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河保護區400平方公裡的山林中，生活著39隻野生大熊貓。它們離群索居，僅在交配的季節彼此相見。在白熊坪站上待了五年，坪坪之後，刁鯤鵬再也沒在白熊坪親眼見過大熊貓。但他不覺得遺憾，「能保持在人看不到的狀態，對熊貓而言是件好事。好多人說，野生動物是人類的朋友。不，野生動物絕不是人類的朋友，它們頂多是人類的鄰居。我們和鄰居互相尊重就行了，沒必要像朋友似的那麼親密。」
文｜塗雨清
編輯｜槐楊
攝影｜尹夕遠
白熊出沒之地
深秋，四川唐家河保護區裡層林盡染，青皮樹葉子是絳紅色，褐紅色的是山毛櫸，三椏烏藥是鵝黃色，一層層向更高的山峰蕩漾開去。川甘邊界的岷山是大熊貓棲息地面積最大、數量最多的山系。往森林的更深處去，公路消失，人聲幾乎絕跡處，駐紮著一個大熊貓觀測站——白熊坪保護站，當地人稱大熊貓為白熊，因此而得名。如果足夠幸運，你可以見到野生大熊貓留下的新鮮糞便，帶著薄荷的清香。
2014年，刁鯤鵬第一次來到白熊坪時，唐家河的紅葉像今年這樣紅。那年11月，落葉常常堵住白熊坪水電站上遊的水渠。一旦堵上，站上又沒電可用，刁鯤鵬就要和站上的同事輪班去離站上不遠的水渠掏葉子。
一個早晨，掏樹葉的路上，刁鯤鵬第一次在唐家河保護區見到大熊貓。它趴在幾塊長滿青苔的石頭之間，一動不動。本以為聽到人類的腳步聲它會逃走，但刁鯤鵬很快注意到，它肚子下有一片血跡，腹部撕裂，腸子外露。
刁鯤鵬馬上上報保護區，很快，保護區聯絡了成都的幾位專家，他們出發趕往白熊坪。站上物資有限，為了保持熊貓的體溫，刁鯤鵬和同事們在站上燒熱水灌進暖水袋，暖水袋不夠，就把溫水裝進礦泉水瓶，放在大熊貓的身邊。他們不敢挪動它，只能陪著它，等待救援的到來。
因為在白熊坪被發現，他們給這隻3歲的熊貓取名坪坪，希望它能平平安安。
從成都到白熊坪要經過幾百個彎道，早晨8點發現坪坪，專家們下午5點就趕到了。但坪坪太虛弱了，經不起顛簸，大家決定先讓坪坪在站上救治，觀察48小時。刁鯤鵬和同事拿自己的棉被給坪坪取暖，它似乎有了起色，還抱著飯盆玩了一會兒。但48小時後，坪坪的病情突然惡化，只能送往成都。刁鯤鵬隨車。剛下過雨，山裡路滑，又不平整。他一路提醒司機，慢點，慢點開，坪坪能少受一些顛簸。
經過五六天的治療，坪坪最終沒能活下來。
大熊貓粉絲眾多，一時難以接受坪坪死亡的消息，刁鯤鵬成了眾矢之的，他的私人信息被曝光出來，人們責怪他，為什麼不早一點讓坪坪接受最好的治療？
刁鯤鵬說，對於野生大熊貓而言，這是野外生存必須面臨的考驗。讀研究生時，他曾在陝西佛坪自然保護區駐紮一年，研究大熊貓的行為和叫聲。在佛坪，他也遇到過一隻受傷的大熊貓。它叫喜悅，是保護區裡的明星，身體健碩，長得高大，腦袋圓滾滾的。刁鯤鵬發現時，喜悅正在和幾隻公熊貓打架，母熊貓趴在樹上，等著看誰是贏家。
喜悅在那場求偶戰爭中輸了，躺在森林裡，一副大戰後的疲態，爪子上要麼是血，要麼是裂口，還有一隻爪子上扎進一根手指長的竹茬子。
刁鯤鵬壯著膽子，悄悄地過去把喜悅的爪子拽過來，把竹茬子拔出。那是刁鯤鵬離野生大熊貓最近的一次，他看到喜悅身上爬了很多蜱蟲，吸飽血，「像大豆子那麼大」，刁鯤鵬一點點幫它清理。喜悅沒有反抗，它抬起頭來看一看刁鯤鵬，又別了過去。
僅僅過了三天，刁鯤鵬又能從無線電接收機中收到喜悅的消息，它又開始到處打架，在新的發情場把其他熊貓攆得到處跑，「野生動物的恢復能力太牛了」，刁鯤鵬想。
坪坪死後的三個星期，紅外相機裡可以看到，另一隻熊貓出現在發現坪坪的地點，保護區裡的大熊貓已經重新分配了領地。
唐家河保護區400平方公裡的山林中，生活著39隻野生大熊貓。它們離群索居，僅在交配的季節彼此相見。在白熊坪站上待了五年，坪坪之後，刁鯤鵬再也沒在白熊坪親眼見過大熊貓。但他不覺得遺憾，「能保持在人看不到的狀態，對熊貓而言是件好事。好多人說，野生動物是人類的朋友。不，野生動物絕不是人類的朋友，它們頂多是人類的鄰居。我們和鄰居互相尊重就行了，沒必要像朋友似的那麼親密。」
發現熊貓「坪坪」的地方，圖中為刁鯤鵬
上山
上世紀八十年代，動物學家喬治·夏勒作為WWF的代表來到中國，和國內學者胡錦矗教授共同開展野生大熊貓研究。在唐家河白熊坪觀測站和臥龍保護區的五一棚觀測站，他們觀察和研究大熊貓，第一次從自然史的角度闡明了大熊貓的基本行為模式、生活習性和棲息地選擇的基本特徵。五一棚和白熊坪，這兩個保護站先後成為世界上大熊貓研究最知名的地點。
80年代末，隨著國際合作項目的結束，喬治·夏勒離開了白熊坪。作為唐家河海拔最高（1800米）的保護站，因為地處偏遠，條件艱苦，白熊坪保護站曾一度併入相鄰的水池坪保護站管理，但白熊坪區域內的研究工作一直延續了下來。胡錦矗帶著弟子魏輔文繼續在這裡開展大熊貓研究，頗有建樹。魏輔文後來成為我國首位保護動物學院士。
在動物保護領域，熊貓同時兼顧「傘護種」和「旗艦種」的角色，它知名度高，生存的區域能覆蓋很多其它物種的棲息地。保護熊貓，同時也就保護了更多的物種與環境。
刁鯤鵬從小喜歡動物，上大學時，他看了紀錄片《海豚灣》，發生在文明社會裡對海豚無限制捕殺的場景衝擊著他，令他想做一點和動物保護有關的事，「我這麼喜歡動物的人都不去保護這些動物，它們還能指望誰？」研究生階段，刁鯤鵬來到魏輔文門下。畢業時，他有出國讀博的機會，但他想到自己學生物的初衷，還是為了保護動物。他不想像有的同行，研究熊貓幾年，從來沒見過熊貓。他決定先不讀博，去一線。
也是這一年，四川唐家河自然保護區和NGO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合作，重新開啟白熊坪保護站，共同管理。山水發布了一則招聘啟事，刁鯤鵬投了簡歷，成了站長。他沒有想到，自己無意中來到前輩開展大熊貓研究的地方。
白熊坪成了國內第一家政府與NGO共建的保護站，刁鯤鵬的同事中，一半是保護區工作人員，一半來自山水。原本在白熊坪駐紮的護林員大多是青川縣本地人，刁鯤鵬只是外地來的、講普通話的「學生娃」，剛來的時候，他們不服他，不會主動配合他的管理。
「在山裡面，有的事情你講道理講不明白，喝酒喝高興了，你說這件事情咱怎麼做，好，大家就去做。大城市裡做工作，契約精神深入人心，但在這裡，好多事情要靠人情。」刁鯤鵬說。
來白熊坪的第一年，刁鯤鵬喝了48斤白酒，胖了20斤。事情經常是在酒桌上辦成的。從學生變成帶著些「匪氣」的山裡人，他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座山刁」，決意在這個山頭幹下去。
2019年11月，我來到白熊坪。剛下過雨，山裡溼冷。這天工作結束，站上的人開著白色的皮卡，在只能容一輛車通行的山路上開了1個小時，到最近的清溪鎮上吃飯。食草動物偶然出現在路的兩邊，開車的人每次都會急剎車，用習以為常又自豪的語氣說：「你看沒看到？剛剛過去了幾隻小麂！」
銅火鍋店叫「虎式山莊」，招牌是紅色霓虹燈，在黑暗裡高高舉起。火鍋突突地冒著熱氣，酒桌上的每個男人都在敬酒。在熱氣裡，他們討論抓黑熊的方案。
最近，刁鯤鵬正在研究保護區內亞洲黑熊的行為，需要抓到一隻黑熊，給它戴上GPS項圈，追蹤落腳點。但黑熊太聰明了。護林員們在黑熊常出沒的地方架設了捕籠，用羊肉當誘餌。可是，眼看項目時間要過了，黑熊還沒上鉤。
站上的人說四川方言，提議「去成都借個麻醉槍打」，刁鯤鵬說普通話，「太危險了」。麻醉的劑量難以精確掌控，小了會激怒黑熊，可能會攻擊人類；劑量大了，又會傷害它。
有人說，「再晚，黑熊都不在了，莫說抓它，糞便都沒得。」
刁鯤鵬給他們打氣，端起酒杯，「別急，兄弟夥一起幹，事情幹好了，咱們一起喝酒！」
保護站公示的人員去向牌
重建白熊坪
在白熊坪，刁鯤鵬做了很多針對保護區的研究項目，試圖找到一線保護工作中最高效實用的方式。他研究過動物屍體對保護區壞境的影響。過去，保護區內一旦發現動物的屍體都會深埋，刁鯤鵬覺得這個方法既費人力，也不一定合理。他發動站上的人和志願者在發現的動物屍體附近架設紅外相機，記錄動物屍體自然分解的過程。
收集來的信息連那些在保護區工作十幾年的人都感到驚訝，參與屍體分解的動物有十幾種，吃得最多的是大嘴烏鴉，羚牛、黃鼬和亞洲黑熊也都來分一杯羹，而野豬除了吃，還會把屍體拖離本來的位置，有時根本找不到。紅外相機拍攝的黑白畫面裡，果子狸享用完腐肉後，會像舉行某種儀式一樣在屍體上打滾、跳舞。刁鯤鵬也無法解釋其中的原因。但這些信息證明，在不汙染水源且排除瘟疫的情況下，動物死亡不需要深埋，它的自然分解為很多其他動物提供了食物，是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一環。保護區也因此改變了傳統的做法。
給狗打針也是刁鯤鵬對原有保護區做法的改變。因為家犬容易將高致死的犬瘟熱傳染給大熊貓，野生動物保護的專家們都說保護區內不能有家犬存在。但保護區裡有村民居住，每家每戶都養狗。把狗殺了，會傷害村民們的感情，而村民也是動物保護鏈條中重要的一環。怎麼辦？刁鯤鵬想到給保護區裡的家犬打疫苗，只要免疫率達到95%，就能建立防疫的屏障。
2015年春天，刁鯤鵬和站上的兄弟背著幾大箱犬只疫苗盒，驅車前往保護區裡的各個村莊，勸說村民給自家的狗打疫苗。
平橋村的老李，60歲，死活不願意給自己的狗打。老李住在進村的小路邊上，院裡的香椿樹正抽新芽，刁鯤鵬和村支書一起上老李家勸說，老李搬一把竹凳，翹著二郎腿，坐在自家院內。
「我打這個有什麼用？」
「打完了這個狗不會染病，染了病萬一死了怎麼辦？」
老李一扭頭，「死了就死了嘛，狗又不是啥特別值錢的東西。」
刁鯤鵬和顧偉 到村裡回訪犬只接種疫苗的情況
這是刁鯤鵬在保護區常遇到的事。人們賦予森林浪漫的想像，刁鯤鵬第一次去佛坪保護區裡做研究的時候，也曾認為在山裡做動物保護，就應該像珍妮·古道爾、喬治·夏勒那樣純粹的、英雄般地進入山林。事實上，在這裡待得越久，就會越覺得跟想像中的完美狀態不一樣。
白熊坪保護站的每一個人，都用「瑣碎」來形容自己的工作。每天走一趟小圈；每月走一趟大圈，檢查紅外相機；每個季度檢測一回大熊貓，幾人一組，去深山裡撿熊貓糞便，一走就是一周。和村民的關係也得處理，時常有村民投訴野豬拱了自家莊稼，他們得上門協調，還要叮囑村民，不要上山挖藥。刁鯤鵬更多了一重任務：開會。護林防火的，遊客管理的，部門學習的，他都得參加。
他不是沒有失落。
工作站的木屋漏風，和刁鯤鵬聊了一會兒，我們都哆哆嗦嗦。刁鯤鵬提議去山上走走，雲霧繚繞，白熊坪的植被垂直分布很明顯，走了幾十米，紅葉就幾乎看不到了。他說，來到白熊坪後，從事的研究大多針對保護區的管理開展，和師兄弟們更前沿的動物學研究相比，這些研究沒有那麼重要的學術價值，也發不了高分的論文。
在《最後的大熊貓》中，喬治·夏勒描寫野外工作的生活，「我們自甘寂寞的生活，缺乏生活中的種種便利，和文化上的慰藉，在塵土、炎熱、風霜雨雪中，過苦行僧的生活。野外工作沒有浪漫的成分。一天晚上，我縮在睡袋裡思索，野外生物學家最大的考驗，不是兇猛的動物或是崎嶇的地形，而是受到舒適生活的誘惑。」
30多年後，同在野外工作的刁鯤鵬有了不同的感受，「爬山其實是最輕鬆的，你身體累，心裡不累。」時間久了，他有了一個「山裡人的鼻子」，能分辨出每個季節的味道。在冬天，突然間聞到一種溼溼的、草一樣的氣味，就知道春天要來了；夏天是「一種熱帶的土腥味」。秋季的森林比往日乾燥一點，氣味不像春、夏那麼明顯，「有一種樹葉、樹粉的味道，像是幹的樹葉被捏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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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上來的機械師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白熊坪吸引。大西洋的一艘貨輪上，二副顧偉龍看到了白熊坪招收研修生的信息。2015年，他辭掉了海上的工作，來到這裡。來時，他帶了三個大箱子，裡面裝著各種工具，其中一架天文望遠鏡和兩個配重金屬球，在過安檢時差點被當成迫擊炮，也讓他差點被帶走。
坪坪事件後，刁鯤鵬決定，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野生大熊貓，了解自然保護區。他把一年制的研修生制度延續下來，也開始寫公眾號、發微博講述白熊坪的故事，吸引更多研修生和志願者來到白熊坪。即使待不長，也能達到自然教育的目的。截止到2019年冬天，白熊坪已經有接近2000人*天的志願者工作量，這在全國兩千多個自然保護區內都不多見。
顧偉龍是北京人，家住東直門，從小一是喜歡拆機械，二是喜歡逛動物園。直到現在，他閉著眼睛也能在腦海中把北京動物園逛個遍。他精通跳傘、滑雪和潛水，還駕駛過通航小飛機。大學他學醫，但在醫院總是莫名其妙地焦慮，於是找了一份在貨輪上的工作，但看到白熊坪的招聘信息，他立刻就報了名。
在白熊坪的第一天，顧偉龍開著站上的皮卡上了山。那是夏天，山裡潮熱，開到半路，他看見一雙眼睛在邊溝子裡反光，拿手電筒一照，是只受傷的斑羚。顧偉龍和同事們趕緊下車，把斑羚裝在卡車上，帶去站上營救。
那是顧偉龍第一次真正摸到野生動物。到了站上，他想著自己也學醫，按照給人看病的方式，給斑羚做身體檢查，用手電檢查了眼睛和體表的寄生蟲，又看了看嘴巴。刁鯤鵬勸住了他。對野生動物來說，靜養很重要，避免它應激。
從那以後，顧偉龍開始陸陸續續接觸到豪豬、東方角鴞、毛冠鹿、水獺，他說，能看到野生動物，「每天的工作都挺帶勁兒的」。
他的動手能力派上了用場。壞了許久沒人能修好的油鋸，不再正常工作的紅外相機，或是騰騰亂響的摩託車，經過顧偉龍的一番改造，用得比新買的還溜。平地裡只能用2公裡的對講機，經過他的改裝，山野裡竟然能喊出幾十裡地。而航海經歷讓他操作一手熟練的無線電和雷達，在白熊坪恰好可以用於動物野外定位跟蹤的研究。有一年史丹福大學工學院的志願者來到白熊坪，顧偉龍和他們合作製作了智能反偷盜獵系統，安裝在紅外相機上，讓保護站的同事們「大雪紛飛的日子裡蹲在屋裡喝著熱茶監視盜獵分子成為可能」。
顧偉龍話不多，愛笑，笑起來有個小梨渦。在白熊坪，每個人都喜歡聚在顧偉龍的房間。角落擺上了齊書桌高的幾大箱工具箱，旁邊有一把吉他；牆上掛著他拆掉的iPhone5s零件拼圖，桌上擺著幾塊不規則的手錶機芯——他買來幾百個零件細細組裝起來的。顧偉龍給自己的電腦安上了賽車遊戲用的離合器踏板和方向盤，打發山裡無聊的時光。天文望遠鏡擺在窗邊，「在北京只能看霧霾，在這裡才有星星。」
很多次，顧偉龍開著他5000塊淘來的老捷達，在無人的林間小道橫衝直撞。這是在北京不可能擁有的感受。他說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要來白熊坪，但他記得做船員時，他曾在歐洲自駕，路過一片又一片平整遼闊的田野。這是在北京不可能擁有的感受。風吹在他的身上，他想，自己的一生在結束的時候最好想不起來到底做過什麼，因為已經做了太多好玩的事情，多到記不清楚。白熊坪也在這「好玩的事情」中。
2019年，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工作重心發生變化，撤出白熊坪。刁鯤鵬和顧偉龍不願走，他們成立了新的機構，叫做青野——青年人與野生動物保護，繼續駐紮在白熊坪，並以白熊坪為基地，把技術和專業知識帶去更多的保護區。
顧偉 在保護站的房間
和森林有關的人生選擇
山裡落雨了，秋風吹落山毛櫸樹棕紅色的葉子。護林員松哥開著一輛被他喚作「小白」的車上山了。松哥三十多歲，長著一張邊角圓潤的方臉，看起來精力充沛。喜歡大聲吆喝一句，自己先被自己逗笑了。這一天沒有什麼特別的工作，下了車，松哥扛一把鋤頭，哼著「大王叫我來巡山喲」，去水渠掏樹葉。
護林員波哥正在站上擺放他一罐又一罐的蜂蜜。對波哥來說，白熊坪只是份平淡的工作，「掙得少，幹得多」。他不喜歡站上雜亂又細碎的事務，「我和他們的生活不一樣，我就喜歡出去玩，結交朋友」，他還悄悄做起了小生意，賣山上的蜂蜜和木耳，攢下的錢用來旅行。站上的人和波哥打照面的時候都打趣，「今天又做了好大一單生意？」
像是生怕走漏風聲，波哥立馬說，「哪裡有撒子生意哦，沒得生意！」
在山裡養蜜蜂
雲霧不散，越發覺得寒冷，不到12點，大家就圍坐在一起吃午飯。副站長楊俊泡的五味子酒被發現了，趁他不在，一群人喝得精光。平時話最少的龍哥講起自己當兵的故事。他以前是武警，專門看管重刑犯。一個死刑犯逃跑了，他們一群武警拼命追趕，十幾聲槍響後，犯人死了，一個戰友也在流彈中犧牲。
在白熊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留下與離開，也都有自己的緣由。
刁鯤鵬招來的研修生和志願者通常在一年後離開，不會被保護區裡工資低、晉升困難的現狀牽絆。但對保護站的工作人員來說，在山裡的生活就是「肺洗好了，腦子木掉了」。護林員們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爬無窮無盡的山。工資只有2000多塊，也沒有編制。這些狀況令基層保護站很少有年輕人願意留下。
等到再冷一些，山裡的河流上凍發不了電，白熊坪真成了與世隔絕的孤島，周圍黑乎乎的，大家只能圍爐子，再點個小煤油燈，一起聊聊天，喝個啤酒，吃點瓜子。手機玩一會也沒電了，屏幕的光熄了，煤油燈也暗下去。寂靜的冬天，刁鯤鵬讀很多書，梭羅的《瓦爾登湖》、利奧波的《沙鄉年鑑》，也讀像磚頭那麼厚的介紹植物分類的書，對照山裡看到的植物，山間四季的樣子就在眼前。
冬天保護站只能靠幾臺電爐取暖
2018年，刁鯤鵬的孩子兩歲，妻子帶著孩子在北京生活，兩人都沒有北京戶口，孩子上不了學。家人勸他回京考公務員，生活可以變得穩定。那是刁鯤鵬第一次真正思考自己要不要繼續留在白熊坪。這幾年眼見站上的年輕人來了又走，他從來沒懷疑過自己留在站上的決定。那一次，他有點心動。做保護區工作，沒有錢，也不像他的師兄弟們，在學術上深耕，能發重要的論文，獲得很高的名聲。
他不需要太久，就有了答案。
「如果轉行，我就是為了拿戶口，多掙錢，如果我沒當上大官掙到大錢，我就覺得過得挺憋屈。繼續幹保護區，跟動物、植物打交道，即使將來幹不出一個很牛逼的結果來，我也覺得高興，因為我很喜歡。」
吃過午飯，我和副站長楊俊出來散步，他和刁鯤鵬年紀相仿，跟鎮上許多青壯年一樣，有很多出外打工的機會，錢掙得比在保護區裡工作多多了。「在山裡面確實辛苦，整天圍著山轉，一年四季，人都見不到幾個。也是想過放棄，但無聊的時候，和站上的人出來轉一轉，看自己保護的動物到處跑，慢慢就想開了。」
站上遠遠傳來松哥打噴嚏的聲音，接著是他一長串的笑聲，「哈哈哈，大熊貓被我嚇跑啦！」
時刻都在笑的松哥
互動話題
你想為自然保護區做點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