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南國學術》2014年第2期王曉升的論文《社會性的終結與社會理論面臨的挑戰》。點擊文後的「閱讀原文」可以查閱全文。
在現代社會理論中，長期以來佔據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在吉登斯(A. Giddens)看來，「在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之間，儘管存在著其他一些明顯的差異，但仍然具有某些顯著的相似之處，即都傾向於自然主義和客觀主義的立場」。比如，它們注重生物學，並以生物有機體結構來模擬社會結構，說明這些社會結構之間的功能關係。在這裡，我們也撇開結構功能主義的各種差別，只就結構功能主義對於社會結構和社會功能的理解來說明社會結構功能主義在研究當代「社會」時所面臨的困難。比如，帕森斯(T. Parsons，1902-1979)把「社會」分為四個功能子系統：經濟系統，政治系統，文化系統，狹義的社會系統。經濟系統的功能是適應，政治系統的功能是達到目標，狹義的社會系統的功能是整合，而文化系統的功能是模式維持。這是結構功能主義中的典型形態。
這種結構功能主義的社會基礎恰恰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這就是，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被區分開來，經濟領域成為一個獨立於政治領域之外的社會領域，政治系統不能干預這個領域。此外，按照哈貝馬斯(J. Habermas)的看法，資本主義社會還存在著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文化子系統;後來，他又把這個子系統稱為「公共領域」，並致力於研究三個領域之間的相互關係。然而，1929年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危機之後，政治系統和經濟系統之間的分離被打破了。而社會文化子系統，或者商業化成為經濟系統的一個部分，或者受到政治勢力的幹預。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受到了破壞。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按照結構功能主義思路來分析社會現象就越來越難於有效地解釋社會中的各種特徵。於是，後結構主義的思路便應運而生。
從鮑德裡亞的後結構主義的思路來看，既然人的各種社會活動從本質上來說都具有表演的特點，那麼我們就不能說，他們的活動是真實的經濟活動、真實的政治活動或者真實的文化活動。因此，這些活動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經濟或者文化上的功能。如果它們也具有此類功能，那麼我們也只能說，它們只有仿真的政治、經濟或者文化功能。如果把這種仿真的功能當作真實的社會功能，那麼結構功能主義社會理論在這裡就成為仿真的社會理論。如果我們也按照鮑德裡亞的方式來進行推理，把他對於仿真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推廣到社會領域，那麼我們可以對社會有一些新的認識。
在社會生活中，只有存在著真正的政治鬥爭，政治活動才有政治的意義。同樣的道理，經濟活動只有真正地生產有切實使用價值的東西，經濟活動才有經濟的意義。然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生產終結了，政治終結了。經濟活動或者政治活動就成為純粹的符號，成為沒有意義(參照)的符號。不僅如此，我們生活中的許多活動，消費、生產、娛樂、階級、政黨、社會、歷史等都成為沒有參照的符號。為此，鮑德裡亞說：「現在，參照價值為了唯一的價值結構遊戲的利益而被摧毀了。結構維度自主化，參照維度被排除，前者建立在後者的死亡之上。生產、意指、情感、實體、歷史等各種參照都終結了，這種與『真實』內容相對應的等價關係全終結了，『真實』內容過去一直在用某種有效的負荷和重力填充著符號——這是它的再現等價物的形式。」按照鮑德裡亞的看法，這就發生了一個符號上的「結構革命」。參照索緒爾(F. D. Saussure，1857-1913)對符號結構的理解，「符號」包含了兩個相關的方面：能指和所指。這兩個方面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而能指和所指之間也存在兩個方面的關係：能指符號與能指符號之間的關係以及能指符號與所指對象之間的關係。索緒爾所強調的是，當不同的能指符號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它們就能夠共同確定所指的對象。而當各種符號相互之間發生關係卻沒有所指的時候，各種能指符號之間就發生了一種結構上的革命。或者說，索緒爾意義上的結構關係在這裡就不再適用了。在這裡，各種社會行為之間所發生的關係不是有意義的符號之間所發生的關係，而是純粹的符號之間的關係。這些符號雖然與索緒爾意義上的符號完全相似，但是卻有實質上的差別。換句話說，在當代主要發達國家，雖然生產、消費、勞動、工會等在形式上與大工業時代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其實質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從符號意義上來說，它們是沒有所指的符號，這也就意味著，社會生活中的結構關係終結了。人的各種活動成為沒有意義的符號，成為「漂浮的能指」。
就社會來說，現代社會中人的行動從表面上來看與工業化時代一樣，但是其實質卻有很大的不同。從表面上來看，現代社會仍然存在產業工人，但是，這個意義上的產業工人不再僅僅由於他們是工人而構成工人階級。他們是由於維持再生產的需要而成為工人的。由於他們所進行的生產不是實質意義上的生產，因此，他們也不是實質意義上的工人。既然他們不是實質意義上的工人，那麼我們也就不能說，在我們的社會存在著某種實質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僅僅因為他們都在工廠裡工作而認為他們都一樣，都是工人。我們不能用「工人」這個詞概括他們。他們都是特殊的個體。我們也可以按照同樣的思路來分析「資本」、「資本家」、「左派」、「右派」等。按照鮑德裡亞的觀點來看，從形式上來說，工人成為工人階級，他們之間還會存在著形式上的社會聯繫。鮑德裡亞把這種形式上的社會聯繫稱為「社會性和社會聯繫的仿真」——從表面上看，這些人構成了一個群體，成為一個派別，一個階級，一個團體，實際上這些人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社會聯繫。這些不同的社會團體不存在結構上的聯繫，也沒有功能上的關係。
鮑德裡亞把這一群沒有實質性聯繫的人稱為「大眾」(mass)。對於「大眾」，鮑德裡亞進行了廣泛的分析和說明。在他看來，對於這群大眾，人們不能加以規定，對「大眾」進行規定，這是一種錯誤。這是因為，大眾中的個人都沒有確定的身份，沒有確定的社會聯繫。既然這群人沒有確定的身份，也沒有實質性的聯繫，那麼，我們就不能說，這群人是「工人」、「農民」或者「知識分子」。鮑德裡亞用天文學上的「黑洞」來比喻這種現象。「黑洞」有巨大的吸力，能夠體現其性質和特徵的光和能量都被吸收到這個黑洞中了。對於這個黑洞究竟有什麼性質和特點，我們無法描述。同樣，「大眾」也是這樣，所有能夠表示大眾特性的東西都被吸入到其中。它沒有明確的外部特徵。我們不能對它進行定義。對「大眾」進行定義的可能性被排除了。正如黑洞內部會發生爆炸一樣，社會內部也會發生爆炸。黑洞內部的爆炸是一種「聚變」，這種爆炸的能量不是向外輻射，而是向內部凝聚。這是一種「內爆」(implosion)。這就意味著，在現代社會中，如果爆發群眾運動，那麼這些群眾是無身份個人的簡單聚集。它的功能不是凸顯人們的身份，凸顯這種社會運動的階級性質，而恰恰是它的非階級性質。為此，鮑德裡亞認為，這種新的社會現象超出了傳統社會學研究的範圍：「於是，這與『社會學的』理解完全相反。社會學只描述社會性的擴展和它的變遷。它只能依靠社會性的假定的實證性和確定性而存在。而社會性的內爆和再吸收超出了它，社會性死亡的假設也是它自己死亡的假設。」社會性的死亡意味著社會學的死亡。
如果說鮑德裡亞所理解的社會是大眾化的社會，那麼具有同樣的後結構主義色彩的拉克勞(E. Laclau)和墨菲(Ch. Mouffe)也試圖從社會結構解體的角度來說明現代社會的特點。傳統社會是結構化了的社會。這種「社會」有一個透明的結構，人們可以從階級地位的基礎上理智地把握這個社會，並對這個社會進行理性的重構。比如，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或者說，經濟領域對於政治權力領域具有決定的作用。馬克思對於這兩個領域之間關係的理解是建立在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政治結構的區分的基礎上的。而拉克勞和墨菲認為，社會中的這種結構關係已經解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學意義上的各種「要素」(elements)都成為「漂浮的能指」。而當這些漂浮的能指被放在一定的結構中，被聯結起來的時候，這些要素就成為社會中的某個「環節」(moment)。在這樣的情況下，某種社會秩序出現了。但是，「社會秩序」並不是穩固的，而是各種社會要素「聯結」(articulate)的結果。社會要素之間的這種聯結關係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隨機的、偶然的、暫時的。在某種社會偶然因素的作用下，某些人暫時發生了聯繫，並聯結起來，他們構成了一個暫時的結合體。拉克勞和墨菲把人們之間所出現的偶然性的聯結稱為「社會性」(the social)。在現代社會中，許多人都是萍水相逢。相互遞了一張名片之後，他們就成為「朋友」。不過這種朋友都是臨時的「朋友」。現在甚至許多夫妻也都成為臨時的「朋友」。傳統的相對穩定的結構關係已經解體。
如果我們把鮑德裡亞關於大眾的思想與拉克勞、墨菲這兩位學者的有關思想結合起來理解當代社會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完全被聯結起來、被完全結構化了的社會已經解體。社會不是一個透明的總體，人們不可能根據某種決定性的因素而理性地把握其他要素的發展規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是沒有任何穩定社會聯繫的大眾，他們祇是由於某些偶然的因素而發生社會聯繫。而這些社會聯繫往往發生在社會的邊緣群體中。比如，他們為了反抗社會中所存在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如性別上的不平等、文化上的不平等等。而其他的人不過是沒有聯繫的大眾。當然，這也不是說，這些人根本沒有聯繫。比如，他們也會在工廠發生聯繫。但是，在發達工業社會中，這種聯繫不是實質性的社會聯繫，而是仿真的社會聯繫。傳統的社會理論主要是研究結構化的社會的。它把社會看做是結構化的總體，在這個總體中的所有社會要素都有確定的身份、確定的地位。這就如同人們在數學中所碰到的情況一樣。在數學的等式中，等式中的大多數項都是已知數，人們的研究只是從已知數中求解未知數。而在發達工業社會中，大工業時代的那種確定的社會關係已經解體。社會中的大多數項都是變量，都處於動態變化的過程中。初等數學中的那種求解方法在這裡已經不適用了。人們必須尋找新的社會理論和社會研究方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於邊緣團體的社會聯繫以及對於仿真的社會聯繫的研究超出了現代社會理論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