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正統論的討論與社會現實政治狀況和時代思潮是緊密相連的。南宋遺民作為元初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的正統論，既與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有一定關係，但更是社會現實對他們影響的結果。他們對魏蜀正統的討論、正統標準的界定和元朝的正統的態度，都體現了夷夏觀念在他們思想中的地位，反映了南宋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思想對他們的影響。
關 鍵 詞：魏蜀正統/夷夏觀/元朝正統/
兩宋的正統史觀有一定的演變軌跡。大體說來，在正統的兩個依據「一統」和「居正」不能兼備時，北宋正統論重「一統」甚於「居正」，如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的正統論，皆是偏重事功，而消弱了「居正」原則。南宋失掉了天下一統的地位，同時面臨社稷淪亡的威脅。這樣的政治格局，給宋儒以很大震動，導致了文化心態和歷史觀念的變化，在正統論中，「合天下於一」的觀念開始淡化，而是更加強調「居正」原則，同時注重「攘夷」。這種正統論以朱熹最具代表性，儘管朱熹明確表示：「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① 但是，為了使南宋的正統地位有保障，朱熹在正統論中又融入了理學觀念，以「天理」為衡定正統的標準，窮理究物，注重天道人道，達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② 的目的。以此為標準，與南宋形勢相似，作為「正統之餘」的蜀漢和東晉就列入了正統之序，而以曹魏和少數民族建立的十六國、北魏為「僭國」，這樣南宋的正統地位也就有了歷史依據。元朝初年，作為忠於前朝的南宋遺民，他們的正統論則更加凸顯了「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的意識，同時極力為宗國南宋爭正統。本文將從魏蜀正統問題、正統標準問題以及對元朝正統的看法等三個方面，對南宋遺民的正統觀加以梳理和討論。
一
魏蜀正統問題自東晉以來就一直爭論不休，兩宋時期也是學者爭論的熱點。這一問題在南宋遺民語境中同樣受到關注，他們直接承朱熹的論點而來，幾乎眾口一詞的尊蜀黜魏，主張從是非逆順來論定正統地位，反對以勢力強弱為衡定正統的標準，繼承了南宋義理思想評價歷史的傳統，旨在為已經滅亡了的南宋爭正統。
胡一桂的《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在論蜀漢時，從理學思想入手，主張定正統應以是非為標準，而不是以勢力強弱為尺度。他不滿司馬光進魏黜蜀，而是遵從朱熹《綱目》之說，以蜀漢為正統，他說：「溫公進魏黜蜀，則祖陳壽之舊史，此以強弱論也。文公帝蜀而賊魏，則本《春秋》之書法，此以是非論也。」認為《綱目》這一書法是「正統復而快人心於方來，大義明而誅賊臣於既往」。③ 突出了正統觀在倫理教化中的作用，尤其是對篡逆之舉的警戒功效。
陳著撰歷史蒙求讀物《歷代紀統》，上起三皇下至祥興。該書秉承朱熹《綱目》的正統觀，「以為帝王之統出於天，雖偏弱如蜀漢、東晉，皆天統所在，當時敵國雖強大，據有中土，要不得紊天統也。是統一正，則人心之天理可得而言矣」。④從人心天理入手來梳理歷代統序，以為正統以居正而不是以強弱為原則，力主正統在蜀、晉。陳著的兒子陳泌尊該書為「經」，並為其作「傳」，更加著力於對歷代正統的辨析。胡氏的《季漢正義》也是以蜀漢為正統，林景熙對此書甚為推崇，認為胡氏「於以翼前修而扶正統，意何切也」。⑤ 贊同他對《綱目》正統觀的繼承和發揚。林景熙的正統標準一如陳著，正統與否，和土地的廣狹，勢力強弱無關，他說：「正統在宇宙間，五帝三王之禪傳，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廣狹，勢強弱不與焉。秦山河百二，視江左一隅之晉，廣狹強弱，居然不侔；然五胡不得與晉齒，秦雖系年卒閏也。」正統給予華夏不給予夷狄，具有夷夏大防和理學天理綱常觀念。牟巘亦言：「事當論逆順，不當論成敗。漢昭烈帝室之胄，立於蜀漢，高祖始封之地也。章武改元不改漢號，而袷祭高祖以下，名正言順。操名漢相，然賊也。」認為張栻和朱熹尊蜀黜魏的作法「尤為確論」。⑥ 徐鈞著《史詠詩集》，在朝代安排上也是尊蜀黜魏，稱蜀漢為續後漢，列於魏之前，將魏、吳並列，稱魏文帝曹丕為「才輸十倍德何如，竊位稱尊啟帝圖。」⑦ 而認為昭烈帝劉備才德過於光武，「若使人心似西漢，未輸光武獨中興」，⑧ 對劉備期望很高。
劉友益作《資治通鑑綱目書法》，也是要彰顯《綱目》的正統觀，「凡天下混一為正統。正統者，大書紀年，繼世雖土地分裂，猶大書之。其非一統則分注細書之，雖一統而君非正系或女主，亦分注書之。」⑨ 同樣強調君主之「正系」，即「居正」的決定意義。揭傒斯為《書法》作序，認為以「正百王之統」為主旨的《綱目》，其正統觀具有萬世垂法的功用，劉友益的《書法》深得朱子之意，他說：「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為《春秋》而作，此《書法》不得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⑩ 即正統的歸屬標準，一不能是篡逆得國，二不與夷狄之國，皆是承朱熹而來，同時暗寓為南宋爭正統之意。據此標準宋、金對峙時的南宋，雖然偏居江左，但其正統地位也是「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的。
南宋遺民在論魏蜀正統問題上，多持朱熹之論，力主從是非天理上來確定正統之歸屬，而不是以強弱和成敗來論定。南宋遺民為蜀和晉爭正統，其實是在為南宋爭正統，當時元廷詔修三史，在宋、遼、金三個政權的正統問題上，一直是爭論紛紛，未有確論，最後確定各與正統。而在南宋遺民心目中只有具有中華禮儀文明的南宋才具有正統地位，但是在元初，他們作為在野士人，是統治者比較提防的群體，所以言論還多有顧忌，他們不便直接為南宋爭正統，只能借蜀魏問題來寓含他們的主張。他們的主張雖然沒有在修三史時得到實現，但是在明朝卻受到重視，明朝一些史學家由於不滿三史各與正統的作法，多提出異議，一些學者還改修宋史以表示對元修三史各與正統做法的不滿，如王洙的《史質考》、柯維騏的《宋史新編》、王惟儉的《宋史記》等皆是以宋為正統。
二
南宋遺民還對正統的標準界定方面有了新的認識，斟酌和修正了朱熹的正統論。兩宋時對正統的討論層出不窮，主要是對正統的界定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總是隨著社會現實的變化而變化，未曾明辨「正」與「統」兩方面的主從關係，而是互相從屬，因此導致正統討論不休。像歐陽修雖然提出「居正」和「合天下為一」的原則，但是他實際在討論歷代正統時卻側重事功；朱熹也提出這兩個原則，但他卻側重道德倫理即「居正」原則。
鄭思肖的正統論在元代南宋遺民中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他的《古今正統大論》主旨是以經斷史，突出了夷夏之辨。他認為史學的終極功用是明理而不是紀事，承宋代尊崇《春秋》義理史學而來，要求史學以理為務，以經斷史才能使是非彰明，天理昭顯。
基於其理學色彩濃厚的史學思想，在對正統的界定上，鄭思肖主張以「正」為終極依歸，「聖人、正統、中國本一也，今析而論之，實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國：得中國者，未可言正統；得正統者未可以言聖人。惟聖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國、正統而一之」。他又說：「大哉『正名』一語乎！其斷古今之史法乎！名既不正，何足以言正統與？正統者，配天地，立人極，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11) 提出「聖人、正統、中國」三位一體論，反對分正與統為二，認為要以正為主導，統為從屬。這種重「居正」的正統論實際是以綱常大義為判別正統的標準，對篡逆和不合天理的行為進行道德批判。鄭思肖又具體指出，逆臣、夷狄、婦人皆不得與正統，因為他們皆不具有天命。激於少數民族政權元將其宗國南宋覆滅，自己被迫生活在異族統治下的現實，鄭思肖又尤其突出了夷夏觀念，增加了夷夏大防在其正統論中的分量。他說：「夷狄行中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誅。」(12) 認為夷狄入主中原華夏，就如篡逆一樣大逆不道，天理不容。認為《北史》宜黜為《胡史》，《南史》宜曰《四朝正史》。依此華夷大分標準，鄭思肖將隋、唐皆排除在正統之外，這與朱熹的正統之序不同。朱熹的正統論雖然偏重「居正」原則，但是也沒有放棄「大一統」原則，所以在他的正統之序中，列有秦、隋、唐。鄭思肖認為楊堅是冒認華族之姓，實為夷狄，而李唐為晉《載記》涼武昭王李嵩七世孫，是夷狄的後裔，因此隋、唐皆不具有正統地位。鄭思肖嚴夷夏之辨可以追溯其國君七世以上，可見他對少數民族的不容與仇視之深。基於此種正統論，鄭思肖認為三代以下只有兩漢、蜀漢和宋為正統王朝。
鄭思肖自認其正統論是千古不可更改之論，他曾經想按他的正統論理念寫一部《正統通鑑》，既是為了使中華正統之大明於天下，同時也為了糾正《綱目》之不足。這一設想最終沒有實現，但是他寫成的《大義略敘》是一部按理學的綱常大義寫成的宋亡元興史，貫徹了他的夷夏大防的觀點，他自己稱該作紀事可能達不到事事具備，重要的是「惟主正理」。
對正統論有系統討論的南宋遺民還有陳過。陳過，字聖觀，與周密交遊，周密贊同其正統論，所以將其論述收錄到《癸辛雜識後集》的《論正閏》篇中。陳過指出，正統論所以歷來爭論不休的原因是側重功業，不管是分裂不一還是創興未成功時，「必擇其間強大者一國當之，其餘不得與焉。此其論所以不定也。」(13) 朱熹《綱目》正統論分別雖然精密，但是於理尚有未受之處。他說：「有正者，其後未必有統，以正之所在而統從之，可也；有統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統之所成而正從之，可乎？」(14) 他認為統和正不具有同等的地位，要以正為主，統可從正，但正不可從統。一個朝代如果初始有正，雖然後來未必得一統地位，但是統可以從正，可以予以正統地位。如果初始就未得正之地位，則雖然得一統，也不能有正統地位，因為正不可從統。這種以「正」為核心的正統論，對朱熹的正統論提出了斟酌和修正，剔除了朱熹正統論中的大一統原則。按朱熹的正統論，大一統政權秦、晉、隋可以列入正統之序，而陳過從「居正」原則出發，認為他們是「暴者、巧者、僥倖者」的竊國者，如果予以正統地位，那麼後世就不再有公論，這對人類來說是一種災難，人道將會毀滅。在這裡他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夷夏之辨，但也有對元朝統治的不滿。他所說的暴者，暗指元朝統一中國過程中的殘暴和血性屠殺，可見他也是暗示不與元朝正統地位的。
陳過主要是要匡正《綱目》之正統論，依據其正統論，只有漢、唐、宋可得正統，而秦、晉、隋是有統無正，因此不可得正統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他將晉、隋皆排除在正統之外，他認為晉武帝承其祖父不義之業而統一中國，像隋朝一樣都是篡逆得國，不得予以正統。陳過正統論旨在反對是無道嗜殺和篡逆，強調天理、人道。
陳過和鄭思肖的正統論理學色彩濃厚，具有一定的時代特色，都旨在強調得國之正，但鄭思肖更強調華夷大分，而陳過意在反對無道之君和篡逆之君，所以鄭思肖黜唐於無統，而陳過黜晉、隋於無統。二人雖反對篡逆得國，但對趙宋的得國卻無一異詞。清人魏禧曾駁鄭思肖觀點，說：「尊宋之極，至於黜唐，以為不正而得國，則陳橋之變，與隋禪唐何異？」(15) 可見，二人為了為本朝爭正統，在一些方面不免有些進退失據。
三
元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作為自認為擁有中華禮儀文明的南宋遺民，對這樣一個由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會如何定位呢？南宋遺民對元朝的態度取決於個人對「夷夏」、「行道」、「忠君」等觀念的評估。
大部分遺民對元政權是採取不承認態度的，如王應麟紀年用幹支紀年，不用元的年號，意在不承認元之統治。《困學紀聞》是王應麟入元以後所寫，但他直稱宋為「本朝」、「我朝」、「吾國」，稱宋太祖為「我藝祖」，稱宋太宗為「我太宗」。據《元史·世祖本紀》記載，元朝滅宋後，世祖下令只準稱宋為「亡宋」，而《困學紀聞》中無一處稱「亡宋」，最多的是稱「本朝」。顯然，王應麟是以宋臣自居，根本不承認元朝的統治。胡三省對元朝有同樣的態度，紀年也不用元朝年號，而是用太歲紀年法，在他的《資治通鑑音注》中表達了同王應麟一樣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氣節。他在注《通鑑》時提到宋朝或宋帝時就空一格，為宋朝、宋帝諱。在稱宋朝時，他也是稱「我朝」、「本朝」，其中有稱「宋」和「宋朝」者，陳垣先生認為是元末鏤版時所改。金履祥為表其志節，著述一律採用太歲或幹支紀年，而不用元朝年號，他編修《通鑑前編》十八卷，自述著述緣由說：「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於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16)
有的遺民則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對元政權的否定，他們用「土屋」、「牛車」式的自我封閉，或者終身服先朝衣冠的行為方式，表達對故國的眷懷和對元朝的不認同。如潘榮在南宋覆亡後，「秉節不履元地，樓居二十載」。(17) 許月卿於宋亡後，改字宋士，「衰服深居，三年不言」，(18) 其他如吳載堅「築土室居之，家人罕得見其面」。(19) 陸霆龍「棲隱講授，終身衣冠不改」。(20) 他們或將自我放逐在當世之外，或終身著宋朝衣冠，這些行為表達了他們的歸屬選擇和身份確認，即他們永遠是大宋子民，不承認元朝的統治，所以不願與元朝發生任何交接。
遺民中這種態度最強烈是鄭思肖，鄭思肖原名已無從考，宋亡後改名思肖，字所南，號憶翁，皆寓懷念宋朝之意，平時坐臥不朝北，聽到北方人說話便捂住耳朵趕快離開。又將其書齋取名為「本穴世界」，意為「大宋」。他所著的《心史》表達了深沉的思宋情結和強烈的反元情緒，他作《一是居士傳》，說：「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無地之始，亙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乎其間。」(21) 認為宋朝並沒有滅亡，根本不存在元朝的統治。作為一個南宋遺民，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寫出自己朝代的歷史，以免被元朝官方修《宋史》時有所篡改，他說：「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亂，史寄匹夫。」(22) 他的《大義略敘》前半部分紀述蒙古滅金及南宋的覆亡過程，並分析了南宋滅亡的原因，後半部分介紹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前的蒙元歷史，如蒙古族起源、大汗世系、朝廷政事、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書法嚴格按其所言之正統論，對宋稱「大宋」，且多諱語，而對元朝言必稱「僭」、「偽」、「韃賊」，否定了元朝的正統地位。嚴夷夏之辨，稱「夷狄素無禮法，絕非人類」，(23) 認為元朝「上下好色貪利，如蠅見血，如蟻慕羶，滅天理，窮人慾，罔所不至」(24)。對蒙古族極加貶斥，貫徹了他的夷夏大防的觀點。
謝翱的《西臺慟哭記》因作於元初，語多隱諱，不過也曲折的表達了亡國之痛，明朝張丁為該文分章注釋，稱其慟西臺，「則慟乎丞相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三百年也」。(25) 謝翱在篇末說：「予嘗欲仿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26) 在這裡他隱諱曲折地表達了一種對不承認元朝的態度。其隱寓之志明朝的吳植加以闡明，他說：「蓋太史公之著月表也，以月為紀記事之所起，而不書元年，所以明天下之無統也。……羽皋之為，豈不忠乎？國亡矣，天下不復宗矣，而翁獨以其無統也。」(27) 謝翱將宋元之際比作秦楚之際，想仿司馬遷作《季漢月表》，以寓其不承認元正統地位的態度。
他們對元朝有家國之恨，又揉有夷夏之辨的思想，所以對元朝持不承認的態度。由於處於元初這一比較敏感的時期，「是時元始有天下，言者尤多諱辭」，(28) 使他們不能大膽而公開的表達自己的意志，只能以行為語言來表達，或者像謝翱作《西臺慟哭記》隱晦曲折的表達其慟宋之亡。雖然鄭思肖比較大膽而熱烈的表達了他的反元情緒和擁宋意志，但是為免招殺身之禍，也為了使自己《春秋》大義思想能流傳後世，不至湮沒或被人毀壞，他把他的著作《心史》沉到了井地。等到明朝末年，一個同宋元之際極其相似的年代，他的心血之作《心史》才得以重見天日，也因此引起學者們對其真實性的質疑。
當然，南宋遺民中也有承認元朝統治的，他們之所以不和元朝合作，拒不出仕，主要是出於君臣大義，要守臣節，拒仕二主。宋代君臣大義觀念濃厚，在宋元鼎革之際，這種觀念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宋元戰爭中死節的忠義之士，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多，都持有「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的忠君觀念。宋亡後以這種觀念在南宋遺民身上也得到得到充分體現，決定了他們對元朝的態度。樊伯撝在拒絕元朝徵召時說：「蓋國家之廢興存亡，固有天命，而謂人臣者，斷違其間，殆天下之名教賴以立，後世之人心藉以正。託謂天命之已去，而遂反顏事主，無論異日無以見我王我後於地下，即今茲亦何顏面立於大元之朝乎？」(29) 他承認元朝的統治，認為朝代興替自有其天命所歸，但是人臣處其間，必須守臣節，即一臣不仕二主，一女不嫁二夫之節，所以他拒仕元廷，即使有殺身之禍，也不會稍屈其志。吳思齊對勸他出仕的元朝官員說：「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30) 胡次焱也作《媒問嫠》問答詩以明志，說：「失身再事人，彤管無取焉。節義日以頹，文章何足詮。」(31) 表達的仍是君臣大義，一臣不事二主之意。
這些溫和的遺民對元朝的統治沒有加以絕對的否定，但是他們受到濃厚的儒家倫理的薰陶，忠君觀念在他們心裡已是根深蒂固了，為保持在他們心目中無比崇高的臣節，他們堅決不與元朝合作。這也反映出他們對歷史發展的比較平允看法，對宋元鼎革並沒有在夷夏之辨和所謂天理上膠柱鼓瑟，而是很平靜的接受了這種朝代興替的歷史變化，承認元朝的統治地位。
南宋遺民的正統史觀淵源於南宋正統論的討論，是南宋理學思想發展的結果，也是現實政治的直接反映。從歷史撰述來說，《遼史》、《金史》及《宋史》三史之修，正是因為正統之爭，直到元順帝時，決定從「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才得以完稿付梓。這種正統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遺民的心態和情結，但從史學發展角度而言，卻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他們在衡評歷史時往往會褒貶失衡，厚此薄彼，使傳統史學的據事直書的原則受到一定的損害。
收稿日期：2005—12—10
注釋：
①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05，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623頁。
② 朱熹：《晦庵集》卷75，《資治通鑑綱目自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 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9，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 陳旅：《安雅堂集》卷6，《歷代紀統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 林景熙：《林景熙詩集校注》卷5，《季漢正義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頁。
⑥ 牟巘：《牟氏陵陽集》卷17，《跋範天碧定史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⑦ 徐鈞：《史詠詩集》卷上，《曹魏孫武·文帝》，宛委別藏本。
⑧ 徐鈞：《史詠詩集》卷上，《續後漢·昭烈帝》，宛委別藏本。
⑨ 劉友益：《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首上，《資治通鑑綱目書法凡例·正統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⑩ 揭傒斯：《安公集》卷8，《通鑑綱目書法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 鄭思肖：《心史·雜文·古今正統大論》，《鄭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頁。
(12) 鄭思肖：《心史·雜文·古今正統大論》，《鄭思肖集》，第134頁。
(13)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論正閏》，《癸辛雜識》，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98頁。
(14)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論正閏》，《癸辛雜識》，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99頁。
(15)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正統論上》，續修四庫全書本。
(16) 金履祥：《仁山文集》卷3，《通鑑前編後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 清乾隆《婺源縣誌》卷15，儒林，中國方志叢書本。
(18) 清康熙《徽州府志》卷13，忠節，中國方志叢書本。
(19) 清乾隆《江南通志》卷153，忠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 陸心源：《宋史翼》卷34，遺獻，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本。
(21) 鄭思肖：《心史·雜文·一是居士傳》，《鄭思肖集》，第137頁。
(22) 鄭思肖：《心史·總後敘》，《鄭思肖集》，第196頁。
(23) 鄭思肖：《心史·大義略敘》，《鄭思肖集》，第177頁。
(24) 鄭思肖：《心史·大義略敘》，《鄭思肖集》，第180頁。
(25) 謝翱：《西臺慟哭記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6) 謝翱：《西臺慟哭記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7) 謝翱：《西臺慟哭記注附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8) 謝翱：《西臺慟哭記注附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9) 清光緒《奉化縣誌》卷23，人物傳，中國方志叢書本。
(30) 陸心源：《宋史翼》卷34，遺獻。
(31) 胡次焱：《梅巖文集》卷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原文出處：《史學史研究》(京)2006年第2期 第26-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