幾個產生了臺獨思想的人，臺灣人民當時對祖國仍然有比較高的認同。在臺灣左翼人士看來，二·二八事件是一場飽受國民黨壓榨之苦的臺灣民眾（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反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國民黨統治的階級運動，是」政權和人民之間的衝突」，是」官民矛盾」，而不是」省籍矛盾」。在二二八事件中，被鎮壓的不僅有臺灣」本省人」，還有很多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外省人」。而50年代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針對的主要是臺共和臺灣的主要力量，實際上是國共的階級內戰在臺灣的延續，而不是像臺獨所宣揚的那樣，是」外省人」對」本省人」的鎮壓。
事實上，臺獨意識與臺獨運動的形成，始於土地改革時期，與臺灣士紳地主有極為密切的聯繫。日本在進犯臺北的時候，就已經有一部分臺灣士紳為了能保住自己的財富和地位，主動向皇軍投誠。」九二共識」的制定者辜振甫和」臺獨教父」辜寬敏的父親就是在為代表這些士紳替皇軍帶路的過程中，獲得皇軍賞識，由此發跡，成為臺灣五大家族之一，其財富與權勢綿延至今。日本侵臺之後，一方面對反抗其殖民統治的愛國志士進行殘酷的鎮壓，另一方面主要依靠、扶植臺灣在臺灣有一定影響力的大中地主維持其統治。日本人給予這些本土士紳以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把部分產業，如化肥，如橡膠，如製糖交給他們信賴的家族，後期更通過」皇民化」運動，在臺灣培育出了一群效忠天皇的」皇民」。皇民主要分布在日據時代的最大受益者士紳階層中，這些人後來轉化為」臺獨」的中堅力量，李登輝、彭明敏、辜寬敏等臺獨」教父」都出身皇民家庭。
蔣介石敗退臺灣後，由於與臺灣地主階級沒有利益聯繫，所以就推行了其在大陸不敢推行的土地改革，以削弱地主階級的力量，推動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土地改革雖然採用」贖買」的方式，但是付給地主的價錢不及地價的三分之一。這就極大地侵犯了臺灣士紳地主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普遍不滿。再加上蔣介石政權大部分任用外省人，臺灣的立法院、行政院及縣市長都以跟著蔣介石來臺的」外省人」為主，臺灣原有地主階級的經濟、政治權益就受到很大的損害。這些本土地主尤其是臺南地主就成為臺獨的主要支持者。這些地主的子弟很多到海外去留學，成為最早的臺獨組織的創建者。馬英九曾經明確指出」今天我們面對歷史事實，必須勇敢地指出，臺獨思想真正起源於對土地改革的不滿。」在最早的海外臺獨人士當中，處於嘉南平原的臺南一中和嘉義中學的校友比較多，因為最好的土地都在嘉南平原，嘉南地主的子弟就變成了海外臺獨的主力。所以「臺獨」表面上是族群問題，但實際上起源於階級政治。對於臺灣的地主士紳來說，他們最重視的不是身份和文化認同，而是自身的經濟利益。曾是臺灣反殖民主義領袖的霧峰林家的林獻堂，當年因為去大陸訪問時說了一句」我終於回到祖國」，回來後被日本流氓當眾打耳光羞辱。這麼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一旦階級利益受到傷害，便放棄了民族意識，成為臺獨的堅定支持者。所以臺灣的部分士紳地主在感情上可以接受與自己毫無文化關聯的日本，卻無法接受與自己同宗同源的中國，只是自身的利益使然，無關乎文化、身份、族群。很多的臺獨分子之所以有很強烈的」皇民」情結，主要就是自身的階級利益在日據時期受到了保護甚至扶植，而在國民黨統治期間則受到了侵犯。
二、族群政治的興起與階級話語的失落在經過50年代白色恐怖的滅絕性鎮壓之後，臺灣左翼在七十年代又開始重新孕育發展。六十年代，在風靡全球的造反運動和美國的民權、反戰等進步運動的衝擊下，一些美國的臺灣留學生就開始擺脫美國的霸權意識形態，來重新認識被妖魔化的中國大陸。這些人包括金寶瑜、許登源、陳若曦等，他們組織讀書會，學習歷史和理論，關注時事和社會主義運動。1970年，在美國留學生群體中間爆發了保釣運動。保釣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參與保釣運動的臺灣留學生受到60年代的全球造反運動和文革理想深刻感召，左派學生迅速掌握了保釣運動的主導權。保釣運動不只是一場愛國保土運動，更是一場海外臺灣留學生的左翼啟蒙運動。
隨後，島內的左翼運動也開始復興。1976年，《夏潮》雜誌開始創辦，以《夏潮》為中心，集結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識分子。1977年到1978年，在陳映真主導下，臺灣社會爆發了鄉土文學論戰，強調文學要有社會現實性，文學要關懷下層人民的生活。鄉土文學論戰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催生了臺灣第三波左翼運動。」七十年代臺灣文學全部是左翼鄉土派的天下，左翼思想非常盛行……七十年代知識界幾乎全部是左翼思想。」鄉土文學運動的影響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慌，國民黨御用文人余光中直斥鄉土文學為」工農兵」文學，甚至收集了陳映真文章中引用的馬列詞句向蔣介石告密。
與此同時，伴隨著臺灣經濟的騰飛和臺灣本土資產階級的形成，黨外運動也開始發展起來。七十年代末開始的黨外政治運動，其主要社會基礎及支持者是臺籍的中小企業家和中產階級（醫師、律師、會計師）等。臺籍資本家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國民黨的種種限制，因而大力支持黨外運動以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雖然在黨外運動中也涉及到了工人問題、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等，也有部分新生的左翼參與。但是黨外運動一開始，主打的就是」本土論述」而非」階級意識」，」被壓迫已久的臺灣人對抗外來的專制政權國民黨」，而非」基層百姓聯合起來打垮黨國金權體制」。在八十年代，臺獨分子完全掌握了黨外運動的領導權，而原先支持鄉土文學的左傾知識分子大半也在思想上或行動上轉向臺獨，左翼思想在臺灣社會趨於邊緣化。1986年民進黨成立後，就迅速開始炒作族群問題。1989年，民進黨第一次明確提到了」四大族群」問題，並在1991年確立了」臺獨黨綱」。之後新黨也緊跟其上，逐漸接受了」族群」對立的思維和動員方式，」泛藍」和」泛綠」陣營逐漸形成。族群政治便成為臺灣的主流政治形態，成為臺灣政治鬥爭中的中心議題。
一般將臺灣社會的族群分為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四種。這種四大族群的分類，並不是人類學、民族學意義上：」族群」劃分，多黨政治操作的產物，具有很濃的政治意味。在所謂的」四大族群」中，」本省籍」的閩南人大多支持民進黨及其聯盟（」泛綠」），」本省籍」的客家人和」外省人」則多支持國民黨及其聯盟（」泛藍」）。雙方看似水火不容，但實際上分享著共同的利益和意識形態。
民進黨在成立之前，曾經在一定程度上參與過底層的社會運動，包括工運、農運、環保、反核、人權、婦運等等。新潮流系的一些領導人如邱義仁、陳菊等，曾經和以《夏潮》為中心的」泛左翼」的知識分子一起創辦過」臺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後改名為」臺灣勞工陣線」）。雖然民進黨早期帶有一些」草根」色彩，很多社會中下層的民眾對其寄予厚望，希望能夠依靠其對抗資本與權力緊密結合的國民黨。但是隨著其逐步發展及執政，已經褪去了其早期的」反商」情結，和工商界資本建立了緊密的聯盟。早在80年代末，在一些基層群眾參與抗議臺塑等大企業的環境汙染問題時，民進黨政客就不斷用」咱們都是臺灣人」這樣的族群話語來平息對財團的抗議。1993年，立法院表決《全民健康保險法法》勞資負擔比例條文的時候，民主進步黨新潮流系卻以「在場卻不投票」方式，與其他黨派的立法委員一樣放水，刪除了許多有利於工人的條款，被勞工團體打入「新國民進黨」這個「爛蘋果家族」。勞陣秘書長（民進黨新潮流系重要成員）簡錫階在訪談中也不得不承認：」民進黨對工運並不重視。尤其是勞工與資方對抗的若干重要抗爭，民進黨從未用其旗幟支持。民進黨是以中小企業利益為主的政黨；從辜汪會談來說，它受到的壓力也是來自資方……勞工政策方面，只站在臺獨立場來反對引進中國勞工（以免臺獨主張受大陸人海戰術影響），卻不反對外勞，因為有中小企業主的壓力。」
事實上，在臺灣黑金政治的大環境下下，民進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離不開黨內外企業、財團的資助和支持。民進黨前主席黃信介是一個經濟實力雄厚的大家族，早期經常資助民進黨的活動，不少知名的民進黨政治人物接受過黃信介的資金支持。民進黨高雄縣黑派餘氏家族，經濟實力更為雄厚，早期餘登發將大批祖產用於從事黨外活動。民進黨前秘書長吳乃仁為臺中大地主之後，父親經營房地產致富，後設立高科技電子公司，吳本人也設立JET日本電臺。」獨派」重要人物辜寬敏也是日據時代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後代，擁有榮星企業等公司。
在陳水扁執政之後，民進黨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政商金脈關係支持網絡，以權力網絡逐步吸引金脈，再以所吸金脈布線鞏固權勢，形成」以財養勢、聚勢斂財」。上從」國政顧問團」，下到各類挺扁企業，」第一家庭」與」總統」親信與財團的關係非常密切。民進黨與臺灣大財團關係的密切程度，比起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臺灣的資本、財團希望通過對民進黨的公開支持，以換取民進黨政府開放更多的政策，為資產階級提供更多的商機與利益。陳水扁也投桃報李，推出了多項有利於財團的政策法規。原先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民進黨迅速改變階級屬性，成為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
所以，臺灣民主化歷程看似變化極大，但本質上沒有任何變化。以本土認同為基礎的新興右翼集團，成功挑戰了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老右翼集團，但是臺灣的根本性政治經濟結構沒有根本改變。藍綠雙方雖然圍繞著統獨問題爭吵不休，但雙方的共同點遠大於不同之處。這種以族群來區隔政黨和政治派系的方式，遮蔽了真正的社會矛盾，導致臺灣不能形成真正獨立的勞工政治運動。臺灣的工人、農民、底層知識分子圍繞在各自所謂的」族群」政黨（實際上都是資本的政黨），而不能形成反抗資本的獨立的左翼運動。臺灣左派學者呂正惠評論說：」所有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等，一跟省籍問題比，就全部消失了，這是階級性的社會運動不能產生的重大原因。。」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雖然臺灣島內經濟景氣長期低迷、失業率不斷升高，泛綠大票倉南部地區的失業率更高居全臺榜首，但對泛綠支持者而言，這一切都是可以諒解的。有失業者說」又不是沒過過苦日子」；有知識分子表示，」雖然對民進黨也有不滿，但在情感上仍無法將票投給外省人」，有農民甚至表示」即使是吃鹽水泡飯也要票投陳水扁」。族群政治成功遮蔽了階級矛盾，對藍綠雙方的支持者而言，不論經濟有多壞，自己生活有多艱難，但在族群矛盾面前，一切都可以諒解。
三、國民黨敗選與階級政治的復興近幾年來，絕大多數臺灣人已經意識到，族群問題在臺灣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並沒有以前想像的那麼重要，無論誰當選，都不可能片面地大幅度改動兩岸政策。民進黨在執政後，逐漸放棄了不切實際的」獨立」夢，陳水扁曾公開承認」『臺獨』是做不到的事情。而且隨著兩岸經貿交流的日益頻繁，兩岸的政治接觸甚至政治協商已經是不可逆轉的潮流，民進黨政客也越來越認識到大陸對於臺灣的重要地位，陳菊等民進黨政客相繼高調訪問大陸。黨內大佬柯建銘甚至建議」正式凍結』臺獨黨綱』，為民進黨兩岸政策形塑新時代的世界觀與格局。」而馬英九執政之後，也公開提出」不統不獨不武」的方針，提出了」臺灣前途由二千三百萬臺灣人民決定」的」臺灣住民自決」主張，實質是維持臺灣目前現狀不變，」藍營雖然表面不講獨立，他們真正的心願是以』中華民國』這一塊招牌，把臺灣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所以現在的國民黨也成為另一種意義的臺獨派。」臺灣社會目前支持」急統」或者」急獨」的政治勢力都幾乎微乎其微，絕大多數臺灣人都希望在兩岸關係上繼續」維持現狀」。統獨的意識形態變成了」誰更能守護臺灣利益」、」誰更能處理兩岸關係」的」執政」能力問題。
在統獨問題開始淡化的同時，臺灣社會的經濟、民生問題日趨嚴峻。尤其自2008年以來，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臺灣的經濟增長逐漸放緩。2008年至2013年期間，島內平均經濟增長率僅2.7%，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而且無論是民進黨執政還是國民黨執政，都爭先討好大財團以獲取支持，執行一系列」利富」而不是」利貧」的政策，盲目崇拜新自由主義，減少對於商業行為和財產權的管制，美化自由市場機制。所帶來的結果並不是當局所說的」雨露均沾」，反而是財團化的不斷加劇，」租稅正義」的消失，失業率和貧富差距都越來越嚴重。臺灣失業率從1990年代初期的1.5%，攀升到2009年的最高峰5.9%，而最富10%人群與最窮10%人群的綜合所得差距，從2001年的20.9倍擴大到2009年的28倍，創下臺灣歷史上新高。從另一個數字來看，在上世紀80年代，臺灣經濟高度增長，但受僱者平均實際薪資也同步增長；在1990年代，平均每年經濟增長率仍維持在6.3%左右，但受僱者平均實際薪資增長率降到3.8%；到了過去十年，平均經濟增長率是3.4%，但受僱者平均實際薪資增長率卻是負增長。2014年前4個月的平均薪資為53769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11155元)，為歷年同期最高；但扣除同期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幅，實際薪資為52087元(約合人民幣10806元)，仍不及1998年52810元(約合人民幣10956元)的水平。
據臺灣」財稅資料中心」統計，以工業與服務業工人每人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而言，從2001年至2010年，十年來僅增加4.89%。而同期臺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卻上漲了9.62%，臺灣人均GDP與人均所得卻分別增長了28.8%及31.4%，可見十年來臺灣工人的實質薪資是下降的。再以大學畢業生為例，上世紀90年代中期，」社會新鮮人」的月工資在3萬元（新臺幣）以上，現在卻降到2.5萬元，加上物價上漲，初入職場的大學生收入實際上不升反降。根據臺」財政部」統計，臺灣最富5%家庭收入同最窮5%家庭收入差距，1998年僅為32倍，2003年增至51倍，2008年升到66倍，2013年突破100倍，屢創歷史新高。由於貧富差距數字太大，以至臺灣財政部門宣布不再公布這一數據。臺」經建會」報告指出，在過去30年中，臺灣中產階級數量消失近90萬戶，其中超過50萬戶淪為低收入階層，遠遠多於躋身高收入階層的約30萬戶。《中國時報》民調顯示，約80％受訪者認為」臺灣中產階級正在逐漸消失，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在這樣的背景下，島內民眾對於圍繞著」統獨」、」族群」議題爭吵不休的藍綠兩派惡鬥愈發厭惡，而這種厭惡不是因為它們太不一樣，而是太一樣了。民進黨新生代天王蔡英文較早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她執掌民進黨之後，逐漸改變民進黨傳統的」省籍—族群」的認同動員方式，開始回歸到社會分配議題。2008年5月21日，蔡英文在就任黨主席的致辭中強調除了完善就業保險、勞工退休、國民年金等社會安全制度外，還必須讓福利網絡更加完備，使臺灣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防止M型社會的惡化。2011年蔡英文在接受採訪時痛批馬英九，說他不顧勞工權益，卻只顧和財團搞好關係：」這幾年來所有勞工、農民、上班族，不管是藍領、白領或粉領，日子都不好過。景氣不好，政府應該挺中小企業、中下階層、勞工、農民及受薪階級，但馬總統挺的卻是大財團、和少數」馬友友」集團。」在2010年的五都選舉及2012年的總統選舉，蔡英文都主打」公平」派，塑造平民對抗金權的形象。在選戰主軸上蔡英文主打」下一站，公平正義」，主張消弭社會貧富分化，在具體政策上提出了一系列針對弱勢人群的照顧主張，如提出加碼老農津貼權宜，編列特別預算為青年人租房提供保障等」反貧窮方案」等，全力把藍綠政黨鬥爭的主軸拉向」增長vs.分配」的結構中，努力把民進黨描繪成最重視社會公平分配的政黨，把自己打扮成財團統治下的弱勢群體的代言者，以對抗」傾中賣臺」的」兩岸財團」代言人國民黨，以致一些媒體驚呼蔡英文是要挑動島內不同階層之間的」階級鬥爭」。民進黨臺南縣黨部評議委員顏純左(臺南縣副縣長)，甚至提出了將民進黨改名為」社會民主黨」的建議。
國民黨則明顯缺乏這樣敏銳的判斷力。2012年總統選舉最後一周時國民黨曾經連續推出在大陸賺的盆滿缽滿的工商界大佬為九二共識背書，無視島內民眾對於財團的仇視情緒。此次選戰，富士康老總郭臺銘更是從北到南比輔選力道不輸馬英九，甚至與候選人合照成為看板指標，頻頻站臺大開支票。國民黨的這種競選策略，更強化了其兩岸財團代言人的形象。對於島內如今飽受財團侵奪之苦，具有強烈」反商」情結的青年人群體來說，只會起到反作用。再加上連戰家族坐擁數百億的財富，連勝文的出身背景更激起了民眾的反彈，給他貼上」權貴」的標籤而在網上圍剿。而且在此次臺北選舉中，無論國民黨打出的」九二共識」、」經濟發展」的兩岸牌，還是指出柯文哲是」皇民後裔」、」墨綠臺獨」的族群牌，都無助於選情的改變甚至起到了反效果。藍營民眾已經被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所深深地傷害，以前是」含血含淚也要投國民黨」，現在是」含血，含淚，也絕對不能投國民黨」。再加上民眾已經對十多年的藍綠惡鬥心生反感，號稱」超越藍綠」的柯文哲自然獲得了很多人的好感。
國民黨大潰敗後，對這個問題也開始反思，朱立倫在」臉書」上宣布參選國民黨主席時，總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時說，經濟與兩岸本來是國民黨的優勢，但執政六年多來，民眾卻普遍感受到荷包縮水，財富分配嚴重不均，加上少數臺商回臺後的惡劣行徑，加深了民眾對國民黨的不滿，失靈的市場經濟與失能的政治體系導致國民黨必須付出慘痛的政治代價，」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黑暗面已在臺灣顯現」。有鑑於此，朱立倫認為，國民黨必須重建核心價值，提出各種符合公平正義的財稅制度及法令規章，使財富分配更合理，長期重視經濟成長的迷思更應轉化為追求有效率、更公平的分配。
民進黨路線的轉變和國民黨的反思，表明了隨著臺灣經濟形勢的惡化與貧富分化的日益嚴峻，島內的族群、統獨矛盾開始淡化，階級問題將會逐漸凸顯為島內的主要政治議題。臺灣長期以來只有藍綠之分、統獨之爭，缺乏左右路線的局面將會逐漸改變。臺灣《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民進黨資深黨員吳子嘉接受採訪時認為，藍軍失敗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沒能處理好階級問題，」從陳水扁到馬英九，藍綠都沒處理好階級問題，矛盾累積到現在終於爆發，並讓藍軍概括承受」，因而民進黨即使2016年上臺，若緩解不了階級矛盾，一樣面臨被趕下臺的風險。而實際上，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已經和財團資本結成緊密的聯盟，不會因為在野時候的花哨的政治承諾而改變。不管是」藍營」還是」綠營」，上臺之後都不可能解決」階級」的問題。在族群問題淡化之後，真正的工人政黨就有可能改變現在被藍綠兩黨擠壓的泡沫化狀態，獲得一定的政治空間。
四、臺灣左翼與工運的現狀1984年5月1日，以左翼人士為主的夏潮聯合會與民進黨新潮流系前身黨外作家編輯聯合會合作組建了」臺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簡稱勞支會）」，是臺灣戰後獨立工運團體的萌芽。1987年，夏潮人士退出臺灣勞工運動支援會，組建了臺灣第一個合法的工人政黨」工黨」，很多左翼人士如許登源以、蔡建仁、鄭村棋、王耀南、王介安等都積極參與了建黨工作。工黨在成立半年後分裂，左翼人士另外組建了勞動黨與勞動人權協會。
勞動黨是繼承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臺灣左翼傳統和衣缽的政黨，其成員既包括19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時期被捕的左翼老政治犯和家人（如陳明忠、林書揚等），也包括1987年解嚴前後開始到今天一直參與勞工運動的工人及領袖。在創黨初期，勞動黨將主要精力投入於臺灣工運。但是90年代末，隨著勞工立法逐步完善，臺灣勞工運動陷入低潮，勞動黨逐步將工作重點調整為反獨促統，把實現兩岸和解和統一作為主要目標和任務。勞動黨號稱是臺灣最」紅」最」統」的政黨，也是與中國共產黨關係最密切的政黨，被看做是中國共產黨在臺灣的化身。2009年，臺灣勞動黨中央委員高偉凱以」工人不大，團結最大」為競選口號，以4736票當選第17屆新竹縣縣議員，成為該黨成立二十年代的一大突破。但是勞動黨與中國大陸官方的關係受到了來自左翼內部和勞工陣營內部的質疑和挑戰。勞動黨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一系列路線和政策，將一些大陸政府採納的資本主義政策之稱之為」新民主主義」或」新經濟政策」，如陳明忠先生認為，現階段中國正在進行的毛澤東在抗戰時期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也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採用資本主義方式、利用資本主義、又限制資本主義，先讓中國富強起來，但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大目標，」儘管有各種不同的政策推出，但都標示這個黨還有理想，還有目標在堅持。」而在保釣運動期間接受左翼思想的一代人，由於深受文革思想的影響，激烈地抨擊改革開放後的鄧小平路線，認為如今的中國自文革結束後已經徹底拋棄了社會主義而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因而把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勞動黨稱之為」官府派」。
今年以來，勞動黨領導下的勞動人權協會在兩岸服貿問題上的態度，引起了其他勞工團體的激烈反對。2014年3月26日，勞權會與其他工會代表在經濟部前舉行記者會，發表了」儘快結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實服貿協議」的聲明。聲明發表後，其他勞工組織發表共同聲明譴責勞權會淪為了兩岸資產階級的」馬前卒」，是」鼓勵臺灣資本前進中國，再讓臺灣勞動大眾和臺資』共同分享』中國工人血汗的言論，是高喊統一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是最分裂臺灣工人與中國工人團結的路線。」由於對服貿問題的支持態度，勞權會被」建議」退出了2014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平臺。
除了勞動黨控制下的勞動人權協會外，臺灣目前的主要勞工組織還有：臺灣」總工會」及其下屬的各級工會、全國產業總工會、」臺灣勞工陣線」和」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其中臺灣總工會是原國民黨控制下的體制內官方工會，而全國產業總工會和勞工陣線則和民進黨關係密切，具有鮮明的」獨」派色彩。」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是臺灣一支超越了」藍綠」色彩，又在工人中間比較有基礎和影響力的激進勞工組織。該組織成立於1992年，起源於1992年基隆客運罷工事件。工委會每年11月12日舉行」秋鬥」遊行，是臺灣勞工比較重要的抗議活動。上世紀90年代以以來其每年的遊行內容大多是針對某些議題或法案——如反」賤」保、反失業等，提出勞工階層的訴求。進入新世紀後，他們感受到其生活境況的惡化與執政當局的作為密切相關，因而2002年11月他們首次在失業問題之外，提出執政者應重視勞工」賺不起」、」住不起」、」病不起」、」生不起」、」讀不起」及」老不起」的現狀。與此相關，這一年的鬥爭口號是」活不起，反貧窮！工人幹譙垃圾政府！」以此為開端，勞工」秋鬥」的主題開始指向影響其生存狀況的政治因素。2003年工委會策劃了」百萬廢票運動」，號召勞工」唾棄藍綠爛蘋果」，並提出」族群平等，反歧視，建立多元共存社會」、」開徵富人稅，縮小貧富差距」、」選制改革，催生』以上皆非』選項」、」建立社會安全網，保障弱勢族群」、」兩岸和談，就業先談」和」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等要求，鼓勵選民在2004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投票日投廢票，力圖改變藍綠兩黨主導的族群政治，改變普通勞工對」藍」、」綠」的認同高於對階級利益的認同的局面。2004年他們發起」人民老大」參選行動，試圖推選出能夠代表勞工利益的」立法委員」。2005年秋天針對島內經濟景氣惡化、執政當局弊案連連，他們發動了」政客還權、財團還錢——人民火大行動」。2012年之後，」秋鬥」活動一改之前只爭取具體訴求的作法，明確提出」人民向左轉」的口號，抗議臺灣政府一味追求經濟成長、壓低勞動成本、偏向資本家、壯大財團的右翼政策，主張人民應該尋找重視」社會公平、分配正義」的左翼價值，希望集結左翼政治力量，為臺灣找到新的方向。
2006年時，工委會成員改組成「人民火大行動聯盟」。2011年，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向內政部登記為政黨「人民民主陣線」。今年12月15日，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秘書長賴香伶通過在線投票「I-Voting」的方式被新當選的臺北市市長柯文哲任命為臺北市勞動局局長，成為勞工運動步入主流政治舞臺的第一步。
五、結語經過十多年的惡鬥之後，臺灣人民對圍繞著」統獨」、」族群」的藍綠政治日趨厭惡，」階級」問題開始重新為許多人關注，臺灣只有」藍綠」沒有」左右」的局面將會逐漸改變。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對越來越難以按照之前」統獨」、」族群」的傳統二元對立方式去動員民眾，而不得不開始關注」階級」與」分配」議題。但是兩黨的性質決定了其只會在在野時策略性地空喊口號，而不可能實質上傷害財團的利益以補貼下層民眾。越來越多的勞工將會改變對」藍」、」綠」的認同而對階級利益認同，左翼與勞工運動將會獲得更多的政治空間。
（本文為會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