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東
偉大的科學家因其偉大的科學發現而為後人讚頌，比如孟德爾、達爾文、牛頓與愛因斯坦。有些時候，臭名昭著的科學家及其「科學發現」也會受到吹捧。這樣的吹捧，常常與科學無關，比如李森科。
特羅菲姆•鄧尼索維奇•李森科（1898-1976）生於烏克蘭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畢業於基輔農學院，後在一個育種站工作。1930年代後期，李森科以種子「春化處理」（對某些農作物，比如小麥種子進行低溫處理，可以促進花芽形成）研究步入科學界。他宣稱，「春化處理」能夠誘導植物獲得可遺傳的性狀，特別是抗低溫的能力；進一步，冬季農作物，通過遺傳能夠變成春季農作物。李森科向人們保證，僅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他就能培育出新的抗寒農作物。
其實，小麥種子的「春化處理」，類似的方法在擬南芥中也有所應用，一天的低溫處理能夠打破擬南芥的休眠狀態。然而這些僅僅是植物發育過程響應外界環境刺激（溫度和溼度等）而發生變化，與基於拉馬克獲得性遺傳的李森科理論實在沒有一點關係。
獲得性遺傳是新拉馬克主義（Neo-Lamarckism，拉馬克之後幾種解釋生物演化機制的學說的一般統稱，內容五花八門，但核心仍是獲得性遺傳）的基石，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十分盛行，即便提出自然選擇學說的達爾文，開始也沒有將獲得性遺傳這一選擇性狀形成的生物演化機制排除。直到1930年代後期和1940年代綜合進化理論（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確立之後，獲得性遺傳的理論才最終被拋棄。
然而，李森科鼓吹的新拉馬克主義理論，其應用前景看似十分誘人：它似乎能夠在短期內培育出更抗寒、更高產的農作物，也使蘇聯廣袤無垠的北部嚴寒地區在理論上有可能成為「魚米之鄉」。1930年代中期，李森科得到了史達林的大力支持，1938年一躍成為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1940年擔任蘇聯科學院遺傳研究所所長！
在此「成就」的基礎上，李森科發起了挑戰現代遺傳學定律的階級鬥爭，在隨後的幾十年裡建立了反孟德爾遺傳定律的一套理論。李森科對其理論的論證，不是以實驗數據為基礎，而是為了符合他對馬列主義的理解，比如社會革命（環境）能夠有目的地塑造和改變人性（遺傳）。運用新拉馬克主義理論，李森科賦予細胞所有組成部分遺傳的特性，不接受任何實實在在的遺傳因子，比如生殖細胞或基因。根據他的推論，基因是不存在的。他輕蔑地將經典的遺傳學稱之為「孟德爾—摩爾根—魏斯曼主義」，批評其不符合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他拒絕遺傳的隨機性。在他看來，通過改變外界環境，能夠立即在生物體的任何細胞中定向誘導出可遺傳性狀。這個沒有任何依據的偽科學理論看似應用價值不可限量。另外，李森科提出性遺傳與嫁接也沒有原則上的區別；通過嫁接，遺傳信息也能夠傳播，而不需要基因傳遞。
然而，李森科的新拉馬克主義全是他的憑空猜想，沒有實在的科學證據支持，為驗證其理論而進行的科學實驗均以失敗告終。而且，即便在1930年代早期的西方科學界，李森科提出的理論也並不新奇。例如，國際著名的達爾文主義支持者、德國動物學家Ludwig Plate（1862-1937）就致力於恢復最初的「達爾文的達爾文主義」，他的達爾文主義版本就包括新拉馬克主義和細胞質遺傳。 也就是說，李森科的理論既缺乏實驗證據，也不新鮮。
雖然李森科的科學理論一點也不科學，但一旦涉及政治問題，科學的對錯就不重要了。針對經典遺傳學家的鬥爭正好與蘇聯的「大清洗運動」（1937-1938）同時發生，「相得益彰」。結果，包括數百名優秀科學家在內的大約150萬蘇聯人被捕，其中70萬人遭處決。單單全蘇植物育種研究所（All-Union Institute of Plant Breeding），受到迫害的生物學家就比納粹時期德國所有被迫害的生物學家總數還要多。全蘇農業科學院（All-Unio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the Soviet Union）奠基人、遺傳學家尼古拉•瓦維洛夫（Nikolai Vavilov）因為堅持科學真理，最終也被他曾經的得意門生李森科殘害，被判極刑，後改20年有期徒刑，病死獄中。由於李森科的政治影響力，1936年和1939年莫斯科舉行的科學大會上，蘇聯的遺傳學家放棄對李森科的科學理論提出批評。
1948年，李森科主導的全蘇農業科學院會議，標誌著又一波政治迫害的開始。經史達林批准，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數以千計的生物學家丟掉了工作，還有一些被處決。曾經因為擁有眾多優秀的科學家而享有國際聲譽的蘇聯遺傳學遭受重創。更可悲的是，李森科的科學理論還被寫進教科書，繼續毒害年輕一代。然而，李森科的科學理論以及對其反對者的的政治高壓，並沒有提高蘇聯農作物的產量，也沒能改變數百萬蘇聯人被餓死的命運，特別是在1946到1947年的乾旱饑荒時期。
史達林死後，李森科的影響力削弱，但隨著赫魯雪夫的上臺又死灰復燃。1955年，300多名蘇聯著名科學家聯名致信蘇共最高當局，表達了對李森科主義的擔憂。1964年赫魯雪夫下臺，李森科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一年後丟掉了蘇聯科學院遺傳研究所所長的職務。之後，李森科主義者在蘇聯及其周邊國家失去了影響力，遺傳學得以重整旗鼓。
蘇聯解體後，由李森科及其追隨者和蘇聯當局主導的對遺傳學和農業科學進行政治控制的李森科主義被視為史達林主義的表現之一。李森科一生浮沉是科學淪為政治，政治幹涉科學、裁決科學論爭的必然。李森科主義盛行之時，蘇聯有良知的科學家幾次試圖反對都遭到無情的打擊，使蘇聯的生物遺傳學落後世界至少兩代人。
然而，俄羅斯科學界最近又出現了一個讓人擔心的趨勢：對李森科主義歷史地位的「再思考」（re-thinking）。越來越多的文章開始重新審視李森科主義，甚至為李森科的錯誤科學觀點正名。起初是一些與生物學或者科學史無關的人撰寫支持李森科主義的文章，後來一些具有生物學、農學或醫學學位的科學家也加入進來。李森科的前博士生Petr Kononkov在《兩個世界，兩種意識形態》（Two Worlds，Two Ideologies）一書及其文章中，把李森科置於西方與蘇聯/俄羅斯的意識形態之爭的背景下，將李森科想像成為一名真正的愛國者和超越時代的偉大科學家，其科學理論與農業實踐需要最為契合。他認為，在國家一窮二白的困難時期，李森科的科學創新是為了解決饑荒糧食短缺問題，而瓦維洛夫則是在無目的地浪費國家資源，並將李森科的反對者稱為「國家的叛徒」。按Kononkov的說法，李森科主義符合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利益。相似地，莫斯科大學教授Anatoly Shatalkin則把李森科的遺傳學理論當成政治和意識形態話題來討論。
這些論述主要基於政治，而非科學；科學再一次淪為了政治。這些作者指控遺傳學的科學理論為美國資本主義服務，損害俄羅斯的利益；毫不意外，他們誘導讀者把轉基因產品想像成潛在的危險的「基因炸彈」，意在摧毀俄羅斯的農業，腐蝕俄羅斯人民的優秀基因。讓人警惕的是，俄羅斯一些嚴肅的主流報紙最近也刊登了類似鼓吹李森科主義的文章。這些為李森科主義招魂的企圖，自然遭到了一些俄羅斯遺傳學家和科學史家的批評。
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的復活令人不安。打倒瓦維洛夫、復活李森科的運動會造成俄羅斯科學院的重新洗牌；李森科昔日的弟子和親戚們自然呼喚他們的回歸，而俄羅斯反科學情緒的崛起也在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而這些都伴隨著對獨裁者史達林同情心的日益泛濫，由此看來，科學要想在俄羅斯完全走出政治的陰影，仍然任重道遠。
控制論創始人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在《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一書中寫道：「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只有在人們具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才能繁榮起來。基於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並不是什麼信仰，基於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會由於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說者有心，聞者足戒。
當科學淪為政治、政治幹涉科學的時候，誰是最大的受害者？
參考資料：
1、Russia's new Lysenkoism. Kolchinsky EI, Kutschera U, Hossfeld U, Levit GS. Curr Biol. 2017 Oct 9;27(19):R1042-R1047. doi: 10.1016/j.cub.2017.07.045.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ofim_Lysenko
（責編：陳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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