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值「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就當前中國的國事民生，與政府發言人有多方位的交流，記者招待會是一個重要的場合。記者招待會有中外記者參加，因此問答便配備了翻譯。由此緣故，這些服務於政府的「高級翻譯」也從臺後走到了前臺，不期然地亦成了公眾人物。他們英文的造詣、應急翻譯的機智及其反映的水準，乃至衣著、儀態和各種背景，都成為了媒體和網絡的談資。
在這些受人注意的翻譯中，人們又似乎特別注意其中的幾位女性。這次「兩會」期間，有三位姓張的女翻譯，分別為張璐、張蕾和張京。他們被一家媒體稱為「三張」，對他們的翻譯，倍加青睞。而在他們當中，這次又屬張蕾最為出名，因為她在3月2日為政協的大會發言人呂新華充當翻譯，在回答委員提問有關「反腐」的問題時，呂新華的回答中用了當今頗為流行的「任性」一詞，於是張蕾如何將這詞譯成英語，也頓時特別讓人注目。據現場人的目擊，張蕾在聽到這詞以後，轉頭向呂核實，確定呂用的是「任性」這詞以後，隨即將之譯成了capricious。依筆者管見，用capricious來對應「任性」，本身沒有什麼錯誤。張蕾翻譯之後，似乎也得到了網絡上的一片贊語；不少人佩服張蕾的英文高水準，認為她的翻譯十分精準。為了展開以下的討論，讓我們先看一下牛津詞典對ca⁃pricious的解釋：
Given to sudden and unac⁃countable changes of mood or be⁃havior.
如果將此解釋直譯，那麼就是「性情或行為的突然的和突兀的變化」。由此來對應「任性」，應該說頗為恰當。但要指出的是，capricious本身帶有貶義，因為其形容的行為，是反常的、甚至不負責任的（「un-accountable」一詞，就含有「不負責任的」意思）。
不過，兩種語言的翻譯，無法直譯。翻譯的精確，不僅是詞對詞的對應，而更應該考慮的是詞語使用時的語境。筆者好幾年前曾就英語中的「dear」一詞被常譯為「親愛的」做文討論，指出其實英文的「dear」一詞，在不同場合含義頗為不同，應該根據不同情況找到更合適的中文詞來對應，不能千篇一律地譯成「親愛的」（見王晴佳《「親愛的」翻譯是懶惰的翻譯》，《中華讀書報》，2009年2月18日）。同理，用capricious來對應」任性「，雖然一般說來沒有問題，但如果看一下當時呂新華的回答，就可以看到根據那時的語境，即上下文，用capri⁃cious來翻譯「任性」是欠妥的、甚至是錯誤的。
呂新華：大家都支持，有老虎的話，把他拉出來，大家都很任性。在這一點上，沒有分歧。
張蕾翻譯：I should say，the Party，the government，and the general publicactually adopt the same attitude when it comes to anti-corruption.So we can be said to be capricious in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and weareen-titled to be so。
考查這段即興翻譯，應該說張蕾並沒有完全直譯，比如她將呂原文中的「大家」，翻譯成「黨、政府和公眾」。她也沒有將原文中的「老虎」，譯成tiger，而是譯成了「反腐」(anti-corruption)。這些做法，都方便了聽眾、特別是中文並非母語的聽眾的理解。
可惜的是，張蕾在聽到「任性」這樣比較異常的詞彙的時候，就顯得有點匆忙或急躁，沒有根據呂新華整個回答的全部意思吃透以後來翻譯，而是急著用她所掌握的英語詞彙，詞對詞地將「任性」譯成了ca⁃pricious。呂新華在用「任性」一詞的時候，顯然沒有想說「反腐」是一種突發的、隨意的行為。相反，他想說的其實是，在對待「反腐」的問題上，「大家」的態度和意見是堅決一致、堅定不移、不可動搖或堅持到底的。當然，呂新華是否應該用「任性」這個詞來表達上述的意思，可以商榷，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用法，不甚正確。或者說，呂新華的回答，顯得有點「任性」。但問題是，原話者可以隨意用詞來表達情感和意圖，當堂翻譯還須得在理解了原話者的意思以後，採用最合適的英文詞彙加以表述，而不是詞對詞的直譯。換言之，呂新華所用的「任性」一詞，似乎應該譯成determined,persis⁃tent或者unswerving這樣的詞語。如果要簡單和口語化一點，那麼就是要doourbest或者up to our utter most ability來「反腐」。
張蕾在「任性」的翻譯上，也許反映的是一般人學習英語的一個弊病，即使像張蕾這樣經過嚴格訓練、久經沙場的專業人士也無法避免。這一弊病就是在學習英語詞彙的時候，往往依著字典死記硬背，而不注重語言的活用。背字典的方法，自然是增加詞彙量的絕佳途徑，也是許多人常用的辦法。但這樣做的後果也十分嚴重，那就是對一個英語詞，往往只記得字典上的第一個對應中文詞，反之亦然，在學到一個中文詞的英語對應詞之後，就只記得這個詞，而沒有考慮到，其實幾乎每一個詞，都會有不同的意思，須得根據語境的需要來正確理解而加以翻譯。如果將「任性」簡單譯為capricious，如同將dear一律譯成「親愛的」一樣，往往曲解了原話的意思。
那麼，如何糾正這一學英語的誤區呢？筆者的拙見就是，如果一個人有了一定的詞彙量，基本能掌握原話者的意思以後，應該稍微「任性」一點去翻譯，而不是死摳原話者所用的詞彙及其字典上提供的對應詞。換句話說，我們學英語，要靈活一點、更貼近生活一點。語言是活的，而字典是死的，並且永遠跟不上語言的變化。如果簡單用「背字典」的方式來學習外語，往往有事倍功半的結果。許多學生自小學一年級起就開始學英語，但多年之後，仍然無法用英語與人自如地交流，或許與這一學習方式有關。改革開放以後，中文中已經出現了大量新的詞彙，如「糾結」「給力」等，都像「任性」一樣，在流行的過程中，其含義逐漸多樣化。同樣，英語和其他語言也在生活中不斷演化、發展。要想真正學好一種語言，需要的是活學活用，在實踐中掌握，而不是靠死記硬背、機械照搬。如果真能這樣，也許我們能事半功倍，學了幾年外語以後就能漸漸與人進行口語交流。
最後要說的是，翻譯是艱難的事業，口語翻譯挑戰度更大。筆者雖然不同意張蕾對「任性」一詞的翻譯，但與許多人一樣，其實對這些「高級翻譯」的工作，非常尊敬。本文的寫作，只是希望能對他們的工作和中國整個翻譯界，提供一點粗淺的意見，希望他們再接再厲，也想藉此求正於各位方家。
（作者系美國羅文大學教授、北京大學長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