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學習心得：從新冠疫情反思歷史學習中的理性思考與感性認識

回顧自己去冬今春在此次疫情中若干經歷，總有劫後餘生的後怕——

2019年12月31日，我在去跨年慶祝的路上看到了「武漢一醫院疑似出現SARS感染者」的消息，並在路上花高價買了一個口罩，而這條消息沒能活到第二天，馬上被闢謠，我帶著憤怒的情緒認為這是為了解決口罩滯銷的問題發出的假消息，甚至不滿那些醫生放出這樣的消息打擾大家快樂慶祝元旦。

2020年1月11日，終於完成了整個大二上學期的所有學習內容的我，和同學一起去了武漢人流量最為密集的江漢路步行街玩耍，中途乘坐了武漢最擠的二號線。路上仍然是人頭攢動，沒有人戴口罩。

2020年1月17日，因為起晚了多半排不上號，我沒去成位於街道口的婦幼醫院而是去了離我家更近的省中醫院體檢。年關將至，大多數醫生都調休了，只有少數門診還在正常上班，來醫院的也大多數是一些治風溼治高血壓的爹爹婆婆，人比較少。

2020年1月18-19號，金銀潭醫院的消息引起了一些市民的注意，其中就有我。我推掉了和同學的兩次聚會，宅在家裡。還被出門開會的父親吐槽說「防護過頭」。

2020年1月20號，回到老家孝感漢川，在鄉鎮藥店裡掃蕩了100個3毛錢一個的醫用口罩，在售貨員看神經病的眼神中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家的院子，躲避串門的親戚和剛剛從漢口火車站回家的堂哥，瑟縮在自己的小房間裡不敢出門。

2020年1月23號，清晨，在多次勸說無效後，和父母一起踏上了回另一個老家黃岡黃梅的路。上午10點，到達蘄春的時候武漢正式啟動封城。接下來，黃梅也封了城。本想在1月26日回武漢的我們，被困在了黃梅。

2020年3月15日，在拿到通行證卻仍然上不了高速的情況下，我們一家放棄了三個小時回武漢的路線，選擇了走省道和國道，一路歷經坎坷，途徑武穴、蘄春、浠水、團風、黃州、新洲，終於回到了武漢市。

回顧我從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3月15日這將近80天的經歷，絕對算是我從小到大經歷過最為苦難的時光。且不說好幾次與可能存在的病毒擦肩而過，在封城期間，五個人住在擁擠的小房子裡，聽著新聞裡每日暴增的確診人數和疑似人數，看著群裡空間裡熟人確診的消息，吃著索然無味卻貴的嚇人的菜，過著沒有Wi-Fi但網課照常的日子，我幾次面臨情緒崩潰。但屢次打開微博，都能看到比自己更慘的人，也能看到比自己更樂觀的人，所以也就這樣艱難地走了過來。十分慶幸，我和我的家人都平安健康，而且工作穩定，不會在疫情結束後面臨巨大的經濟問題。但即便如此，這次的新冠事件，註定會成為一件能讓我銘記一生的事件。

回到武漢，我開始思考所有歷史人可能都會思考的一個問題——若干年後，歷史學家將如何看待此次疫情？更具體一些，若100年後有學者想要研究「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全球瘟疫期間的民眾」這樣的議題，他們會怎樣書寫呢？

也許，他們也會和現在的我們研究過去的全球瘟疫一樣，提出幾個問題：瘟疫期間民眾是怎樣的狀態情緒？疫情高發區民眾蒙受了怎樣的損失？他們如何應對疫情？政府有哪些措施？效果如何？但無論如何回答，都只能得出一些概括性的結論，僅僅能代表一些群體的特徵，而經歷了此次疫情的人們的喜怒哀樂，也淹沒在學者們收集到的數不清的資料中。作為這次全球大疫情中的一個小小的親歷者，我在前文提到的那些經歷根本不會受到學者們的重視，畢竟既不具有代表性供他們進行總結，也不夠悲慘曲折供他們閱讀並感受心靈的淨化。但這是否說明，我在疫情期間這些複雜情緒，就能籠統地被他們總結出來的幾個詞語代表？再者，這一場我和我父輩、祖輩都從未經歷過的全球性瘟疫，對於100年以後的人來說，很可能只在教科書上佔了不到一面的位置。「時代的一粒塵埃，落在每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大山。」那些在此次疫情中失去生命的人，最終也只是成為了「確診死亡人數」中的一員。有人說法律學著學著就喪失人性了，我覺得歷史這門學科也有相似之處——看得太多了，就變得冷漠，麻木了。從最早的雅典瘟疫，到中世紀橫行歐洲的黑死病，到17世紀席捲英國的倫敦鼠疫，到上世紀晚期才被完全消滅的天花，再到2003年爆發的非典，人類發展過程中飽受世界性大瘟疫和地方性怪病頑疾的折磨，本次爆發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也不過是人類發展歷史中的一次全球性瘟疫。

相較於科學技術尚不發達，國家政府管理尚不到位的過去相比，現在的我們享有更高水平的醫療保障和更全面有效的政府管理。在國家和政府的號召和全民的支持努力下，疫情終於得以克服，湖北武漢也逐步進行復工復產。這算是相對而言較為理性的思考模式——將古今的大型瘟疫事件進行對比，分析不同的社會環境帶來的不同後果，並論證瘟疫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如果把這次的疫情編入《世界瘟疫史》，這樣的論述似乎是沒有太大問題。

不過，僅僅按照這樣的模式思考，此次疫情中死亡的三千多人和確診的八萬多人，也會像黑死病中的「死亡的兩千五百萬歐洲人」、倫敦鼠疫中「死亡的十萬人」這樣，變為冰冷的數字。如果沒有經歷這樣一個事件，我可能永遠也不會去思考，發生在過去的那些聳人聽聞的大瘟疫到底有多麼慘烈，結果有多麼觸目驚心。

在這個加長版的假期裡，我讀了《世界瘟疫史》、《鼠疫》等書籍，重新回顧了關於雅典瘟疫和黑死病的知識，突然間產生了共情，感受到了他們的喜怒哀樂。薩繆爾·佩皮斯在倫敦鼠疫期間，數次經歷朋友和熟人因瘟疫死亡，悲痛之際，他也會積極調整自己的心態，好應對這場大災難。而此次疫情期間，我母親兩位同事確診。在得知這樣的消息之後，我非常難過，但我也為自己和家人十分健康這件事感到慶幸，同時內心告誡自己要樂觀，要調整心態，才能保證身體健康。正是這樣的體驗，讓我理解了佩皮斯當時心中的那種情感。

我認為這是一種感性的認識，是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對史料進行解讀。這樣的解讀方式帶有強烈的主觀意識，可能會導致對於社會背景差異的忽視——以剛才的對比為例，佩皮斯哀悼友人並同時保持樂觀不僅僅是基於他對瘟疫對恐懼，也與他的宗教信仰有關係，他更相信命運的安排，所以決定樂觀處世；而我是基於自己和家人身處安全的環境，且相信按照現今的醫療技術和防護手段，疫情一定能得到解決，且擁有「調整情緒能夠提升抵抗力」的科學常識，因此也堅持這樣樂觀的情緒。

不過我始終相信，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即便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發生了變化，有些共有的特性是不會發生變化的——與自己所在時代的妥協和與生活打交道的態度。這些內容這是心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如羅伯特·達恩頓在《屠貓狂歡：法國文化史鉤沉》中提到的聖塞佛倫街的工人們，他們屠貓不是為了象徵性進行某種反對統治階級的運動，而是重複這一有趣的場景並進行日常的逗樂以彌補日常枯燥沉悶的工作。同樣，在瘟疫這樣的天災人禍之中倖免於難的人類，無論是因為優越的生活環境，或是預見性的防護意識，抑或是因為超乎常人的抵抗力，都做到了一件事情——繼續在這個時代活著，繼續跟自己的生活打交道。並不是所有人都擁有崇高的精神，都能在疫情面前義無反顧地走上一線；也不是所有人都利慾薰心，為了自身的利益犧牲他人的性命。大多數人只是介於兩者之間，既不高尚也不卑劣地活著。而書寫歷史的過程中，人們似乎更加關注那些處於兩個極端的群體，忽視了中間這平凡的群體。而感性認識，恰巧就能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作用。將自己真正代入那樣一個語境裡去分析，往往能得到更加具體的結論和更加真切的體驗。

因此我希望在這次疫情結束後，無論是實時的分析還是五年、十年後的反思，我們都應該在研究和分析的過程中感性認識，帶著情感去分析每一個案例。隨著現代人自我意識的不斷覺醒，簡單粗暴地用群體代表個體往往難以達到真實。歷史是主體對於過去事件的評價和感悟，往往具有道德訓誡的作用，史學家們往往在歷史中尋找規律，這就導致了我們進行理性的思考的過程中更加關注典型的例子，也更重視大趨勢和宏觀的事件描述。但歷史學的研究目的同樣在於求真求實，將單個的人作為研究對象從被符號化的群體中剝離出來，再對其進行感性的認識，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接近歷史的真實。只有將這樣理性的思考與感性的認識相結合，我們才能更好地既宏觀，又微觀地認識事件，全面地進行歷史思考。

最後我想說：官方記載的宏觀視角、疫情走向、英雄氣概、青春熱血固不可少，個體寫手「我手寫我心」也不可多得，小的視角、一些碎事、具體的人、瑣事記錄、即時感想……有溫度溫暖，有人情關懷，有反思頓悟，有不同聲音，這恰恰是一個健康生態能必須的！楊絳先生說，每個人只看到自己眼中的世界，看不到全貌。 ​​我想說，無數個人眼中的世界合併起來，就無限地逼近全貌和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