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2035年的遠景目標是要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西南交通大學後疫情時代治理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研究團隊精心組織三篇文章，分別從科學觀念、基層治理和全球治理三個維度，討論如何在風險社會視域下，重新審視科學系統、優化基層治理體系和強化全球合作網絡，從而不斷健全我國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體制機制，提升我國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能力。
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和工業化發展一定程度解決了貧困問題，但科技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潛在的風險。「風險」這個詞來源於西班牙航海術語，意思是遇到危險或者觸礁。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提出，「這個概念的誕生是隨著人們意識到這一點而產生的，即未能預期的後果可能恰恰是我們自己的行動和決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現出來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圖」。
風險社會理論揭示了現代性發展的某種自我消解，明確指出讓人類得以成功的工具理性、科學技術、工業文明等已埋下了人類文明崩塌的隱患。首先，基於工具理性的盲目自信可能導致風險的發生。尋找「確定性」答案的工具理性強調對事物進行客觀化和量化，但當把威脅進行量化的同時，也是把威脅擱置了；當把威脅分為可計算和不可計算的時候，就是漠視了威脅的可能性。這種對工具理性的篤信造成了硬幣的兩面：對一切皆在控制之中的盲目樂觀的同時，對意外和未知事物的出現缺乏準備。其次，風險界定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這增加了風險防範的困難。風險往往需要被綜合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定義，或放大，或縮小，或渲染，或淡化。最後，抽象知識體系愈發遠離普通公眾，導致公眾愈發依賴專家，不稱職的科學家就可能引發風險。專家系統是一種抽象系統，是一種脫域機制，因為它把社會關係從具體情境中直接分離出來。專家作為抽象科學知識的看門人，是普通公眾與抽象知識的中間人。糟糕的看門人有可能製造現實的災難。
風險社會最大的特點是人為的不確定性，代表世界可知、可確定和可控的抽象的科學知識可能是風險社會的肇因。因此，在風險社會語境下，公眾需要拋卻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和簡單拒絕，重新理解科學。
第一，科學是「不確定」的。科學的基礎是一套可量化的抽象化、模型化的還原論的工具理性。但羅素悖論和哥德爾的不完備定理都揭示了以數學化方法把握對象不能兼顧解釋的完備性和邏輯的自洽性。科學觀察和實驗的設計取決於已知體系，科學觀察乃至實驗的結果取決於研究者想要發現什麼，並且以一定知識背景下的語言體系來呈現。更何況，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心理的因素嵌合進入科學研究整個過程，最後得出的判斷也許是融合了盲目自大的情緒或是利益各方的妥協。科學的「不確定」，是我們接受其「確定性」過程中的副產品，只是人類往往忘了這種「不確定」。
第二，科學是「有限」的。科學本身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產物，其發端於西方並被主體不斷建構。當今科學話語的「西方中心」主義是存在的，伴隨西方工業文明發展的科學本身基於西方的語言系統、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科學知識的載體也是以英語期刊為主，因而所有非西方的知識體系，要想納入科學知識體系中，無形中都能感受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單向度」形成的語言、思維和文化壁壘。正如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寫道，「在這一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中，凡是其內容超越了已確定的話語和行為領域的觀念、願望和目標，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淪入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域。它們是由既定製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延伸的合理性來重新定義的」。
第三，科學是需要警惕的。正如吉登斯曾經提出，所有的信任都是盲目的。「對那些外行人來說，對專家系統的信任既不依賴於完全參與這些過程，也不依賴於精通那些專家所具有的知識……毫無疑問，可以常常從外行人士對專家系統的信心中看到齊美爾所謂的『欠充分的歸納性知識』。」貝克也認為，專家群體可能出現某種「有組織的不負責任」。隨著大科學和高技術時代來臨，公眾並不能理解很多前沿科技及其成果對人類的意義。某一科學技術的利弊之間如何權衡？權衡的標準是什麼？由誰來做出判斷？通常告訴公眾答案的是這個領域的專家、科學家，而這些人正是技術的研發者、使用者和學習者，好比一場比賽中的裁判員既是運動員還是教練員。可以想像，專家的科學判斷必然帶有個人的專業偏好、利益取向，有意無意中給出公眾的答案都是有偏好的，也可能出於某種本能意識不到可能的科技風險。
不確定的、有限的科學埋藏著以「副作用」面目出現的風險，而科學家有可能有組織地「不負責任」，風險社會內含的本質就是「人為的不確定性」，那麼公眾該怎麼辦？
對此，貝克帶著略微悲觀的語調，警告人類要對科學保持足夠的警惕並投放有限的信任，從簡單的現代性進入「自反性」的現代性。而相對樂觀的吉登斯相信，反思的現代性已經取代了沒有反思的現代性，只要保持這種理性反思的能力，我們可以規避風險。但無論貝克還是吉登斯都強調，科學必須接受來自內外部的監督和質疑，形成公眾與科學的對話。因此，首先是讓公眾接近科學。長期開展各種科普和科學教育是營造公眾信任的文化環境的重要措施。其次，科學研究和決策過程應該透明，讓公眾參與對科學的監督。讓公眾知道科學家在做什麼，讓公眾知道科學家內部的分歧，讓公眾可以獲取科學研究經費投入和產出信息。這樣公開透明的機制，本身就對科學家形成監督力量，也可以讓不同的聲音藉助公眾的力量發出。最後，應該以協商民主的形式，讓公眾參與科學決策的過程。哈貝馬斯認為，用構建在主體間性基礎上的對話倫理代替構建在主客體二分基礎上的技術理性。科學服務於人，科學的風險也是人類共同面對的風險，有時候讓公眾參與自己命運的決策，可以很大程度上幫助公眾克服對風險的擔憂和焦慮。
泰勒提出，「工具理性立場涉及我們客體化的自然，這意味著把客體化的自然看作是萬物的中性秩序……在對某物的客體化或中性化過程中，我們宣布了與它的分離，宣布了我們道德上的獨立……它造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障礙和分裂；甚至更嚴重地說，人類自身與內部的障礙與分裂；還有更進一步的後果，即人與人之間的障礙與分裂」。科學在揭示事物的規律，但不能說明意義；科學可以回答怎麼做，但不能回答該不該做；科學可以計算手段，但不能確定目標；科學可以提供工具，但不能界定價值。正如馬克斯·韋伯提出的，「科學的思想圖景是通過人為抽象建立的一個彼岸王國，這一抽象憑著自己瘦骨嶙峋的雙手，企圖把握血肉飽滿的真實生活，卻從未成功地捕捉到它」。的確，科學只是對世界的抽象，而這遠遠不是世界的全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儒家情感主義視閾下新型醫患關係的倫理建構」（18BZX105）、西南交通大學研究生「研究類」教育改革項目「『行動導向』的研究生思政課與課程思政融合路徑研究」（YJG4-2020-Y04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