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團隊宣布，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已於11月在中國健康誕生，她們的基因經過人為修飾，能「天然抵抗愛滋病」。
這個消息一出，猶如一枚重磅炸彈，迅速在國內外引起巨大轟動，質疑和爭議也隨之而來，國內122名科學家發表聯合聲明抵制這一行為。
《生命時報》（微信內搜索「LT0385」即可關注）邀請權威專家，解讀「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背後的風險隱患。
受訪專家
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免疫學系教授 王月丹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遺傳與基因組醫學中心主任 祁鳴
北京協和醫學院生命倫理學博士 張迪
本報記者丨高陽 董長喜 任琳賢 鮑捷 徐文婷
本文編輯丨徐文婷
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
據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消息，賀建奎團隊之前一直在招募志願者夫婦，以創建第一批基因編輯嬰兒。
網絡上流傳的《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申請書》顯示，該試驗始於2017年3月，截止到2019年3月。
研究中，賀建奎團隊會先對精子進行清洗，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實現人類胚胎的體外受精，隨後採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對受精卵的CCR5基因進行編輯，再將其植入母親子宮。
申請書提到，CCR5缺失的個體擁有正常的免疫功能和炎症反應，能對多種病毒感染表現出顯著的抵抗力，對CCR5進行基因編輯或將有效阻斷霍亂、天花或愛滋病的感染。
賀建奎介紹，最初有8對夫婦參與了這項研究，父親皆為愛滋病病毒(HIV)攜帶者，母親為HIV病毒陰性，其中1對中途退出。試驗中，共有31個受精卵發育到了胚囊階段。11月露露和娜娜誕生，是世界首例免疫愛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目前，還有1名參試者可能已經懷孕。
基因編輯是什麼？
人體是由很多細胞組成的，基因就駐紮其中，成為人體生老病死的「代碼」。基因編輯技術就是對特定DNA片段進行改寫。
中國國家基因庫倫理委員會委員、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遺傳與基因組醫學中心主任祁鳴教授告訴《生命時報》記者，如果某些基因損害失去功能了，我們可以用好的基因去替換。但如果有壞的基因把好的基因「帶壞」，就好比高樓大廈壞掉了幾根鋼筋，會影響總體承重效果。
這種情況下，使用過去的基因技術就沒用了，而目前最流行的CRISPR-Cas9技術，可以「改寫修訂」變異了的壞基因，使其變正常。
目前，在基礎研究領域，對動植物的基因編輯已獲得廣泛應用，能夠改良農作物、降低病畜率等，但在人體細胞，尤其是人體胚胎領域的應用尚未推廣。
近幾年，有關CRISPR-Cas9技術的研究和應用呈爆發式增長，充分證明了它將給人類社會帶來非常大的變革。
不過，上世紀90年代，基因治療剛在美國發展時，有人想用其治療有嚴重先天性免疫缺陷的孩子，結果幾年後，11位孩子中有七八位得了白血病，人們這才意識到基因治療可能會帶來無法掌控的負面影響。
美國目前已禁止在人類胚胎中使用該技術。在我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使用基因編輯胚胎建立妊娠發育也是非法的。
全球都在批賀建奎
賀建奎團隊的做法在學術界引起一片震驚和質疑。
11月26日晚，122名中國科學家發表的聯合聲明說：「此項技術早就可以做，沒有任何創新，但是全球的生物醫學科學家們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為脫靶（編者註：在醫學裡指，原定是修復某個基因點，卻發生了偏移，作用了別的基因點）的不確定性、其他巨大風險以及更重要的倫理。對在現階段不經嚴格倫理和安全性審查，貿然嘗試做可遺傳的人體胚胎基因編輯的任何嘗試，堅決反對，強烈譴責！」
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對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回應稱：「堅決反對任何個人、任何單位在理論不確定、技術不完善、風險不可控、倫理法規明確禁止的情況下開展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的臨床應用。」
該研究也引起了國際學者的爭論及批評↓↓
1
美國哈佛大學幹細胞研究中心教授穆索努拉：
愛滋病並非一定致命，況且對廣大貧窮地區來說，有比基因編輯更便宜的療法。相反，為了獲得所謂的愛滋病免疫，便將基因編輯嬰兒暴露在未知的其他疾病風險中，得不償失。
2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教授伊爾舍：
基因編輯技術並不難，賀建奎可能是為了奪得「世界首例」的名頭，而將嬰兒的生命安全拋之腦後。
在一片批評聲中，美國萊斯大學針對有報導稱麥可·迪姆教授參與基因編輯嬰兒研究一事，表示不知情，正「全面調查」該教授。
賀建奎工作的南方科技大學也在11月26日發表聲明稱，賀建奎已於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職，這項研究在校外開展，學校並不知情。賀建奎嚴重違背了學術倫理和學術規範，學校將立即成立獨立委員會進行深入調查。
政府部門方面，消息發出當天，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就立即要求廣東省衛健委認真調查核實，依法依規處理，並及時向社會公開結果。深圳市衛健委當日表示，深圳市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已啟動調查。
經查，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未按要求進行備案。然而，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11月27日發布聲明稱，該院從未參與賀建奎團隊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中的任何試驗環節，嬰兒也並非在該醫院分娩，網傳《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醫學倫理要員會審查申請書》上的籤名有偽造嫌疑，將申請公安機關介入調查。文件「籤字」者也表示不知情。
各國媒體也在密切關注事件進展↓↓
美國CNET新聞網稱，該研究未經過獨立驗證，也未在期刊上發表，此次公布更像是一次推銷練習。
韓國《中央日報》報導說，目前通過基因編輯出生的高等生命體有猴子，但沒有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精準度尚不完善，可能引發致命問題。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則關注到研究背後的「深水」——賀建奎團隊與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的關係，賀建奎擁有的多家公司，以及那張無人「認領」的倫理審查申請書等。
11月28日，賀建奎現身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分享了試驗背景和數據，並稱其公司未參與該項目，資金、設備、場地都由他個人提供。
他介紹說，DNA檢測發現，這對雙胞胎中有一個基因編輯成功了，另一個可能發生了脫靶，但位於非編碼區，而且離基因很遠，也不在有作用的元件上。
賀建奎在會上未表達對該事件醫學倫理問題的看法，但他說：「我對我們的成果感到自豪。我會更加努力地工作，終身為她們負責。如果我的孩子有類似風險，我會做這樣的嘗試。」
賀建奎其人
賀建奎來自湖南婁底，從小迷戀物理學。他本科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美國萊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美國史丹福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師從微流控基因晶片鼻祖斯蒂文·奎克。
在美期間，他與諾貝爾獎得主安德魯·菲爾、美國科學院院士馬克·戴維斯共同開發人體基因檢測技術。2012 年，賀建奎經深圳市「孔雀計劃」引進回國，在南方科技大學建立個人實驗室，進行基因測序方向研究。
早前，還在象牙塔中的賀建奎堅信「學者就應該堅守清貧，這樣才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就」。
但在近兩年的採訪中，他表示：「財富和科學可以共融。」天眼查數據顯示，賀建奎是7家公司（總註冊資本1.51億元）的股東、6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5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這7家公司中，最早成立的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宣稱生產第三代基因測序儀的公司，今年4月獲得2.18億元A輪融資，賀建奎總持股份額為33.25%。
這家公司也是賀建奎在公開場合談及最多的公司，他不止一次推銷該公司產品。深圳市南科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註冊資本最高，達6666.66萬元人民幣，賀建奎是第一大股東，持股45.5%。該公司主營生物技術與基因檢測技術開發等，還獲得了南方科技大學旗下深圳市南科大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的入股。
賀建奎一直在從事基因編輯研究工作，2017年7月，他在美國冷泉港實驗室進行主題演講時，曾用傑西·吉爾辛格（一名18歲的美國男孩，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死於基因治療的人）的悲劇來告誡在座者：要緩慢且謹慎地做人類基因編輯試驗。但諷刺的是，他在告誡別人前的4個月，自己已經開始了基因編輯臨床研究。
基因編輯的風險在哪裡？
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免疫學系教授王月丹一直在關注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他對《生命時報》記者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種做法極不妥當，甚至是魯莽。」
王月丹認為問題有三：
1
賀建奎團隊的試驗前提不成立
CCR5基因是人體內的正常基因，並非導致疾病的缺陷基因。
人類對HIV病毒的認識尚不完全，它的治病機理也不僅僅是因為CCR5基因，因此對其進行基因編輯，並不會使人體對所有HIV產生免疫。
避免嬰兒感染愛滋病的醫療手段有很多，沒必要選擇風險最大的這種。
2
存在潛在健康威脅
由於技術不完善，基因編輯可能會脫靶，《自然醫學》雜誌今年的報導稱，該技術還有致癌風險。
此外，CCR5基因對人體的免疫系統、神經系統都有作用，一旦被敲除，會影響人體免疫功能的發育，影響神經細胞、造血細胞的功能等，而這些還僅僅是可見的風險隱患。
3
該團隊的科學素養不高
若《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醫學倫理要員會審查申請書》屬實，則說明該團隊的科學素養不高。
CCR5基因與霍亂、天花的感染沒有任何關係，這是人體生物免疫領域的常識，申請書中「可抗擊霍亂、天花」屬事實錯誤。
祁鳴也表示：「這個項目，我不會投贊成票。敲除CCR5基因未必能預防愛滋病，目前的治療方法完全可以實現愛滋病母嬰阻斷，並且愛滋病也不是最緊迫需要攻克的疾病。」
基因編輯最大的風險來自於脫靶效應。祁鳴解釋說，在修改錯誤基因時，可能誤殺一些好的重要基因，如果剛好擊中了和心臟相關的基因，可能會得心臟疾病；擊中一些腫瘤抑制相關基因，未來可能有患腫瘤的風險，這些「誤傷」都是不可預知的。「對健康人來說，為了避免一種不確定的疾病，而去承擔罹患其他疾病的風險，得不償失。」
祁鳴認為，賀建奎選定的不是有先天疾病或缺損的胚胎，而是相對健康的胚胎，那麼這種基因編輯完全沒有必要。
基因編輯背後的倫理思考
實際上，中山大學副教授黃軍在2015年就發布了世界上首個採用基因編輯改造人類胚胎的報告，不過試驗採用的是無法繼續發育成嬰兒的胚胎，針對的是一種基因缺陷遺傳病。
結果顯示，基因編輯會造成許多意外突變，黃軍告誡，人們應當遠離基因編輯技術直到證實它是安全的。即便如此，當時輿論界依然有很大爭議。「賀建奎團隊不僅對國際公約不允許的人體胚胎細胞進行試驗，而且連嬰兒都誕生了。」王月丹說。
北京協和醫學院生命倫理學博士張迪表示，科學告訴我們能不能，是做事實判斷；倫理學卻告訴我們該不該，是做價值判斷；如果我們不思考科學的價值，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進步。
基因編輯技術的成熟度如何，僅僅是事實上的判斷；我們還需要思考這項技術是否該用、用在哪？對人類胚胎進行基因編輯可能誘發嚴重的倫理問題，被改寫的生殖細胞會影響其子孫後代，甚至改變人類的基因池。
我國倫理委員會監督制度自1997年逐步建立以來，明確要求在開展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前，必須先向其所屬機構的倫理委員會遞交試驗計劃書。「但凡經過正規的倫理審查，這樣的研究都絕對不會被批准開展。」
據了解，賀建奎也曾參與基因編輯醫學倫理方面的國際行業共識制訂，堅稱要嚴格遵循基因編輯倫理的底線，但其在行為上卻明顯背離了共識。祁鳴說：「在這一點，賀建奎屬於明知故犯。」先前基因編輯都是以治療為目的的實驗和操作，與此次事件有本質差別。
對相對健康的露露和娜娜採取基因編輯，更趨向於「基因增強」，即讓孩子一出生就具有異於常人的「愛滋病免疫」能力。祁鳴表示，這無異於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人們會猜想，會不會有一天可以選定孩子的長相、身高，甚至培育「刀槍不入」的超能戰士，最終讓基因編輯成為某些特殊或特權階層的工具。
試驗違反多項法律規定
除了違反倫理原則，此次試驗還違反了多項法律規定。
張迪舉例說，《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規定，不得將利用體外受精、體細胞核移植、單性複製技術或遺傳修飾獲得的囊胚植入人或其他動物的生殖系統；《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也明確規定，禁止以生殖為目的對人類配子、合子和胚胎進行基因操作。
祁鳴認為，這次事件之所以引發極大爭議，審查、監管等環節不透明也是原因之一。「臨床試驗要進行充分的評估、依法依規、循序漸進，最大程度保證人的健康發展。自己關起門來操作，沒有同行評議監督，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
張迪表示，賀建奎團隊涉嫌偽造審查申請書籤名的問題還未調查清楚，但這足以反應倫理審查制度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不少科研人員倫理意識淡薄，準備發表成果時才索要審查批件；有些倫理委員會成員缺乏專業性和道德獨立性；倫理審查通過後未進行項目追蹤審查；倫理審查規範在法律地位上屬於部門規章及更低位階，而美國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將倫理審查相關規定納入聯邦法規中，具有高級別的執行力。
張迪建議，除了要嚴格執行倫理審查制度外，高風險的研究應由更高一層的倫理委員會審批，而非機構自己的倫理委員會；應考慮提高立法層次，保護後代利益，對涉及人類生殖系基因改造的研究和應用進行嚴格規範，並加大懲罰力度；重視醫學倫理教育，培養科研人員的倫理意識，尤其應該彌補高等教育中醫學倫理教育的缺口。
對生命應心存敬畏
此次基因編輯嬰兒的誕生，讓張迪想到了20世紀50年代，發生在美國紐約的柳溪肝炎研究。
當時，研究者以不用排隊就可以提前進入州立學校的條件，「利誘」家長同意孩子參與試驗，接觸有活性的肝炎病毒，以此觀察肝炎的發病機理，進而研究疫苗。最終試驗讓很多原本健康的孩子感染了肝炎病毒。
「此次基因編輯嬰兒試驗中，受試家庭也面臨『利誘』。」張迪說，由於技術存在較大局限性、風險性，我國傳染病法規規定，醫院不得接納愛滋病患者做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等輔助生殖。
愛滋病家庭本身就承受著無形的社會壓力，在渴望擁有後代的強烈願望驅使下，面對這樣的試驗，很難做出理性抉擇。即使賀建奎稱，一旦有志願者受到傷害，項目組承擔相應的醫療費用，但孩子未來可能面臨的健康風險、精神壓力甚至是人類基因池改變的風險，是賀建奎負不起的責任。我們應對生命心存最起碼的敬畏。
王月丹強調：「基因技術肯定是要往前發展，但是目前它在精準度、效率上存在不足，人類距離可控的使用基因編輯技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可以在動物身上進行基因編輯，不斷優化技術，但對生殖細胞的操作應慎之又慎。」
祁鳴認為，CRISPR-Cas9技術前景廣闊。「每天都能在門診見到受罕見遺傳病困擾的患者，這讓我對這項技術充滿期待。該技術肯定會發展，只不過我們用這把槍時還不能百發百中，要想辦法提高命中率。」
祁鳴希望，基因編輯技術未來能用於遺傳病的治療。據統計，我國出生缺陷嬰兒約有5.6%，看似比例不高，但我國人口基數大，問題其實很嚴峻，相對發達國家，我國人口素質有很大提高空間。
公眾也應當加深對基因技術的認識，提高產前檢查、基因檢測的知曉率，儘可能降低出生缺陷和遺傳性疾病的發生率。祁鳴強調：「目前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令人興奮，但應該穩步前進，不要急於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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