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焯瑩（1872～1928），派名立輝，學名焯瑩，字子燮，號炎生，晚改名大痴，號耘桂先生，湖南湘陰人，晚清著名思想家、學者郭嵩燾（1818～1891）之子。其生平事跡，見李肖聃《星廬文錄·書〈玉池學略〉後》，楊樹達《讀騷大例跋》，黃光燾《光燾脞錄》，王嘯蘇《郭焯瑩傳》（有兩種）、《屈賦章句古微序》等。
郭焯瑩生於同治十一年（1872），卒於民國17年（1928），得年五十七。楊錫貴《郭嵩燾年表》：（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三子立輝生，學名焯瑩。」楊樹達《讀騷大例跋》：「餘於十七年夏，南歸省親，屢訪先生，日相遊處。……別後不一月，而先生以病逝，年五十有七。」均可證。《四庫大辭典》定其生卒為1877～1928年，生年誤。
郭焯瑩是郭嵩燾第三子，為嵩燾繼室馮氏所出。嵩燾長子名剛基，派名立箎；次子名幼嶷。剛基早卒，幼嶷的出生與成長鮮為外人所知，故述郭氏兄弟伯仲者多有不確。任凱南《史記札記序》，龔篤清、尋霖《湘人著述表》，尋霖、劉志盛《湖南刻書史略》，皆以焯瑩為嵩燾「仲子」，楊樹達《讀騷大例跋》（《讀騷大例》北京文字同盟社鉛印本）稱他為「玉池老人之冢子」，收入《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篇名改為《郭桂耘先生讀騷大例跋》）則改稱「仲子」。
郭焯瑩晚年改名大痴。楊樹達《郭桂耘先生讀騷大例跋》云：「先生初名焯瑩，字子燮，號炎生，晚乃改名大痴，自號耘桂先生雲。」《學衡》1926年第49期有《管子校釋敘錄》一文，署「郭大痴」；此文又載於《船山學報》1934年第5期，署「湘陰郭大痴遺稿」。任凱南《史記札記序》云：「民國十七年以事偶晤耘桂先生長子繼痴世兄。」郭焯瑩之長子號「繼痴」，則其本人名「大痴」，自在情理之中。今人整理的《郭嵩燾全集》第十五冊《本冊說明》稱「郭氏後人郭大痴」，沒有說明為人熟知的名字。
因為郭嵩燾晚年得子，加上光緒初出使英法之後黜退家居，正值焯瑩少年，所以，焯瑩雖於光緒十七年（1891）入邑庠，以諸生與長沙王先謙等遊，但在學業上受父親影響更大。他曾主講湖南高等學堂、中路師範、湘陰駐省中學，終生奉母居省城六堆子養知書屋。娶貴州布政使平江李元度女為妻。
茲錄王嘯蘇《郭焯瑩傳》以覘其學業與志趣：
君諱焯瑩，字子燮，號耘桂，湘陰郭氏。父嵩燾，清道光翰林，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嘗出使英法諸國，究心世務，晚歸治王船山之學，多所發抒。歿後，《清史稿》有傳。嵩燾既卒，長沙王先謙銘墓謂：「文章滿家，鸞鳳其儀。」時君年尚少，為諸生，並從其遊也。為文深折奧衍，於湖南諸文家中，能嶄然自樹立。然馳騖高遠，不以文士自局，凡《說文》、經史、百家之編，恣意縱覽，復有深沉之思，於學能識流別、通幽眇。嘗於湖南高等學堂授諸子學，編講義三鉅冊，識者服其精到，而己則以為不足觀。平生不輕著書，因屈原被放，終於汨羅，高其志節文辭，乃為《讀騷大例》，發厥要旨，繼成《屈子紀年》，暨《屈賦章句古微》與內、外《傳》，廣搜眾家，務為賅博，又時下己意，以資匡補，卷帙頗富，蓋自清季歷民國，經時廿餘年，顓治不懈，有如此者。迨其歿後，門人任凱南為整輯之。君生長宦門，賦性淡泊，日手一卷，行以自隨，家故有貲產，因不善治生，至於盡耗。晚益窮困，至寄於歌者家。年五十餘，嘔血卒。生時軀幹短小，神光湛然，而一朝猝殞，知者謂為勤學積悴之所致雲。（《屈賦章句古微》卷前）黃光燾《光燾脞錄》，寥寥數語，也可概其風神：
湘陰郭耘桂先生，早承家學，以古文名湖外，奇辭奧句，俗儒至不能句讀，平生尤為楚騷，箋注稿凡數易，可傳也。然不拘細行，溺於聲伎，人亦以此少之，所著《棲流略》，尤為名教之玷，聞其遺稿已為日人購去，想不脛而走矣。先生之卒也，叢殘著述，半付飄零，未聞有去而董理之者，可慨也夫。杜坦庵（本崇）挽以聯曰：「本屈原宋玉之遺，獵豔尋芳，風雅不慚名父子；自桐城陽湖而外，纂言述事，品題爭說古文家。」郭焯瑩的學術活動，除治《騷》、治諸子、參與東池印社等活動之外，主要是整理、刊行父親的遺著，如《郭氏佚書六種》（光緒二十四年養知書屋刻本，包括《周易釋例》《毛詩餘義》《綏邊徵實》《慎忠錄》《思舊錄》《嘉言錄》）。此外，郭氏父子嗜好《管子》，顏昌嶢著《管子校釋·例言》稱郭焯瑩「錄其先德養知先生《讀管筆記》於書眉，幾全採用，稱『郭雲』、『小郭雲』以別之」，顏著轉又吸納郭氏父子之說，而郭焯瑩復為之作《管子校釋敘錄》。尤其是，郭焯瑩的楚辭學著作頻引「先說」。這些都說明郭氏父子學脈相承。
郭焯瑩著述今多散佚。據查，除楚辭學著作之外，湖南圖書館藏有《辯孔小識》一卷、《易俟堂待定稿》一卷、《棲流七略十篇》一卷、《郭焯瑩遺著稿》（稿本）、《耘桂先生尺牘》不分卷（稿本）、《鵑啼集》一卷等。
郭氏所著的一些單篇文章，略可考見者有《先考玉池府君事述》《湖南東池印社緣起》《劉月皋徵君墓碣》《管子校釋敘錄》等。
本文摘引郭著，凡原稿自注的雙行小字，用圓括號標示；原文疑缺，酌情補出，用方括號標示；原稿文字錯誤，或字義需要說明的，則予注釋。郭氏喜用古字、異體字，如「左」作「」、「居」作「凥」，若無特殊需要，皆改為通行字；出於行文需要，保留個別繁體字。
郭氏楚辭學著作共八種。
1.《屈賦章句古微》《屈賦內傳》《屈賦外傳》和《屈子紀年》。
2.《屈賦注商》《屈賦解故》《屈賦異文箋》。
上述七種，除《屈子紀年》一種外，其餘六種，郭氏在已刊《讀騷大例》都有說明。
第1條所列四種，均以郭氏手稿和他人抄本兩種形式藏於湖南師大圖書館。
第2條所列三種，系郭氏手稿，當藏於湖南圖書館。《楚辭書目五種續編》：「湖南省圖書館亦收藏郭氏研究《楚辭》的手稿二十八冊，題《郭焯瑩遺著稿》。」《四庫大辭典·集部·楚辭類》《屈原學集成》皆承此說，均未列細目。《湖南省古籍善本書目》《湘人著述表》雖有著錄，但不僅未說明細目，連冊數也未說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個稿本破損嚴重，不方便讀者查閱。經館方破例提供的照片顯示，書名籤記載：「書名：郭焯瑩遺著稿；冊：28；版本：稿本；編號：437/321。」沒有封皮，沒有卷端頁，看不到具體的著作名稱，但從裸頁所寫內容可以看出與楚辭有關。據此推斷，第2條所列三種應當在這個稿本中。
3.《讀騷大例》。
此種有兩個版本：
（1）易俟堂郭氏印本。《湖南省古籍善本書目》稱：「《讀騷大例》一卷清郭焯瑩撰清光緒郭氏易俟堂印本葉德輝跋。」通過湖南圖書館官網，檢索書名顯示：「清光緒郭氏易俟堂鉛印本，葉德輝題記。」又《湖南刻書史略》：「《讀騷大例》一卷，民國郭氏易俟堂印本。」筆者入館查閱是書，未見葉德輝題記或跋，扉頁有「讀騷大例長沙粟掞署檢」「易俟堂郭氏聚珍本」字樣，未署年月。書尾有購書記錄：「庚寅（1950）九月十九日訪購於長沙謝啟明識。」書內「離騷」之「離」、「卜居」之「居」，皆為通行字，與郭氏稿抄本作「羅」「凥」者不同，可知是書印行不會太早，以民國初為確。
（2）北京文字同盟社民國二十年鉛印本，有楊樹達跋（以下稱「楊跋本」）。楊跋稱：「日本友人橋川子雍，嘗聞先生之學於吾同門友松崎柔甫，又喜究屈原書，讀先生是篇服其精詣，將為印行，而乞言於餘。」松崎柔甫，是葉德輝的日本弟子，與楊樹達為同門，是書經由楊氏的日本友人橋川子雍主事印行。
以上兩個版本，版式不同，內容相同，文字小異，系後者據前者重新排版印行。《楚辭書目五種續編》《楚辭書錄解題》只著錄後者，《楚辭文獻集成》亦據後者影印，其中雙行小字多模糊，而前者字跡非常清晰。
還要說明的是，郭焯瑩研治楚辭，歷清末至民國，是沒有疑問的，但其著作撰出的次第，尚可細究。楊樹達《讀騷大例跋》云：「二十年來，自以身丁家國之變，發憤注騷，精思力索，凡三易草乃成，多前人所未發也。」「家國之變」指辛亥之變。王嘯蘇的舊《郭焯瑩傳》也說：「平生不輕著書，因父為清大臣，己復身遘國變，有慕屈平之志，為《讀騷大例》發其要恉，繼成《楚詞集解》。」1954年王氏再作《郭焯瑩傳》，修改為：「平生不輕著書，因屈原被放，終於汨羅，高其志節文辭，乃為《讀騷大例》，發厥要旨，繼成《屈子紀年》，暨《屈賦章句古微》與內、外《傳》。」「蓋自清季歷民國，經時廿餘年，顓治不懈，有如此者。」（《屈賦章句古微》卷前）列出撰纂次第，而以《讀騷大例》為最早。但是從《讀騷大例》「餘定著《屈賦解故》」「餘定著《屈賦章句古微》」「餘定著《屈賦解故》」「餘定著《屈賦異文箋》」「餘定著《屈賦內傳》」「餘定著《屈賦外傳》」等措辭看，則所列六種著作皆已寫定，或大致寫定。所謂「大例」實際是其研治楚辭的最終總結。就筆者所能看到的郭氏楚辭著作，雖然卷帙繁多，但其觀點、考據彼此照應，若合符契，可以想像，郭氏治楚辭二十多年，定稿之前，已有反覆的修改與通盤的考慮，楊樹達所謂「凡三易草乃成」，當系事實。因此諸書的寫定，雖有先後，但皆日積月累所得，唯《讀騷大例》不應最早撰成，只因篇幅較短，且集中反映其楚辭研究的思路、方法與結論，先後經郭氏易俟堂、日人橋川子雍促成，得以先期出版。
郭氏楚辭學著作撰成時間可以確考者，唯《屈賦章句古微》。該著卷前《離騷敘錄》錄有郭氏與友人湘潭孫文昺（凡民）、孫文昱（季虞）兄弟探討屈賦創作的歷史背景與韻讀的往返文字四則，有「癸亥孟秋凡民奉讀並箋」「癸亥九月再讀耘桂先生《屈賦章句古微》，……文昱謹識」等語。癸亥，為民國12年（1923），可見此時《屈賦章句古微》已撰成。
某些文獻記載郭氏楚辭學著作，名稱隨意，需要釐清。如王嘯蘇的舊《郭焯瑩傳》：「為《讀騷大例》發其要旨，繼成《楚詞集解》。」文末自註：「據拙撰《感舊錄》。」而其新《郭焯瑩傳》則修改為：「為《讀騷大例》，發厥要恉，繼成《屈子紀年》，暨《屈賦章句古微》與內、外《傳》。」可見前文所言「繼成《楚詞集解》」，僅是一個模糊的說法，並非實有其書。李肖聃《湖南省志徵集材料辦法草案》《書〈玉池學略〉後》分別記為《楚辭補註》《楚詞補註》，亦同此例。郭群《湘陰郭氏遺著提要（續）》稱「別有《離騷註解》一書」，似指《屈賦章句古微》中註解《離騷》的部分。
此外，需要說明的是，郭氏著作並沒有「毀於火」。「毀於火」的說法起於「楊跋本」的楊樹達《讀騷大例跋》：「餘頗聞去歲長沙之變，先生所為騷注稿，不幸毀於火。」楊跋署作時為「民國二十年一月十二日」。可知，「長沙之變」是指民國19年（1930）七月，中國工農紅軍攻入長沙，成立長沙市蘇維埃政府一事。楊先生所記只是傳聞而已，後來其《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收錄此文，內容與前文大體相同，在文末補綴了數語：「……頃聞稿毀之說不實，乃大幸也。」今學者不察，仍稱：「郭焯瑩所著《楚辭集解》不幸毀於戰火。」書名及結局皆誤。
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楚辭書錄解題》著錄藏於湖南師範學院（今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的郭焯瑩所著楚辭學著作者共三種，均有稿本和抄本兩種形式。郭著原稿皆未題「卷」，僅標數字，崔著以卷論，本文仍之。茲將筆者所見與崔著比較，列表縷述同異。
1.郭著存缺：
崔著
說明
第1種
稿本
《屈賦章句古微》二十六卷《敘錄》一卷。七冊。
任抄本卡片：「《屈賦章句古微》，任抄本六冊。」崔著亦作「六冊」。按，前兩冊不屬於任抄本系統，系一九五四年補抄（見下文「版式等」）。崔著所言稿本之《敘錄》當為《離騷敘錄》，補抄本有此篇。
任抄本
《屈賦章句古微》二十六卷。六冊
第2種
稿本
《屈賦內傳》五卷《內傳雜篇》三卷。十冊。存卷一至三、五，卷四存上、中。
崔著所記任抄本，與筆者所見同。
任抄本
同上
第3種
稿本
《屈賦外傳》二十七卷附《屈賦校勘記》一卷《屈子紀年》一卷。七冊。存十七卷（卷五至十五、二十四至二十七，附二卷全）。
崔著未言任抄本冊數，筆者所見為七冊。抄本中未見《屈賦校勘記》，只見《屈子紀年》，故崔著所言「附一卷」，當指《屈子紀年》一卷。《屈賦校勘記》一卷，或未抄，或抄而後佚。
此外，崔著所言稿本、抄本卷次有同有異，實未經核對。今詳除《屈賦校勘記》一卷存疑外，其餘十六卷全同（見下文「按語」）。
任抄本
亦存十七卷（卷五至十五、二十九至三十三，附一卷）。
按，《屈賦章句古微》抄本第一冊內有夾紙二頁，題為「湘陰郭氏楚辭學任氏抄本目錄湘陰郭焯瑩耘桂著」，是今湖南師大圖書館所藏郭著楚辭學著作任抄本的總目，應是1954年前後為整理出版郭著，經比對郭氏稿本和任抄本之後所作。茲列這個目錄的主幹如下，並略做說明。
（1）《屈賦章句古微》
內雲「離騷缺」。按即缺第一、二冊，可見其時此二冊尚有待補抄。
（2）《屈賦內傳》
按，與筆者所見相同。
（3）《屈賦外傳》
內雲「卷一、二、三、四不見」「卷十六—二十三不見」，而於「息夫躬絕命辭屈賦朱子外傳二十九」下註：「原稿卷二十四。」於「張衡思玄賦屈賦朱子外傳三十」下註：「原稿卷二十五。」於「蔡琰悲憤詩屈賦朱子外傳三十一」下註：「原稿卷二十六。」於「董生為蔡琰作胡葭（笳）十八拍屈賦朱子外傳三十二」下註：「原稿卷二十七。」可見稿本、任抄本的卷次雖然不同，但內容完全相同，只是抄寫者將稿本的卷次改動了，抄本的卷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就是原稿的卷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也可推定崔著所言《屈賦外傳》任抄本卷「三十三」誤，當作「三十二」。
（4）《屈子紀年》
按，《湘陰郭氏楚辭學任氏抄本目錄》沒有著錄崔著所言《屈賦校勘記》，可見其編目時，相應的稿本或已缺失，或崔著所言另有所據。另外，這個目錄將《屈子紀年》單列出來，是合理的，因為其內容性質、用字習慣以及手書風格與其他三種著作不同。
2.版式等
抄本共二十三冊，其中《屈賦章句古微》的第一、二冊，據書內一浮籤所言，為「一九五四年補抄」。1954年王嘯蘇所作《屈賦章句古微序》稱「副本之缺者，別為補抄」，也應是指這二冊。此二冊，紅色單邊，每半頁十行，版框左下印有「長沙市中山東路漢新和紙鋪供應」紅色楷體鉛字。每行字數不一，多人手書，且不似他冊老練。崔著未與他冊區別，可補正。《屈賦章句古微》的第一、二冊，是疏解《離騷》的，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今存郭著任抄本卻缺了這兩冊，原因不詳。
其餘二十一冊，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版框左下鐫「戇父抄書用紙」。字體通為正楷，但字跡不一，有的端方，有的扁平，有的略帶隸意，當為三四人分冊抄寫。其中《屈子紀年》一冊頗有不同，紙張雖與他冊相同，但系二人輪番抄寫，合裝成冊，字跡也不同於他冊，每行字數比較隨意。所有二十一冊首頁有「湖南大學圖書館藏書」「湘陰任凱南藏書」楷體陽文紅印。個別冊另有「戇父藏書」篆體陽文紅印。任凱南（1884～1949），初字拱辰，後改字戇忱，是郭焯瑩的學生。李肖聃《書〈玉池學略〉後》說：「（郭焯瑩）死後其門人湘陰任凱南，假得手稿，屬寧鄉餘生震華，鈔寫一通，積數巨冊。今凱南以憂時發狂，飲鴆自殺，其家舉其藏書，贈之嶽麓湖南大學。」可知郭著是由任凱南囑託寧鄉餘震華等人抄寫的。題為「任氏抄本」者以此，而任氏並未親任抄手。
整個二十三冊中，第一、二冊沒有封皮，其他二十一冊的封皮上寫有書名，但字跡、墨色不一致，均有「湖南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書」藍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國立師範學院併入湖南大學。1953年8月全國院系調整，湖南大學撤銷，建立湖南師範學院和中南土木建築學院，原湖南大學圖書館所藏古籍悉數劃歸湖南師範學院圖書館，郭著抄本經過不止一次封皮裝訂，系在這之後所為。
簡言之，二十三冊抄本中，《屈賦章句古微》第一、二冊系1954年補抄，其他各冊為「任氏抄本」；除《屈賦校勘記》存疑外，今藏湖南師大圖書館的郭焯瑩楚辭學著作共四種（《屈賦章句古微》《屈賦內傳》《屈賦外傳》《屈子紀年》），均有稿本和抄本兩種形式。
郭焯瑩《讀騷大例》所列六條，揭示了其楚辭學的體系結構。茲摘抄如下：
第一條：「事據史傳取勘。」「餘定著《屈賦注商》，依循史遷，為加勘校，發正班、王之謬妄，袪除洪、朱之蔽滯，庶今古紛紜之說有所取定也。」
第二條：「意由聲音證入。」「餘定著《屈賦章句古微》，謹守先說，以涵泳辭氣於屈子淵情，恍若有會，推致之二十五篇，頗詳究其章分之指。」
第三條：「誼本故訓求通。」「餘定著《屈賦解故》疏證名物之類別，綜合詞言之條貫，凡通古讀，茲事尤為先務，不可得略也。」
第四條：「辭採眾本是正。」「餘定著《屈賦異文箋》，主洪校，亦參取《集注》，疏發辭中失之指，別析詞正假之由，雖未必悉當，庶猶賢於執中無權者夫。」
第五條：「論依經訓節中。」「餘定著《屈賦內傳》，墨守史錄，針班固之膏肓，起王逸之廢疾，而推闡洪興祖之淵情，繹朱子之大誼，以羽翼史氏，鉤較劉勰、黃伯思、晁補之之歧說，以曲盡端末，屈賦指趣用益昭揭，茲抑千古得失之林也。」
第六條：「說參異家互發。」「餘定著《屈賦外傳》，盡班所錄異家，引賦就騷，各附其章，其有溢出，或別次屈賦旁篇，兼及《補註》所甄引，《後語》所採摭，下逮《通釋》所新入，鹹無遺焉。」
崔富章評云：「是六條，實郭氏《楚辭》著述之總綱也。」綱既如此，目又如何?將湖南師大館藏的郭氏稿抄本詳目抄錄於下，就很明了。
《屈賦章句古微》
《離騷》敘錄
附郭焯瑩傳王嘯蘇
序王嘯蘇
離騷上屈賦章句古微一之上
離騷下屈賦章句古微一之下
九歌一東皇太一屈賦章句古微二
九歌二雲中君屈賦章句古微三
九歌三湘君屈賦章句古微四
九歌四湘夫人屈賦章句古微五
九歌五大司命屈賦章句古微六
九歌六少司命屈賦章句古微七
九歌七東君屈賦章句古微八
九歌八河伯屈賦章句古微九
九歌九山鬼屈賦章句古微十
九歌十國殤屈賦章句古微十一
九歌十一禮魂屈賦章句古微十二
天問屈賦章句古微十三
九章一惜誦屈賦章句古微十四
九章二涉江屈賦章句古微十五
九章三 哀郢屈賦章句古微十六
九章四 抽思屈賦章句古微十七
九章五 懷沙屈賦章句古微十八
九章六 思美人屈賦章句古微十九
九章七 惜往日屈賦章句古微二十
九章八 橘頌屈賦章句古微二十一
九章九 悲迴風屈賦章句古微二十二
遠遊 屈賦章句古微二十三
卜居 屈賦章句古微二十四
漁父 屈賦章句古微二十五
招魂 屈賦逸篇章句古微二十六
屈賦內傳
司馬遷太史公列傳第二十四 屈賦司馬氏內傳一之上
司馬遷太史公書家世家第十 屈賦司馬氏內傳一之中
淮南王劉安離騷說鉤沈 屈賦司馬氏內傳附錄一之下
班固楚辭序錄 屈賦班氏內傳二之上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第五 屈賦班氏內傳附錄二之中
王夫之楚辭通釋敘例 屈賦班氏內傳附錄二下之上
王夫之楚辭通釋卷末九昭 屈賦班氏內傳附錄二下之下
王逸楚辭章句敘卷第十七上 屈賦王逸內傳三上之上
王逸楚辭章句敘卷第十七下 屈賦王逸內傳三上之下
劉向新序節士第七 屈賦王逸內傳附錄三之中
沈亞之所造屈原外傳 屈賦王逸內傳附錄三之下
洪興祖楚辭補註目錄 屈賦內傳四之上
黃伯思新校楚辭敘 屈賦內傳四之中
朱子楚辭集注目錄 屈賦朱子內傳五上之一
朱子楚辭後語目錄 屈賦朱子內傳五上之二
晁補之重編楚辭離騷新敘 屈賦朱子內傳附錄五之中
晁補之新敘錄 屈賦朱子內傳附錄五之下
周拱辰離騷草木史敘目 屈賦內傳雜篇之一
何喬新楚辭敘 屈賦內傳雜篇之二
王世貞楚辭敘 屈賦內傳雜篇之三
屈賦外傳
淮南小山招隱士 屈賦班氏外傳五
王褒九懷 屈賦班氏外傳六
東方朔七諫 屈賦班氏外傳七
劉向九嘆 屈賦班氏外傳八
嚴忌哀時命 屈賦班氏外傳九
不知作者惜誓 屈賦班氏外傳十
皮日休九諷系述 屈賦洪氏外傳十一
楊雄反離騷 屈賦洪氏外傳十二
梁竦悼騷賦 屈賦洪氏外傳十三
司馬相如大人賦 屈賦洪氏外傳十四
柳宗元天對 屈賦洪氏外傳十五
息夫躬絕命辭 屈賦朱子外傳二十九
張衡思玄賦 屈賦朱子外傳三十
蔡琰悲憤詩 屈賦朱子外傳三十一
董生為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屈賦朱子外傳三十二
屈子紀年
屈子紀年敘
屈子紀年
從上述目錄可知，《屈賦章句古微》疏解的是被郭氏認定為屈原所寫的作品，共二十六篇：《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招魂》。《讀騷大例》第二條說「推致之二十五篇」，唯《招魂》在二十五篇之外，郭氏認為它是屈賦的逸篇。
以此為基點，郭氏將《史記·屈原列傳》《楚世家》以下，凡涉及屈原生平、著作，如班固《楚辭序》等，王逸《楚辭章句》大小敘、《九思》洪興祖《楚辭補註目錄》，黃伯思《新校楚辭敘》，朱熹《楚辭集注目錄》《楚辭後語目錄》均入列為「內傳」，將淮南王劉安《淮南子》中與楚辭相關或與楚辭語意相合的遺說，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王夫之《楚辭通釋》中的《敘例》《九昭》，劉向《新序·節士篇》，沈亞之《屈原外傳》，晁補之《重編楚辭》的《離騷敘》等作為「內傳附錄」，周拱辰《離騷草木史敘目》，何喬新《楚辭敘》，王世貞《楚辭敘》等作為「內傳雜篇」雜廁其間。《讀騷大例》第五條所說，在《屈賦內傳》中得到了體現。
《讀騷大例》第六條針對的是《屈賦外傳》：
（1）淮南小山《招隱士》、王褒《九懷》、東方朔《七諫》、劉向《九嘆》、嚴忌《哀時命》、不知作者《惜誓》等數家出於《楚辭章句》，而郭氏認為《楚辭》最初由班固編定，故題為「屈賦班氏外傳」，即郭氏《讀騷大例》第六條所謂「盡班所錄異家」，實即《楚辭章句》屈作之外的作品，兩者對比，《屈賦外傳》所缺為《九辯》和《大招》兩篇，但所題卷次卻缺一至四，共四卷，未審何故。
（2）皮日休《九諷系述》、揚雄《反離騷》、梁竦《悼騷賦》、司馬相如《大人賦》、柳宗元《天對》等數家為洪興祖《楚辭補註》所甄引。《楚辭補註》於王逸《九思敘》後言及皮日休《九諷敘》、梁竦《悼騷》：「皮日休《九諷敘》云：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為《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為之，若宋玉之《九辯》，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嘆》，王逸之《九思》，其為清怨素豔，幽抉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揚雄有《廣騷》，梁竦有《悼騷》，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為《離騷》之兩派也。」《楚辭補註》於王逸《楚辭章句敘》後言及司馬相如《大人賦》、揚子云《反離騷》：「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以浮遊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云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餘故具論之。」《楚辭補註》於王逸《天問章句敘》後云：「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以上數家郭氏題為「屈賦洪氏外傳」，即郭氏《讀騷大例》第六條所謂「《補註》所甄引」。
（3）息夫躬《絕命辭》、張衡《思玄賦》、蔡琰《悲憤詩》（騷體）、董生《為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入錄朱熹《楚辭後語》，以上數家，郭氏題為「屈賦朱子外傳」，即郭氏《讀騷大例》第六條所謂「《後語》所採摭」。
（4）《楚辭通釋》除收傳統篇目外，新入江淹（文通）《山中楚辭》（四篇）、《愛遠山》及王夫之自撰的《九昭》。依內、外之例，《九昭》已列入《屈賦內傳》，所以不再列入《屈賦外傳》，但其他自「《通釋》所新入」（《讀騷大例》第六條）的江淹《山中楚辭》諸篇，也不見於現存《屈賦外傳》，可能是郭稿未完，或已佚失。
綜上所述，《屈賦內傳》《外傳》的區別在於：《內傳》研究的是，記載屈原事跡的史傳、屈作的敘錄，還包括歷史上治《騷》名家的騷體「敘傳」，這些文獻與屈原的關係較為直接；《外傳》則選錄和疏釋屈作之外的騷體作品，是騷體作品的選本，目的在於說明屈賦的影響。
綜上可見，《屈賦章句古微》是對屈原作品的解讀，是郭氏楚辭學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屈子紀年》是編年傳記，是屈賦的系年；《屈賦內傳》《屈賦外傳》是對《屈賦章句古微》的延伸，涉及《楚辭章句》《楚辭補註》《楚辭集注》《楚辭通釋》等重要的楚辭學著作；再加上《屈賦注商》《屈賦解故》《屈賦異文箋》等文字訓詁、名物考證一類著作作支撐，郭氏楚辭學自成體系，規模宏大，度越前人。
這裡就屈原作品篇數及系年，《離騷》《天問》《招魂》的主旨及結構等問題，介紹郭焯瑩楚辭學的主要觀點。
《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楚辭章句敘》也稱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而郭焯瑩認為屈原作品有二十六篇，《屈賦章句古微》即是針對二十六篇作品加以疏解的。這二十六篇是：《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招魂》。《招魂》一篇在二十五篇之外，郭氏認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已明言其為屈原作，不應懷疑，而《楚辭章句》將之歸於宋玉，郭氏推測其原因是：「劉向第錄屈原賦，未廁列二十五篇之末，班固定著《楚辭》，復標舉作者為宋玉。疑屈子夙疾惡秦，為子蘭所怒，適方賦《招》，宋玉懼重時忌，持獄益急，隱其言而不宣。私錄藏之，及編玉賦，遂竟寄在宋篇，史公尚及詳主名，至班固時已失考正。」（《屈賦章句古微》二十六《招魂》）即說，屈原作《招魂》，宋玉出於保護屈原的目的，私錄藏之，未予公布，班固編《楚辭》時，作者已失考；之後，王逸遂以為宋玉所作。因為此篇在《漢書·藝文志》「屈賦二十五篇」之外，故郭氏稱之為「逸篇」。郭氏認為《楚辭》是由班固編定的，所以又有「至班固時已失考正」等語。
屈原的生年，郭氏《屈子紀年》從曹耀湘說，定於楚宣王十五年（前355）正月庚寅，其卒年則定於頃襄王九年（前290）。
其作品系年是（以下未說明出處者，均出自《屈子紀年》）：
1.《遠遊》作於懷王十五年（前314）。郭氏認為，楚懷王十年（前319），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十五年（前314），草憲令，因上官大夫進讒，為懷王怒而疏之，屈原「感時俗敀，願輕舉遠遊，於是賦《遠遊》以自廣」。具體而言，是「始疏奪官，憂讒畏譏，身不自適，因託求仙，以袪塵累、息群謗，未暇計及令絀之兆禍也」。《遠遊》是屈原最早的作品，《離騷》結尾辭旨多同，是對《遠遊》的闡發。
2.《九歌》作於懷王十七年（前312）。時，秦發兵擊楚，大破楚師於丹、淅，遂取楚漢中地，《漢書·郊祀志》有載：「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故屈原作《九歌》十一篇以託諷：《東皇太一》「託諸皇穆將愉、欣欣樂康，祝願楚君以道自豫」；《雲中君》「託諸覽冀州、橫四海，祝願楚君之能安天下」；《湘君》「託諸交不忠、期不信，祝願臣之能致身」；《湘夫人》「託諸沅茝澧蘭，思未敢言，祝願賢妃之無幹政」；《大司命》「託諸乘清氣、御陰陽，祝願憲令之修舉」；《少司命》「託諸擁幼艾、為民正，祝願楚民之熙皞」；《東君》「託諸舉長矢、操餘弧，祝願田齊之同仇」，「北鬥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是北鬥之援寓齊」；《河伯》「託諸送美人南浦，來迎媵予，祝願三晉之爭助」，「今楚有事於秦，儻三晉並堅守從約，楚亦得少息肩，有鄰鄰媵予之象，殆託諷焉」；《山鬼》「託諸含睇且笑、歲晏孰華，微警群小之諂諛」；《國殤》「託諸凌陣躐行、左殪右傷，致悼將卒之凋喪」；《禮魂》「託諸春蘭秋菊、無絕終古，祝願楚祚之綿長」。
3.《卜居》作於懷王十八年（前311）屈原出使齊國之前。此時，「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已，往見太卜鄭詹尹，於是賦《卜居》以自靖」。郭氏云：「『放』謂不居其位，即十五年怒疏事也。繹其辭指，辯析吉兇之故、去從之誼，則為使齊之前，懷王召平計議，初聞命，自審所處之宜，因賦《卜居》，怒疏至是，適三年也。」
4.《離騷》作於懷王十八年（前311），屈原使齊歸來之後。屈原使齊歸來，而懷王已釋去張儀，屈原知憲令盡廢，有亡國之危，「感退修初服，反顧遊目，體解未變，於是賦《離騷》以寤君」。司馬遷將屈原賦《騷》之指敘述於懷王十五六年怒疏之後，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等語。郭氏認為：「推本《騷》之由作，非即賦於是時也。平見疏而致疾，以憲令之廢為病耳，安危之系在令，令廢，斯國有危亡之懼。」故定《離騷》作於懷王十八年。
5.《天問》作於懷王三十年（前299）。是年，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武關，屈原諫毋行，懷王不聽，遂客死於秦。頃襄王立。屈原「感時不寤改過，更告以不長，於是賦《天問》以儆眾」。郭氏贊成曹耀湘之說：「篇末賦楚昭復國，以諷頃襄；賦子西定亂，以諷昭睢，允已。」但又認為：「楚懷客秦，繇失政以兆禍，故援天問之，當作於迎立頃襄之始，目睹國變，因發攄悲憤。耀湘定作於元年，時猶放居漢北，究嫌未安。」故定於作於懷王三十年。
6.《招魂》作於頃襄王三年（前296）。懷王死於秦，歸葬於楚。屈原「目極千裡，重傷春心，於是賦《招魂》以寫哀」。郭氏又說：「懷王入秦在三十年春，今客死又值春初，故心益感春，而傷哀江南，則默揣懷王眷懷故國，求歸不得，死後猶當痛心楚之臣漠視秦仇，故魂歸大江以南，引為大哀也。」
7.《漁父》作於頃襄王三年（前296），「又作《漁父》以明志」。
8.《九章》之前四篇《惜誦》《涉江》《哀郢》《抽思》，作於頃襄王八年（前291）。
9.《九章》之後五篇《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迴風》，作於頃襄王九年（前290）。
之所以定《九章》作於頃襄王八年、九年，郭氏的依據是：「《哀郢》陳懷王客死之禍，而雲『九年不復』，是作《九章》時，上距武關之會九載也，是必有感於七年秦楚之平，益決國事無可為，既賦《九章》明俗之宜改，復以一死求寤於君焉。觀《抽思》感於『秋風之動容』，自前四篇作於頃襄八年之秋；《懷沙》興於『滔滔孟夏』，自後五篇作於九年之夏。」郭氏定《悲迴風》為屈原絕命辭：「終之以絕命之辭，蓋痛心迴風搖蕙，怨往悼來，以哀傷世變，賦《悲迴風》」，「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賦章句古微》一之上《離騷》上說明《離騷》的題意與緣由：
羅（離），《楚語》伍舉謂「德誼（義）不行，則邇者騷羅（離），遠者歫（距）違也」。羅即《詩·兔爰》「逢此百羅（俗罹）」，附箸（著）牽縛意。擾曰騷。楚懷十六年，武信詐欺楚連歲伐秦，再敗於丹陽藍田，舉國擾動，至十八年未挩（脫）焉，少釋，復約連秦，自重縛牽，命篇本意，殆指此也。史遷定次《屈傳》，釋之曰：「猶羅（離）憂也。」郭氏以「罹」釋「羅（離）」，以「擾動」「騷動」釋「騷」，又引司馬遷「離騷，猶離憂也」相牽合。其述寫作背景，可與《屈子紀年》相參。
《屈賦章句古微》將《離騷》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三章，下篇四章，全文共七章。
上篇：從開篇至「固前聖之所厚」。
大意：闡發憲令之造為，當患未形，先深規興存，得絕「騷羅（離）」乎君國。大抵以正則為立言之綱，反覆訟君國之則。微紀秩其臣民，罔自撥之使正也。屈當日所正之者，視憲令定上下之位，致力為甚易而已。屈屬草，本諸自任之重，內身體以植其本，外規時以盡其宜。下乃以危誤其國，楚絀令大悖擇誼之審。按驗本事，則得失之相倚伏，兩無一爽；徵考黨人，則兇害之從醞釀，豈能為掩?循省盡己，則道德之所依準，灼無可比。疑凡此皆正則之指矣。
第一章：從開篇至「恐皇輿之敗績」。
大意：明自任之重。首揭憲令所以造為大指，內度諸身，則內美修能，所學圖足任天下之鉅；外度諸世，則撫壯棄穢，所務灼見為切要之規。《史》稱「覬幸君寤」，寤所屬草，固已憂騷動於未形焉。
第二章：從「忽奔走以先後兮」至「願依彭鹹之遺則」。
大意：明涉世之艱。次揭憲令所由絀罷本事。上官以黨魁構讒，上愚弄其君，則讒齌以傾覆憲令，竟致君與離別。下武傷其國，則貪婪以悖憲令，無恤國之蕪穢。《史》稱「覬幸俗改」，改此邪曲，勿重兆騷動於難遏焉。時殷孟子「苟不志仁，終身憂辱，以陷死亡」之深懼。
第三章：自「長太息以掩涕兮」至「固前聖之所厚」。
大意：明擇誼之審。程諸事情，情自內得，據絀罷憲令，瞻前可民艱所從以多，顧後可推所善尚猶足用，酌諸人利害不殽。據上官讒齌，始圖遂其流亡，能乃見害。終僅坐取窮困，寵復何爭?衡諸己，從違不誣。據願依遺則，徵鹹所明之天，德賦豈有間於人禽?徵彭所信之古，達道豈有殊乎今昔?《史》稱「不忘欲反」，反此惑誤，庶得快騷動於遄已焉。雅負孟子「枉己者未有能直人」之夙志。
下篇：「悔相道之不察」至篇末。
大意：推極憲令之絀罷，致亂益棘，因深覬寤改，庶免君國於騷羅（離）。大抵以靈均為立言之綱，反覆訟君國之靈，微乞假諸臣民，固罔自劑之使均也。屈當日所均之者，視憲令系存亡之幾，收效為獨鉅而已。屈矢諫自陳勘過之密，身舍造憲令即莫可效忠，事舍行憲令亦不足為善。上官讒毀，罔顧貶道之誣，推彼挾妾婦之道相驕，豈能曲徇，自反耿中正之誼求盡，奚敢有虧。審度形勢，內筮致身之宜，俗業一成不改，決難與邇。君自蔽讒且寤，可徐與圖。思惟患害，外竭匡時之志，值人亡政熄，尚及從補救。觀釋囚親秦，將自速危亡，斯存君興國，殆非可它諉。凡此皆靈均之指矣。楚懷信鬼，故屈賦託諸筳佔巫告；頃襄好色，故宋玉託諸神女，意各有所感發也。而宓妃、娀女、二姚之譬，則以嬃女斥上官為材識無異妾婦，比類推致而已。
第四章：「悔相道之不察」至「豈餘心之可懲」。
大意：明勘過之密，溯往則造令，求及行迷，在位不入羅（離）尤見疏，繫心信芳，存諸身，殆無貳操也；顧後則糅澤於秦欺，昭質賴保芳於造令以不虧；繽紛於伐秦，繁佩待彌彰於造令以成飾；為民使齊，好修恃有常於造令以同樂。規諸事，殆無異趣也。
第五章：「女嬃之嬋媛兮」至「餘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所寫為嬃詈及反辭。
大意：斥貶道之誣。憲令所屬草，始造其節中於用誼服善，固遏夏浞、澆之亂萌，以力矯桀侮天、辛毀古，成湯、禹、周之治理，以取天錯輔民計極者也。憲令所定稿出布，其求索於上君下國，固上大昭君如日之明，光得耿及後王，成為望舒，下普被國扶桑之照，化得追踵先功，振於飛廉而已。憲令初行，緣上官同列為屯離之飆（飄）風，用興讒成帥雲霓之御，致楚懷王諸執政為倚望之帝閽，卒絀令遏鳳日夜之騰者也。憲令絀後，近於子蘭，以宓妃而敢無禮，彼田齊為高丘遠峙，宜兩絕無女；親於鄭袖，以娀女而忍鴆媒，彼處在為二妃疏屬，有導恐不固而已。……然則設為嬃詈，固取發上官之邪曲，誼難少有遷就焉耳。
第六章：「索瓊茅以筳篿兮」至「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包括「筳佔」「巫告」之辭。
大意：規致身之宜。蓋抉發賦《卜居》大意而冒言之。筳佔，則矢其畏天之棐忱，蓴（篿）以撢象數之昭垂。……巫告，則攄其懷古之蓄念，神降以體休嘉所由鍾集。……其繫心懷王，亦得徵之巫告，而不忘欲反，則所修存諸憲令。……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不特筳佔，巫告之託誼然也。要一篇之中，類可據此以推見。
第七章：自「何瓊佩之偃蹇兮，眾然而蔽之」至篇末。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別為「告反」（「巫告」之反辭）、「佔反」（「筳佔」之反辭）、亂辭。
大意：矢匡身之志。蓋闡繹《遠遊》微情而推言之。告反，則悼君未寤階亂於穢政汙流，己因欲為調度以求。……佔反，則深痛俗不改，重禍於釋囚連秦，己致困為蜷局以顧。……亂辭，則自反身如退，孰復已亂忠君，己遂決從彭、鹹所居。
郭氏對於彭鹹的理解，不贊同王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之說，而從王闓運「老彭、巫鹹」之說：「彭鹹，王闓運釋老彭、巫鹹。遺則，張惠言《賦抄》指其道之存。《大戴·虞德記》：昔商老彭政之教之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論語》又竊比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為彭遺則。屈原造令，來導先路，教政教官；偷樂之揚，畦雜抑諸在臣；零落之抑，紉佩揚諸在民；綴以純粹之德、練要之行。……之法古道、能立人，即所依則於彭。《書·君奭》：在太戊，時則巫鹹乂王家。《史·天官書》：殷商時傳天數，為鹹遺則。屈造憲令，指九天為正，上律天時，妙闢闔之用，酌消息之幾，唯靈修之故，志存俾乂，憂圖弭內伏，患謀絕外作，憲令之敬天德、能阜物，即依則於鹹，而己不避人嫉妒，所願存焉耳。」認為「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言身自宅以老彭信古，巫鹹明天，成政之美耳」。屈賦「彭鹹」凡七見，均以此解之。
郭氏《屈賦章句古微》十三《天問》：
周拱辰曰：民方今殆視天夢夢，屈原藉天大其問，亦藉問大其天。凜凜乎袞鉞指也。稱天以問，猶稱天以治，選於物知所貴，而帝以臨之，於以奉厥嚴也。王夫之曰：雜舉天地，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以楚先，所合綴成章，未嘗無次敘。屈以造化變遷，人事得失，莫非天理昭著，舉問憯不畏明，使問古以自問，原本權輿亭毒之樞機，以盡人事綱維之實用，規瑱備矣。曹耀湘曰：癸《問》當在楚懷留秦初，大臣議立王子在國者，蓋立子蘭也。昭睢爭之，迎立頃襄於齊，最為知大計。末隱託子西諷亟復楚懷爾。史公讀而「悲其志」，悲興國之志。丁亂已大甚，猶振奮不懈，為圖興焉。
郭氏《屈賦洪氏外傳》十五《柳宗元天對》：
屈子發《天問》之目，寓敬畏於援天以治人者也。王逸定《章句》，壹程以「問天」之說相獎，導為恣人以怨天者也。逸敘《天問》舊為解說者，劉向、楊雄多連蹇濛，誼不昭晢。度二家之說，僅粗詮其詞訓，發揮其事證，至於辭義所未暇詳。王逸章決句斷，乃推天之問，以問之天。自後屈子本《問》之指遂隱，而王逸釋《問》之說大昌，柳宗元《天對》，對王逸之問而已。宗元著《天說》果蓏視天，癰痔元氣，視人不知天，並不知人，則抑且果蓏，王逸之問，而自以所對為元氣癰痔歟?洪興祖謂《天對》屈問本指，《天問》誠無所可置對也，持論特為精允。
郭氏《屈子紀年》：
楚懷客秦，繇失政以兆禍，故援天問之，當作於迎立頃襄之始，目睹國變，因發攄悲憤。
可見郭氏不贊成王逸「導為恣人以怨天」的「問天」之說，而從周拱辰、王夫之、曹耀湘之說，認為「藉天大其問，亦藉問大其天」，「稱天以問，猶稱天以治」，即敬天畏天，以盡人事綱維之說。楚懷留秦之初，國勢傾危，王子王臣，不圖規復懷王，興復楚國，故屈原有感而作《天問》。郭氏於此篇揭示出屈原的思想境界，顯然高於一般楚辭學者。
《招魂》的作者是誰?招的是誰的魂?眾家解說不一。郭氏認為，楚懷王客死於秦，屈原作此招之。此與「招懷王亡魂」說無異，但他依據《史記·楚世家》「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的記載，認為《招魂》一篇反映了懷王身在西秦，心繫故國，逃亡被執，發病客死的全過程，批評楚國君臣不記秦仇，不圖進取，貪圖淫泆的現實。
《招魂》開篇說：「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魂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此為第一章。大意為：「首設巫綏魂，傷矢心效忠之已無從也，既莫盡力得攀留，奚取致身以從亡邪?」朕為屈原自指，追述懷王留秦的根本原由在於不行憲令，以致國弱君辱。其謂：「盛德謂出憲令，惠利斯民」，「牽俗者，障蔽於讒」，「上無考」二句謂：「考，成也。……遭疏未得就功於憲令。長者，起楚懷十六年訖三十年，歷時久遠。離殃，謂未少釋秦之兇禍。……」「巫陽，虛構名族。」「有人」，從馬其昶《屈賦微》之說「謂楚懷王」，「我欲輔之」，謂帝欲「規度曲從相導」。
第二章從「巫陽焉乃下招曰」至「恐自遺災些」。大意：「次命招戒之魂，哀楚懷求歸之訖未得也，既四方靡逞，難得謀歸計，抑上下跼蹐，歸奚可樂邪?」
第三章從「魂兮歸來，入修門些」至「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大意：「又次設招誘魂，刺子蘭安忍之忘君親也。既居遊、食飲、聲色，僭竊自侈，豈興國存君大誼無暇兼營邪?」郭氏揭示描寫居遊、食飲、聲色的用意說：「較量客秦孤羈，豈有此娛奉邪?」「較量亡歸未得，豈有此靜適邪?」
第四章：亂辭。大意：「末正論勉圖繼述，諷頃襄亟謀能復秦仇也。既嗣有國尊位，得謀合從，豈忘先君悲忿，不求雪恥邪?」其解「獻歲發春」，「取譬太子承先君既薨，初即位，國人視聽為一振也」。「汨吾南徵」，「汨，治也」。「南徵」，「至是迎其喪以歸」。「本篇『南徵』，為歸葬之路，而『江南』則舉全楚言之。」廬江、長薄等，皆南歸之路徑。「青驪結駟」等語，是「寓齊方欲為縱長，與秦爭帝」，「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是「取譬東從之趙、魏，絕懷[王]歸路，宜所聲討，俾服其罪」，「傷春心，謂痛悼楚懷以襄王季春死秦之遺恨」，「哀江南，謂楚懷在天之靈，反顧故國，固當哀其未能復茲仇也」。
通過這樣的疏釋，作品「悲憤慘怛」的現實情感得到突顯。郭氏於《屈賦章句古微》十四《九章》一《惜誦》說：「疏後[之]《天問》，及別出二十五篇外之《招魂》，已悲憤慘怛，何減《九章》?」郭解與《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言「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相呼應。
綜上所述，郭氏治騷，誠如楊樹達所言「多前人所未發」，別出心裁，不隨人後。
郭焯瑩稱自己「謹守先說，以涵泳辭氣於屈子淵情」（《讀騷大例》），甚至將其父親治騷的地位比肩於太史公：「千古精讀《離騷》者，唯史遷能明其誼，唯先公能明其辭。學人舍此奚從得導師哉?」（《屈賦章句古微》）引以為自己治騷的準繩。
從郭焯瑩頻頻稱引「先說」來看，郭嵩燾很可能對《楚辭》做過批註，郭焯瑩只是做了移錄。當然，郭焯瑩所引「先說」，還有一種途徑就是面承庭訓所得。郭焯瑩對「先說」的採納主要集中在屈原作品疏釋上，尤其《離騷》一篇，從主題到結構，悉遵父親遺說。屈原之外的作品，則鮮有稱引。
郭嵩燾札《屈原賈生列傳》首云：「案屈賈同傳，正以《吊屈原》一賦相牽合，亦是史公一種抑塞之氣，隨處發見，謂士不極其才力之所至，則皆不遇也。」此數語為郭焯瑩《屈賦司馬氏內傳》一之上《司馬遷太史公書列傳第二十四·前言》所引用，並稱：「先公讀《太史公書》先後不僅十數，每讀各隨所觸引，加之發正，記注書眉。亦無達訓，具條列援列傳言，下意疏別，以待質正。」前一句說的是郭嵩燾批註《史記》的情形，後一句敘述自己在郭嵩燾《史記札記》（尤其《屈原賈生列傳》札記）的基礎上所做的工作。這說明郭焯瑩的楚辭學研究接受父親的影響是非常全面的。
郭嵩燾是晚清著名思想家，也是著名的學者。其可貴之處，在於身為傳統士大夫，卻能夠自覺吸納西方文化，目光遠大，迥拔流俗之上。李鴻章稱其「病歸後，每與臣書，言及中外交涉各端，反覆周詳，深慮長言，若憂在己。迄今展閱，敬其忠愛之誠，老而彌篤，且深嘆不竟其用為可惜也」。郭嵩燾這種際遇與情感，自然影響了他對屈原與楚辭的理解。其《史記札記》云：「懷王之貪愚亦云極矣，史公反覆沉吟，推咎其不知人。君昏國危，而猶有人焉枝拄於其間，則其國可不至於亡。《詩》云：『邦國殄瘁。』是以君德又莫大於知人。」這是對《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懷王「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所做的推闡。再如解「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云：「此言楚至今日衰弱極矣，而其時固猶可為也；苟假乎賢者，撥而反之正，而其功效立見，特世人憒憒不自知耳。」解「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云：「案同糅玉石，說盡衰世氣象。好惡不分，賢否糅雜，終乃以成乎大亂，而莫之救也。」都圍繞「君德又莫大於知人」一意展開。抱才不遇，異代一揆，不難理解郭氏父子在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上寄予強烈的政治情懷。
當然，在一些細節上，郭焯瑩對父親的說法，並非絕對盲從。如《屈賦章句古微》二十一《橘頌》引「先說」云：「此忽自況其持身之正，江南嘉橘為盛，今猶名之洞庭橘。蓋始遷江南，見橘作頌以自慰也。橘樹不易長，洞庭橘卑枝成林，結實尤盛，故有年歲雖少之言，原於此但託以自廣。」郭焯瑩說：「今詳幼志以溯性賦於生初，年少以綜閱世於汨逝。先公循舊說釋少為弱稚，因援卑枝結實為誼。卑枝結實，是處微賤而德益邵、業益崇之象，似本辭尚無此意。謂賦作於始遷，亦承《通釋》『原偶值之，因比物類志』為說。疑《頌》次章之八，當廣誼類推言之，時久謫洞庭以南，橘為所習見，不得雲偶值。」又《屈賦章句古微》十五《涉江》引「先說」：「屈原放逐江南，渡江越湘而已。沅、漵、辰陽皆非所經，蓋並意擬之辭，以明所居之荒遠也。」郭焯瑩只取備一說而未從。至於郭焯瑩治騷之廣博，已遠非乃父所及。
前文已述，在所有郭焯瑩的楚辭學著作中，《讀騷大例》是其唯一一部已出版的著作，其他楚辭學著作均未出版，而藏於湖南師大圖書館者實已經過兩次整理。王嘯蘇《屈賦章句古微序》對此有明晰的述說，茲錄於下：
吾國自人民政府成立以來，銳意昌明學術，即與古典文學有關之著作，亦可送科學院審查付刊，其事甚盛。今湖南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有湘陰郭耘桂先生所著《屈賦章句古微》及內、外《傳》，全書卷帙頗多，擬先擇《古微》送審。其為之介紹者，則吾友楊積微翁。積微以《楚辭》之名由來已久，欲將所著名為《湘陰郭氏楚辭學》。餘因以為允也。惟其書有正副二本，副本之缺者，別為補抄，並囑嘯蘇讎校，凡所疑仍就積微翁是正。既畢役，乃略書其後曰：
自靈均著《騷》，揚芬百代，後之治此學者，以王叔師、洪慶善、朱晦庵為著。吾湘前輩，當明清間船山王子著《楚辭通釋》，清季復有王湘綺、曹鏡初二家，抒為論著。及後而耘桂先生治之益久而勤，用字多準《說文》，通誼務貫群籍，尤致意於當時賢奸之辨、治亂之原，獨抱孤芳，上符千載，庶乎《騷》經之鉅制、左徒之功臣已。先生又嘗稱其父養知老人深於楚辭，至與太史公並舉，然則源流所衍，洵有繼往之功也。先生家世仕宦，淡泊自安，殫精述造，遂以長畢中年，曾都講湖南高等學堂，成材甚眾，湘陰任凱南戇忱尤所器許。任君後留學英倫，歸國任湖南、武漢兩大學教授，其任湖大校長時曾聘先生之湘潭孫文昱季虞分教，先生既逝，其家人以遺著屬任君，君乃乞季翁為之釐定。越數年，倭寇入犯，季翁歸老於鄉，仍以郭書還之任君。及君彌留，遺言將所置書數萬卷捐入湖南大學，郭氏稿本附焉，即今湖南師範學院所藏者也。嘯蘇昔見耘桂先生，獲聞讀《騷》之例，復與季翁、任君同教湖大有年，知君於師門著述，勤勤護持，並已先鈔副本，欲於校補後付之剞劂，又見季翁衰年授業，有暇輒手撫茲書，寒暑靡間，凡所識補，今載卷中。師友風義，有可紀者。而追疇昔，時近卅年。郭、孫、任諸君子皆已物化。是書中經兵亂，仍得藏之名山，宿草雖悲，遺編重對，握槧已竣，乃為紀之，至於揚屈賦之深微、舉郭書之中失，當俟大雅論列，不具述焉。
公元一九五四年甲午仲冬長沙嘯蘇謹識
序作者王嘯蘇（1883～1960）生前與郭焯瑩有交往，又與任凱南、孫文昱同時任教於湖南大學多年。該序記載郭氏遺稿所經過的兩次整理：第一次是任凱南任湖南大學校長時（1928年4月～1929年7月），聘請孫文昱校理郭氏遺稿，後因日寇犯境（1939年9月～10月，史稱「長沙會戰」），孫文昱歸老於湘潭而中輟。第二次整理，是楊樹達（1885～1956）、王嘯蘇一同執教於湖南師範學院的1954年前後。
需要補充說明的，有以下幾點。
（一）作為郭焯瑩的學生，任凱南酷好鄉邦文獻，特別有功於郭氏父子。除保管郭焯瑩遺稿、組織人員抄寫其楚辭學著作之外，還可略舉數端。（1）郭嵩燾遺著《史記札記》，經任氏整理，於民國間由武漢大學刊行。（2）任氏還將郭嵩燾讀《管子》的札記集聚彙編，發表於武漢大學《文史季刊》（1930年第2、3、4期和1931年第1、2期）。（3）任氏是1946年由民國湖南省政府成立的湖南文獻委員會的重要成員，負責新省志中的「生計志」的編纂。同時參與省志編纂的李肖聃作《湖南省志徵集材料辦法草案》，點名徵集「郭焯瑩之《楚辭補註》」。任氏參與湖南文獻委員會，對於諭揚郭氏楚辭學成就、保護郭氏稿本無疑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據張舜徽《湘賢親炙錄》記載，孫文昱「自清季講授於湖南高等學堂文科後，又任湖南大學教授，皆以小學為教」，其兄孫文昺「清季嘗講學於京師大學堂」，民國後任教於湖南大學。可知郭焯瑩曾與孫文昱為湖南高等學堂同事。郭氏與孫氏兄弟討論楚辭的文字，收入郭氏《屈賦章句古微·離騷敘錄》中，郭氏稱二人為「大孫君」「小孫君」。以郭焯瑩與孫氏兄弟的情誼，以及湖南高等學堂與湖南大學之間的淵源，任氏請孫文昱校理郭氏遺著，是最合適的選擇。據王序所說「先鈔副本，欲於校補後付之剞劂」，「又見季翁衰年授業，有暇輒手撫茲書，寒暑靡間，凡所識補，今載卷中」，則孫氏所校筆錄於任氏抄本上。筆者所見任抄本，《屈子紀年》有少量眉批和校改，或系孫氏所為。《屈賦內傳》《屈賦外傳》則幾無校改。《屈賦章句古微》第一、二冊系1954年補抄，不可能有孫文昱的校理痕跡，而其他四冊改動較多，尤其添補了個別整行漏抄的字，當系孫氏最初與原稿對校時所為。
（三）郭焯瑩生前與楊樹達交好，彼此推重；郭氏去世後，民國20年《讀騷大例》交由北京文字同盟社再版時，楊氏作跋，所以至1954年，由楊氏牽頭，從其所在學校館藏的郭氏著作中擇出《屈賦章句古微》，先期整理出版，也是最合適的。其將書名改為《湘陰郭氏楚辭學》，可知前述「湘陰郭氏楚辭學任氏抄本目錄」系同時所為。而之所以由楊氏將郭著介紹給中國科學院出版，除基於楊氏的學術聲望外，還在於楊氏與中國科學院及其後來成立的科學出版社之間所具有的良好學術關係。楊氏著作由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甚多；楊氏還於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四）1954年，郭氏遺稿的校讎，具體由王嘯蘇負責，最後由楊樹達定疑。此次整理，除按當時排印出版的要求，加句號、逗號，人名、地名加直線，書名加波浪線之外，最主要的是文字上的校改。由於郭氏「用字多準《說文》」，遵循古字古義，如「離騷」之「離」作「羅」，「卜居」的「居」作「凥」，「憂愁」的「憂」作「」等（抄本《屈子紀年》、民國20年鉛印本《讀騷大例》未盡遵此例），皆改為當時的通行字。實際參與此次校讎的，不止王嘯蘇，《屈賦章句古微·九歌》三《湘君》篇後有批語稱：「以上三卷長沙王啟湘代斠，一九五五年二月，時年七十又七。」此外，為應出版之需，書前還加了王嘯蘇的一《傳》一《序》。但是，此次出版策劃沒有成功。此後，隨著楊樹達等人的離世，以及20世紀60年代以後風氣的丕變，郭著《屈賦章句古微》等的出版便一直擱置了下來。需要說明的是，在已出版的《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等文獻裡找不到楊、王商校出版郭著之事的記載。《積微翁回憶錄》摘錄自楊氏《日記》，此事或漏記，或漏錄，只有查核楊氏《日記》原稿才能清楚。但楊、王商校出版郭著，是客觀事實，不用懷疑。
（五）20世紀80年代以來，楚辭文獻的整理取得不俗的成績。吳平、回達強主編的《楚辭文獻集成》（廣陵書社，2008）、黃靈庚主編的《楚辭文獻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堪稱代表。尤其後者，規模宏富，其中收錄了一些民國時期的重要稿本。但此二編於郭著皆僅收《讀騷大例》，而未收其稿本，未免遺憾。值得慶幸的是，郭氏遺稿，因為託付得人，加以圖書館的科學管理，筆者所見稿抄本，保存完好，字跡如新。倘能早日出版面世，則無疑為楚辭學界的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