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十二重臣之于成龍

明末清初剛正不阿的包拯式人物于成龍，從廣西羅城知縣到兩江總督，他憐貧苦、抑豪強、治強盜、賑饑荒、平冤獄、肅吏治，為官一任，流惠一方，被百姓稱為「青天」。

凡看過電視劇《一代廉吏于成龍》的觀眾，想必對于成龍這個名字都不會陌生。在清朝近300年的歷史中，以廉潔著稱的官員不算少，但其中最著名的當推曾被康熙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龍。這裡順便提一下，清代歷史上有兩位叫于成龍的著名官員，一位便是本文的主人公，另一個于成龍（1638～1700），字振甲，號如山，漢軍鑲黃旗人，後人又稱他為「小于成龍」。他也是一位好官，在于成龍手下做過知州，還曾得到過于成龍的保舉，後因政績升任江寧知府。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寧，要他好好向于成龍學習。這也可以算是清史上的一段佳話。

本文的主人公于成龍，字北溟，號於山，山西永寧州（今山西離石）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卒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終年67歲，諡「清端」、贈太子太保。他出身於一個官宦家庭，其先祖和父親都在明朝做過官。據說他的父親在鄉裡倡導孝義之道，有長者之風。受家庭薰陶的于成龍性格端莊，不苟言笑，又才智過人，勤儉耐勞。他「為學務效實行，不屑於詞章之術」，認為「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去作，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可見他自始就是個崇尚實幹、不屑空談的人。

于成龍是個大器晚成的人。他在明崇禎十二年（1639）曾經參加過鄉試並中副榜貢生，但因為父親年邁需要照顧而沒有出去做官。直到45歲才以明經謁選清廷吏部，被授以廣西柳州羅城縣知縣。此後，他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撫大員，所到之處，皆有政聲。尤其是始終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愛戴。

于成龍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舉副員，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和總督、加兵部尚書、大學士等職。在20餘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舉「卓異」，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和康熙帝讚譽，以「天下廉吏第一」蜚聲朝野。

于成龍少有大志，自幼過著耕讀生活，受到較正規的儒家教育。順治十八年，已44歲的于成龍，不顧親朋的阻攔，拋妻別子，懷著「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志，誓勿昧無理良心」的抱負，接受清廷委任，到遙遠的邊荒之地廣西羅城為縣令。羅城新隸於清統治下不到兩年，由於局勢未穩，兩任知縣一死一逃。于成龍到羅城時，這裡遍地荒草，城內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數間，縣衙也只是三間破茅房。他只得寄居於關帝廟中。在困境中，同來的五名從僕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堅強的毅志，扶病理事，邁開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羅城百廢待舉，首要在於安定社會，恢復生產。於是，于成龍採取「治亂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鄉建立保甲，嚴懲緝獲案犯，大張聲勢地「嚴禁盜賊」。境內初安後，他又約會鄉民練兵，甘冒「未奉鄰而專徵，功成也互不赦之條」的後果，抱著為民而死甚於瘴癘而死的決心，準備討伐經常擾害的「柳城西鄉賊」。在強大的聲勢下，西鄉「渠魁府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中只盡行退還」。接著在全縣搞聯防，從此「鄰盜」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內憂外患的同時，于成龍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復生產，他常常深入田間訪問農事，獎勤勸惰。農閒時帶領百姓修民宅、建學校、築城牆。對遷入新居的農家，還親為題寫楹聯，以示鼓勵。在深得民心之後，他又以剛柔並用的鬥爭策略，解決了「數大姓負勢不下」的問題，使一向桀驁不馴的地方豪強「皆奉法唯謹」。三年間，就使羅城擺脫混亂，得到治理，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新氣象。

于成龍的突出治行受到廣兩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視，羅城被評為全省治理的榜樣。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撫，就地方施政徵詢于成龍的意見。對此，于成龍曾兩次條陳，針對廣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統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內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盜」與「慎刑」；三．推行「撫」字催科；四．減輕百姓負擔，疏鹽行、除災耗、清雜派；五．改善民族關係等等。這些建議是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眾的利益，表現了他的敢於言事和不怕風險的勇氣。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龍被兩廣總督蘆光祖舉薦為廣西省唯一「卓異」，並升任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市）知州。離羅城時，他連赴任的路資也沒有，出現了百姓「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十裡，哭而還」的感入情景。

四川遭戰亂最久，人口銳減為全國之首。于成龍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屬縣，只有丁口百餘人，正賦14兩，而衙門的各種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殘，于成龍確定以招撫百姓為急務，他首先革除宿弊，嚴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規定的驅從，以家僕隨身。

合州土地極度荒蕪。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於原主認業。為此，他嚴格規定了「凡一佔即為己業，後亦不得爭論」的原則。同時要求各縣注意為新附百姓解決定居與墾荒中的具體困難，並親自為他們區劃田舍、登記註冊，借貸牛種，申明三年後起科。這樣，「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己有而無復徵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日之間戶以千計。」獎勵墾荒是清初基本國策，但于成龍實行「禁止原主認業」先於清廷明確規定的15年前，加之他對具體問題的妥善解決，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由於招民墾荒政績顯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龍被擢升為湖廣黃州府同知。

于成龍去往黃州府（今湖北黃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這裡著重敘述他的兩件事。

一是治盜省訟。「盜」成為清初一大社會問題。在黃州府岐亭鎮一帶，盜賊甚至白晝劫路傷命，嚴重影響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龍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鎮岐亭治盜。為了摸清盜情和每一件重大盜案，他總是親自訪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調查疑情，從而對當地盜情了如指掌。他還特意在衣內置一布袋，專放盜賊名單，「自劇賊，偷兒蹤跡無不畢具，探袋中勾捕無不得。」

對待案犯他主張慎刑，以教為主，採取「寬嚴並治」和「以盜治盜」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龍在詞訟、斷獄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稱。他鐵面無私，頭腦敏銳而細心，善於從一些常人忽視的細節上發現問題的癥結。曾排解過許多地方上發生的重大疑案、懸案，使錯案得到平反，從而被百姓呼為「於青天」，民間還流傳著「鬼有冤枉也來伸」的歌謠。于成龍在破案、察盜方面的許多事跡，在清人野史、筆記和民間文藝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在《聊齋》《於中丞》中，就敘述了有關他的兩個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響。由於在黃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績，于成龍又深為湖廣巡撫張朝珍器重，再次被舉「卓異」。

二是兩次平定「東山之亂」。于成龍舉「卓異」後，被調主持武昌府政務，並將擢武昌知府。恰在這時，「三藩之亂」爆發了。在吳三桂凌厲的攻勢下，貴州、湖南望風披靡。同時吳三桂派許多湖北籍部將，特封官「札書」回籍策反，製造暴亂。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縣發現「偽札」，知縣即以「通賊」罪名大肆濫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將偽禮」的該縣曹家河人劉君孚父子乘機聯絡東山一帶山寨發動暴亂。由于于成龍在當地很有影響，被請出來收拾局面。他以「招撫」為方針，查清事件原委後，發出安民告示，使絕大多數協從百姓歸家，事態很快趨於緩和。隨後，他又冒生命危險隻身進入首先發難的劉君孚山寨中說服劉及300槍手（獵戶）。10天之內，一場動亂順利平息。八月，于成龍調任黃州知府，第二次爆亂又接踵而至。其時，潛入的奸細乘黃州府空虛，聯絡當地豪紳紛紛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聲勢與範圍大大超過前次。面對險惡的形勢，于成龍清醒地認識到黃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眾議，制訂了決不放棄黃州、組織鄉勇相機主動進剿的策略。調集各鄉鄉勇數千人在東山黃土坳一帶，與數量上佔優勢的暴亂分子展開激戰。在他的指揮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關頭置生死於度外，使戰鬥獲得全勝。當場擒獲暴亂首領何士榮。後又乘勝平定了其餘叛亂。二十餘天內又取得平亂的勝利，受到湖廣總督蔡毓榮的高度褒獎。

四年後，于成龍升湖廣下江陸道道員，駐地湖北新州（今新春縣），在湖北期間，無論地位和環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異於常人的艱苦生活作風。在災荒歲月，他還以糠代糧，把節餘口糧，薪俸救濟災民。因之百姓在歌謠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數足，唯學於公食糠粥。」為廣行勸施，讓富戶解囊，他更以身作則，甚至把僅剩的一匹供騎乘的騾子也「鬻之市，得十餘兩，施一日而盡」。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龍升福建按察使離湖北時，依然一捆行囊，兩袖清風，沿途以蘿蔔為乾糧。

于成龍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為民稱頌的好事。當時一清廷為對付臺灣鄭氏的抗清勢力，實行了「海禁」政策。當地統治者不顧連年兵禍，民不聊生，動輒以「通海」罪名興起大獄，使許多沿海漁民罹難。于成龍在審閱案卷時，發現每案被擬極刑的就達數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婦女孺子。於是他堅決主張重審，對怕得罪清室而勸阻他的人說：「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鹹阿從事！」在他的力爭和主持下，先後使千餘名百姓免遭屠戮而獲釋，貧困不能歸者還發給路費。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龍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舉「卓異」後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撫吳光祚還專疏向朝廷舉薦，稱于成龍為「閩省廉能第一」，從此，于成龍得到清廷的賞識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簡」于成龍為畿輔直隸巡撫，翌年春，又召見于成龍於紫禁城，當面褒讚他為「今時清官第一」，並「制詩一章」表賜白銀、御馬以「嘉其廉能」。未逾兩年，又出任為總制兩江總督。

身為「治官之官」，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以一夫不獲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為保郅致政之本。」在黃州時，他衣內的布袋便利了治盜。升巡撫後僕人請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隸，即發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他從利用中秋節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不禁嘆曰：「噫！吏治敗壞如倒狂瀾，何止時乎？」很快頒布了《興利除弊約》，其中開列了災耗、私派、賄賂、衙蠹，旗人放債等15款積弊，責令所「自今伊始」，將所開「積弊盡行痛革」。與此同時，他根據自己的體會，又制訂了以「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徵收，崇節儉」為內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為地方官的行為準則。方法上，他舉優劾貪，寬嚴並濟，時人說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康熙帝也稱其「寬嚴並濟，人所難學」。

對廉潔有為的人材，于成龍反對論資排輩，他對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異議，認為不利於吏治建設，造成「問其官則席不暇暖，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彼然也，」常常使「遠大之辭，困於百裡，深為可惜！」為此，他屢上疏推薦人材。如直隸通州知府于成龍（史稱小于成龍）、江蘇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較有作為的清廉官吏，由於他的舉薦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龍對科考和教育也十分關心。在文化發達的江南地區，官僚、勢豪賄通學政，科考中舞弊之風盛行，貧苦士子雖皓首窮經卻往往落榜。針對這種狀況，于成龍規定：一旦發現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則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擬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斃之杖下」。對教育的重視還表現於他在各地興辦學校上。即使是像羅城那樣條件困難的地區，他也很快辦起學堂，並鼓勵徭、壯子弟入學。他多以倡導地方紳仕捐資的方式興辦「義學」。

于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了。為扼止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僕」。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僕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於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20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髮妻闊別20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據載，當他出任兩江總督的消息傳出後，南京布價驟然上漲，「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驅從，毀丹亞，至有驚恐喘臥不能出戶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鳥獸竄」。卒後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無長物」。

于成龍逝世後，南京「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至者日數萬人。下至萊庸負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見中下層人民對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親為撰寫碑文，這是對他廉潔刻苦一生的表彰。

于成龍擅長書法，詩詞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後由其門人和孫於準輯成《於山奏牘》7卷附錄1卷和《於清端公政書》8卷行世。此外，于成龍任職直隸和兩江期間，曾組織編寫了他《畿輔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對整理和保存當地政治、經濟、文化資料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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