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不願守規則的藝術家

2020-09-04 拾二風

可能藝術家在平凡人的世界裡,就是一個瘋子。

本周的《樂夏》裡,全場樂隊中資歷最老的野孩子通過主動違規,用一曲《竹枝詞》堅守了自己心中的「國風」,並退出比賽。


演奏結束後,樂評人丁太升哽咽道:「我就是特別難過。」

面對野孩子的選擇,製作組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也正如賽後馬東所說:「這就是藝術家一生都會面臨的那個困境,就是既要遵守規則,又要保持自由和自我。」


野孩子來新世界看了幾眼,現在又準備回到自己的路上。

這群不守規則的野孩子們,自始至終在守護自己對音樂的熱愛,尊重,和理解。


竹枝詞野孩子 - 樂隊的夏天2 第8期

講述 | 郭小寒、相徵

以下來源 | 《中國民謠小史》

(原內容為對談,文字經編輯整理)


1.

唱片工業的另一面:地下的、野生的能量

在千禧年前後,樸樹的《我去2000年》作為中國唱片工業成熟後生產出來的一張代表專輯,影響了許多音樂人和樂迷。

在2002年,野孩子樂隊出了一張現場專輯《ARK Live現場》,也就是他們2002年在上海ARK酒吧的音樂現場。幾乎是和樸樹的《我去2000年》相反,這張專輯中有著一種那個年代野生的、原生的,來自生活和來自地下的勢力。

野孩子,《ARK Live現場》,2002年「發行」。野孩子樂隊於1995年組建,最早有張佺、小索兩名成員。1996年3月,張佺、小索來到北京,先後和一些樂手合作排練。1999年初,野孩子錄製了第一張小樣《咒語》。2001年,野孩子樂隊在北京創辦河酒吧,每周固定演出。2004年10月30日,小索因患癌症去世,野孩子暫時解散。2011年河酒吧十周年紀念之後不久,張佺、張瑋瑋、郭龍固定組合演出,2011年在西湖音樂節正式宣布野孩子重組,2015年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辦20周年紀念演出,現有樂手:張佺,張瑋瑋、郭龍、馬雪松、武銳。


《ARK Live現場》不管是從錄製的角度,或者從音樂製作本身的工業化水準來看,都不夠好,非常粗糙,很多人剛開始甚至都覺得聽不下去。


但是當你認真地沉下心來,把自己放進去聽時,會被完全裹到情緒當中。它打破了漢族沒有音樂性和音樂細胞的偏見。

野孩子最早期的主創:張佺、小索

主創張佺、小索從西北來。西北所產生的這些民謠作品,脫胎於民歌的一些小調,有著巨大的生命力,足以把一個經常聽製作精良的港臺唱片和內地流行音樂的人,完全掀翻在地上。

這張唱片既粗糙又細膩,既狂野又很溫柔,這種拉伸感是最讓人著迷的地方。


《ARK Live現場》的重要性在於,這張專輯是他們所有作品呈現得最完整的一張。像野孩子這樣的樂隊,對待作品非常慎重,之前甚少有錄音室版本。

整支樂隊一直有著軍事化管理的感覺,一直在不停地排練,找最好的狀態,包括和聲走向,吉他的和弦方式等等。只要他們覺得狀態還不夠成熟,就不會去錄錄音室版本,所以在這張專輯之前的錄音室版本裡的歌很有限。

錄製《ARK Live現場》的時候在一個朋友的酒吧裡,來的人也都是熟人,比如像樂評人孫孟晉,所以野孩子願意展現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野孩子復出之後,用很精良的方式,把這裡邊的好多歌又再現了一遍,但是這張《ARK Live現場》就是野孩子所有精神的一個集合庫。這個庫裡,他們的曲目和風格是沒有定向的,所有的素材都在裡面,卯足了勁兒。

在2002年的時候,野孩子既野性又任性又柔情的勁兒,在ARK現場裡,最放鬆地呈現了出來。

它可能不是一張製作精良的唱片,但是這張唱片真的影響了很多人,在行業裡流傳著,類似民間秘方。在沒有在線音樂網站,沒有App的年代,它的粗糙本身亦是這個行業裡最少的、最私有的一種珍貴。

裡面有很多作品都非常打動人。比如《生活在地下》,它的角度和北漂一族有點像,我們都不是北京人,都是過來漂著的。

我們不是老狼,也不是樸樹,我們不是土生土長,在北京城裡成長起來的孩子。他們所唱的「生活在地下」有著強烈的代入感,即使聽眾沒有住過地下室,大概也住過很差、很破的出租房。

這種代入感讓人知道,原來音樂不是只屬於那些美好的東西。你自己的生活,無論你活成什麼樣,它都值得被歌頌,值得去唱。

2.

野孩子:想念蘭州,黃河謠

野孩子最早的靈魂人物是小索和張佺,後來小索在2004年因病去世,所以對很多聽眾來說,他只是傳說。

張佺說,他很早之前是蘭州邊上一個城市的售票員,每天坐在車上拿一個小屁兜完成一天的工作,但他特別喜歡音樂,喜歡彈吉他、聽流行歌。可能售票員沒別的事就只能聽歌。

他所在的城市有一座監獄,監獄裡邊流行很多囚歌,他們就學了大量的囚歌。這些囚歌本身比較深情、抒情,也賣慘,所以流傳了出來。城市裡有很多人、酒吧裡面都會唱這些歌。

來自蘭州的野孩子也許一直攜帶著這點基因。


蘭州畢竟是一個非常小的城市,為了發展,野孩子後來去了成都和杭州。他們一直在跑場子,也見了很多世面。

因為長期跑場子,唱的都是《大約在冬季》什麼的,當你唱一萬遍《大約在冬季》的時候,可能也就想,「我自己這種生活狀態,是不是也可以寫成歌?」

他們幹到最後,在杭州的時候覺得非常沒意思,可能生活條件也不是特別好,或者不是特別開心,就決定回蘭州。

為什麼有對蘭州的那種強烈想念?是想念蘭州黃河邊上,蘭州鐵橋旁邊、沿河大道上的槐花。作為一個西北乾旱的城市,蘭州是很少有樹的,但是有一排槐樹,每年五月份會有槐花開,然後落下來。


《黃河謠》寫的就是想念五月槐花香,想念我的黃河。每當他們唱起這首歌,尤其是到歌曲後面幾個人清唱的和聲部分,能把人唱得淚流滿面。

野孩子想唱的不只是黃河和槐花。每個人都在內心挖掘,我的故鄉在哪?它去哪了?我為什麼被故鄉踢出來了?那種對故鄉的深刻思念,在這首歌裡得到了完整的呈現。他們有在外飄蕩很多年的特別深刻的體驗,才會有《黃河謠》這樣的一首歌。

野孩子《黃河謠》專輯,2006年出版發行

野孩子也面臨過漫長的創作瓶頸。

因為長期彈《大約在冬季》,一彈就順拐,一順拐自己就聽出來了,野孩子產生了一些自我懷疑。「我怎麼去創作?我的創作素材在哪裡?我寫的歌怎麼樣才能不像《大約在冬季》?」

後來,他們開始參加青海每年都有的「花兒」會。「花兒」是一種民歌,可能因為西北都是荒山,大家交流基本上都是靠吼,吼出一定的曲調就變成了唱,所以「花兒」是一種流傳了很多年的民歌形式。

黃河從蘭州城市的中心,從西向東划過,沿著黃河走,理論上可以走到山東的入海口。

所以野孩子就沿著黃河的河灘往前走,一路從蘭州走到了青海。


在這一路的採風過程當中,他們遇到誰,就說「你會唱歌嗎?你給我唱一個。」如果覺得有意思,「我記下來,我給你唱一個。」

他們以這種以歌換歌的形式,在一路上採風,然後算準腳步速度,走到「花兒」會,參加「花兒」會。

電影《黃土地》


這一路的走唱,是野孩子樂隊所有後期音樂創作的一個最鮮活,或者說是最根本的素材。

這一次走唱他們積累了大量的素材,包括他們以後,也就是野孩子樂隊那種標準的、又民歌又有民謠的呈現方式,以及多合聲部合唱的方式,都是從這一次走唱經歷中積累而來的。

3.

來到北京,生活在地下

大概是97、98年的時候,野孩子剛來北京,在西北旺、樹村那樣的地方租房子,生活在地下室裡,他們還是保持著嚴格的排練,早睡早起的自律生活。

慢慢也有很多其他的蘭州籍人來,他們就像兄長一樣去帶這些人。他們會做拉條子,上面的西紅柿澆頭要做一冰箱,然後存著。有小弟來了,他們就下點面,人情味很足。


野孩子在北京開始排練時,就把之前積累的素材,包括自己想創作的東西,以及作為一個異鄉者生活在北京的種種迷茫、矛盾全都寫成了歌。

《生活在地下》是非常典型的一首,還有《眼望著北方》、《北京》,都有種從小城市到大城市的錯愕感。

他們寫了曲子填了詞,然後通過一遍一遍排練,推翻自己之前的編曲,一直磨礪這些作品,是非常沉得住氣的一支樂隊。

通過十幾二十幾年磨礪的這一批作品,展現出了90年代的這些異鄉人,來到北京之後想做原創音樂,想找到表達方式,想讓更多人聽到他們音樂的迫切感,和生活窘境之間的矛盾。

藝術都是你要養很多年,它才可能會養你。

同時期在北京的還有吳吞、痛仰的主唱高虎、左小祖咒、萬曉利、小河等等,再到後來,像張瑋瑋和郭龍,2000年之後也來到了北京。

那個時候,地域特徵和優勢還很明顯,北京作為一個中心,做音樂的人來到這兒才可能有機會。

萬曉利、小河、左小祖咒、木馬、痛仰、舌頭、趙老大……每個人都要練一門自己的獨門法術,這是唯一被認可的機會。

就像詩人尹麗川寫的那樣,每一個人都像俠客,都懷揣著自己獨門手藝,在江湖上廝殺的感覺。

那個時期所有的這些北漂、異鄉的作品,都有著不一樣的風格,但情感都非常濃烈,特點鮮明。

4.

北京不是我的家,但「河」酒吧是我的家

2001年,野孩子在南三裡屯租下了河酒吧,河酒吧的三年成就了中國的一段文藝傳奇。

除了像上述的那些樂隊都聚在河酒吧裡面,還有像尹麗川這樣的詩人,廖偉棠這樣的攝影師,顏峻這樣的作者,全都混在那裡,營造出了地下音樂圈獨一無二的歸屬感。

北京不是我的家,但河酒吧是我的家。

河酒吧。攝影:安娜伊思·馬田(Anaïs Martane)

這是異託邦的概念,大家都是河酒吧的主人,張佺和小索也盡到了主人的責任,會給大家「開倉放糧」、放啤酒,白天給大家提供的排練空間。

他們自己也是每天坐著406公交車,定時定點來開門、排練、收拾東西,等待晚上有客人來,等待小河,小利(萬曉利)。


這些人按不同的星期天數,不同風格排演出。安娜伊思(法國籍攝影師)也一直混跡在這裡,她帶來了好多波西米亞風格的民歌,像東歐電影《橋》、庫斯圖裡卡《黑貓白貓》裡面經常會有的一些民歌,比如《遊擊隊之歌》、《啊朋友,再見》。

中歐的那種吉普賽人的流浪,和北京這些北漂人的流浪,形成了一種波西米亞式的狂想,讓北京有一處地方變得非常有波西米亞風格。


這些精神獨立、從各自地方流浪來的人,在這裡短暫地聚集,又在這個互相聚集的過程中,幾何式地互相碰撞出大量作品。這也是野孩子的音樂,作為「傑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就像一個活躍的分子對撞出了一個龐大的世界

5.

野孩子是最初的獨立音樂人

2000年初的時候,整個華語音樂的中心在港臺,而河酒吧裡的那種音樂卻不同,有著最野生淳樸的大陸氣息。

哪怕現場地方很髒、很黑、很暗,設備也不太好,什麼都不太好,大家都喝著酒,裡面很嘈雜,並不像市面上的音樂那般精緻,光滑。但這也恰恰是河酒吧最讓人迷戀的地方。

如今再回望那些年會發現,中國的音樂行業非常快速地發生又迭代,有很多複製的舶來品。在90年代初,音樂行業算是有了工業體系。

到了2000年左右,因為網絡的衝擊,唱片市場,實體的CD市場下滑很嚴重,2003年樸樹的《生如夏花》是中國唱片史上最後一張大片,在那之後再也沒有一張唱片能賣到那麼多了,那是一個分水嶺。

在那種情況下,野孩子是第一個靠著自己做現場音樂,賣CD的樂隊,有著最原始的獨立音樂人的狀態。他們並沒有公司或者製作人,沒有公司砸一筆錢,完全憑自己去現場磨練出作品。

2002年,野孩子在河酒吧。

當時成員:李政凱,張佺,陳志鵬,張瑋瑋,小索

野孩子的信念是靠口口相傳的形式,而不是靠介質。這也是他們保持的獨立性。

任何事情的爆發都有預埋的時間節點。好就好在野孩子在那個時期並沒有大火,並沒有被那個時候看似成形、但實際上缺乏深度挖掘和整合能力的唱片工業做出來。

如果那時做出來,可能就是一張稀鬆平常的專輯,滑滑的,很好聽,但那種粗糙感的魔力和曲調的複雜性,在那個時代如果被過早地工業化,也保存不到現在。

野孩子就像一個寶礦,它放在那,並沒有被挖掘出來,但是礦的價值不是在於挖掘出來的那一刻,而是形成礦石的那一刻,它的價值已經決定了,挖掘是時間早晚的事情。

後來,張瑋瑋、郭龍、張佺各自分散過一段時間,做了自己的音樂,然後到07、08年左右張佺回來,又找到張瑋瑋和郭龍,重新再做野孩子時期的作品,之後野孩子樂隊在2011年的西湖音樂節上復出。

直到2015年,他們在工體做了一場野孩子20周年的紀念演出。那場演出爆場,匯集了周雲蓬、小河、萬曉利、左小祖咒、謝天笑、老狼、胡德夫,這批兩岸三地的優秀民謠音樂人。

20年後這個寶藏被拿出來的時候,它依然熠熠發光。不僅僅是音樂上的愉悅感,它還給你一個很好的人生啟示。

重新回顧這張《ARK Live現場》,一首非常能代表野孩子的作品,就是《伏熱》。「伏熱」是梵谷的外號,他在阿爾的時候,所有人都覺得他瘋了,只有小孩子管他叫伏熱。

可能藝術家在平凡人的世界裡,就是一個瘋子。需要很多艱辛、熱愛和熱情,才可以撐起一個藝術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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