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報》融媒體記者 裘佳
「自SARS以來，國家一直致力於感染防控體系的建設，整個感染防控體系已經比較健全。武漢以後的幾次新冠疫情，如北京、大連、烏魯木齊等地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與我們有優秀的流行病學和感染防控隊伍，也與我們的社會制度和體制分不開。可以說，任何其他國家都不可能做到這樣，即使以後再有小的流行，我們都能控制得好。」中國醫藥教育協會感染疾病專業委員會（IDSC）第六屆學術大會即將開啟，作為本次大會的關注熱點之一，IDSC名譽主任委員、解放軍總醫院劉又寧教授在談及此次新冠疫情防控感受時說道。
劉又寧 教授
新冠疫情帶給我們的啟示
劉教授表示，隨著國家對感染防控體系建設的投入，我國感染病學及相關學科領域得到了快速發展。「此次新冠疫情暴發初期，我國在半個月之內就分離到病毒，並把病毒序列向全世界公開，做得非常出色。要知道在SARS時候，我們很長時間都不清楚病原體是什麼，最後還是國外先報導了。」
當然，此次疫情也給了我們很多啟示和教訓。劉教授說，傳染病通常是指數級傳播的，時間非常關鍵。對於我國新冠疫情的暴發地武漢而言，如果早兩周封城，可能外地就基本安全了；如果再晚兩周，說不定整個中國就癱瘓了。所以給我們的教訓就是如果當某個傳染病尚未明晰時，寧可往最壞處著想，也不要心存僥倖。「我記得當時也有媒體給我打電話，當時我只是說應該實事求是，科學對待，殺雞要用牛刀！我想可能這次已經汲取了足夠的教訓，再出現類似情況我覺得已經是不太可能了。本來我們有優勢的，不要把優勢變成劣勢！」
此外，從根本上的教訓就是我們應該注意生態平衡。「地球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共享的，不光是人類獨有，因此我們不能攪亂生態平衡，特別要注意微生態平衡也十分重要。」劉教授說。在人體生長的細菌有些是有用的，有些是致病的，一些正常定植的細菌有阻礙致病細菌生長的作用。目前世界上有些「奇奇怪怪」的傳染病，如伊波拉病毒、愛滋病病毒，有可能是我們人類自己的生活習慣造成的，因此從根本上有生態平衡的意識非常重要。
院感做得好壞將決定遏制多藥耐藥的成敗
細菌耐藥是目前抗感染治療中面臨的全球性難題和挑戰。近年來，國家衛健委在抗多藥耐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有效限制了抗菌藥的不必要濫用。一些細菌耐藥，如銅綠假單胞菌的耐藥率呈現了下降趨勢。
「然而我們面臨的任務仍十分繁重，多藥耐藥細菌幾乎都發生在醫院內感染，跟社區的關係不大，這就提示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院感防控。我一直認為院感做得好壞，將決定我們遏制多藥耐藥流行的成敗。」劉教授認為，日本院感防控做得非常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你問他們不動桿菌有多少，他們會問不動桿菌是什麼？他們幾乎見不到鮑曼不動桿菌，同時他們的CRE比例也非常低。」
另一方面，一個抗細菌新藥的研發通常認為需要10年時間、10億美元。劉教授表示，在新藥研發不及時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注意發揮現有抗菌藥物的潛力。「為此，我們IDSC制定了抗菌藥物超說明書用藥共識，指導醫生按照PK/PD的原理來正確用藥。」
對於抗病毒治療，劉教授認為，目前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病毒性疾病很多，然而真正有效的像B肝、C肝那樣的抗病毒藥並不多。比如流感在全球流行已有100多年，但目前認為流感沒有特效藥，金剛烷胺、奧司他韋等耐藥快，且只能減輕症狀，縮短病程，沒有根本的作用，更治不了肺炎，奧司他韋只針對上呼吸道感染。」基於此，我們不能期望很快就會有一個特效藥來治療新冠病毒感染。「正如譚德賽在8月8日所說，『所謂的靈丹妙藥，我們人類現在不擁有，將來也不擁有。』這與我的觀點非常相似，我在2月8日就提出，對抗病毒藥不要期望過高。現在我的結論是，對於COVID-19，臨床現在應用的抗病毒治療藥基本都是無效的，如果有作用也是輕微的，不要期望在短期內就有真正的抗病毒藥。但有一個特殊情況，如果能將人類康復期血漿中的綜合抗體進行人工合成，肯定是有效的，就是從化學藥物跳到另一個角度來思考。」
最後，作為前任主委，劉教授對於IDSC給予厚望。「IDSC是目前全國唯一的在感染領域獨具特色的多學科組織。IDSC的主要成員都是各臨床科室從事感染性病相關的權威專家，副主委以上的幾乎都是在中華醫學會當過主委、現任主委和侯任主委的頂級專家。5年來，IDSC的成員們團結一致，擰成一股繩來開展工作，取得了很多出色的成績。特別是10萬字左右的抗感染藥物超說明書應用專家共識，將臨床實踐中不敢突破的問題進行了突破。另外我們表彰了4位老專家，體現了對我國感染領域歷史發展的重視。此次新冠疫情，我們幾乎所有著名的重症醫學、呼吸、感染的專家如邱海波、童朝暉、杜斌、管向東等都奮戰在第一線。如今IDSC已完成換屆，未來希望在俞雲松院長的帶領下，IDSC進一步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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