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朝代都有「四公子」的組合，這要追根溯源到「戰國四公子」，即活躍於戰國中後期的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信陵君魏無忌、春申君黃歇私人。《史記》曾描述戰國四公子為「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列傳》）。四公子因其顯赫的身份與勢力，在戰國這個「士」的時代「養士」，看似是理所應當。可事實上，戰國貴族養士的局面也是有其歷史原因與發展過程的，這還與「士」階層興起和發展的歷史息息相關。
戰國初期士人階層崛起，成為了新的知識階層，他們掌握著並解釋著「道」（萬物變化的規律）。而許多士人不甘於僅僅被貴族供養，僅僅做個「門客」「舍人」之類。同時身居高位的公卿也沒有大規模養士的行為，反而君主本身對賢士的熱情更加強烈一些。其中比較為人熟悉的便是魏文侯禮賢的故事，據說魏文侯尊子夏、段幹木為師，甚至在求見段幹木時「立倦而不敢息」，還引得其他大臣的不快。正是魏文侯的禮遇，子夏居於西河之時，西河之民視之如孔子，魏文侯給學士們創造的環境可見一斑。
後世的注釋家稱魏文侯有「好義之心」，但魏文侯對士的渴望絕不僅僅是學術上的。魏文侯不僅重視子夏，段幹木這樣的飽學之士，還吸引了翟璜、李克、吳起這樣發揮更強政治功能的士人。戰國早期的君主普遍意識到「士」對於國家的重要性，有禮賢下「士」舉措的君主不在少數，比如魯繆公就想封孔子的孫子子思做相國。而且當時不僅僅是君主主動禮賢，戰國早期的思想家們均在自己的理論或實踐中勸君主尚賢。
在民間知識分子階層中，墨子首先提出一套成體系的「尚賢」理論，他主張君王應以高位厚祿來吸引「有能之士」。在他的理論中，士階層是絲毫不掩蓋自己的貪慾的，他們需要權力來發揮自己的能力，實現自身的理想。這一思想也因為戰國這一時代的環境而顯得非常有普適性，出土的竹簡中如《唐虞之道》、《容成氏》、《治邦之道》這些大約在戰國前中期寫成的文本中都帶有「尚賢」思想。我們似乎可以說，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中，士都因為他們所掌握的「道」吸引著君主。
然而，在士與諸侯建立以「道」為連結的關係時，「道」與「勢」（國君的權勢）關係的對立也會浮現，有一部分士人們會認為「道尊於勢」， 君主需要以師弟的身份來向士人請教君主所需要的「道」 ；可君主養士的出發點恐怕更多的是想諮詢士人們「何以利吾國（家）」。這一矛盾可以被子思與魯繆公關係惡化的故事來體現。當時魯繆公把祭祀用的肉贈給子思，但子思卻認為這只是拉攏自己來效犬馬之勞，而不是把自己當作真正的賢人，所以自己拒不加入魯繆公的政府管理。
不過，在戰國前中期，君主們也對平衡這一關係想出了更巧妙的辦法。據記載齊宣王就因為非常喜歡有知識、文化的士，將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等著名的思想家與學士聚集在稷下學宮，並賜予「上大夫」的爵位。據《鹽鐵論》記載，稷下學宮鼎盛之時，聚集飽學之士數千人之多。不過齊宣王儘管賜予士人們以高位，讓他們能得到應有的禮遇與供養，但並不一定給予實際的權力，讓他們「不治而議論」，儘可能最大化的發揮學問上的功能，顯然更受士人們青睞。
餘英時先生指出，稷下學宮很可能與秦漢時的博士官有著一定淵源，所以他稱這是一種「制度化的尊賢」，且得到了其餘六國的效仿，這確是可以被驗證的結論。君主們將尊賢「制度化」也在某種程度上刺激著士的認識，就連提出「貧賤不能移」的孟子也表示，士出仕的理由最低程度是為了生存，即「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在當時的環境下，士並不缺少「待遇」，出仕得到君主的任用，已是當時思想家眼中天經地義的事情一樣了。
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孟子說的那樣，士也有為了生存而出仕者，這也就意味著士不僅因其所掌握的知識、文化而被看重，在面臨生活問題時，士也需要向諸侯進一步的妥協了。在這一時期，像子夏、段幹木、子思那樣只想做諸侯老師的士已一去不復返了，士階層的「自尊」也大大退化了。所以到了戰國後期，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或許是「制度化的尊賢」太容易被士人接受，名士為君主效力已成了常見的事，國家愈發強大，君主反而對賢士的興趣越來越淡薄。
應侯範雎在求仕於秦昭王時還以「辯士」自居，卻在後來將同樣是「辯士」的人們比作惡狗，這一粗魯且直接的比喻，完全忽略了前代士與諸侯之間的關係。更為關鍵的是，他竟然確實用這種手段，解決了秦國的困境，這就說明彼時一眾士階層確是受到了諸侯間的冷落。由此，部分士人便走向了託身私門的道路。
據《戰國策》記載，孟嘗君的門客投入孟嘗君門下後，依賴孟嘗君的推薦便得到了衛國國君的重用，並且在後來幫助了孟嘗君與齊國。在戰國末期，「大陰人」嫪毐在秦國的權力地位達到巔峰時，他的門客竟然達到萬人之多，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想通過他來得到任用的。不僅如此，像藺相如、毛遂、李斯這樣的風雲人物，其出身都是公卿們的「舍人」。他們在表現出自己的才華後都得到重用，可畢竟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可以「為諸侯師」、可以直接爵「上大夫」。
不可否認的是，越到戰國後期，士與君主之間的裂痕便越大，私門養客仿佛是君主與士之間的一個緩衝，士再不能因為道而「以布衣謁諸侯」了，而君主也越來越具備著「權威」了。
史家常說戰國是「士」的時代，而我們也往往將「四公子」、呂不韋、嫪毐這樣的人，動輒養士數千、門客上萬來說明戰國的「士氣高漲」。可如果我們就士這一「知識階層」的歷史來觀察的話，當「私門養客」之風興起時，我們似乎不便再說戰國仍然是「士」的時代了。
參考文獻：
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
（以）尤銳：《展望永恆帝國：戰國時代的中國政治思想》
作者師硯之，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專業，主攻早期中國史與中國思想史，對歷史文化抱有溫情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