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BURTON 神經現實
我們不是擁有獨特自我意識的理性生物，理性也解決不了關乎人類存亡的大問題。
ROBERT BURTON
封面：Anatolii Babii
COGNITIVE SCIENCE 認知科學
我必須承認，在思考怎樣能讓我們的文明社會懸崖勒馬之時，我對現代認知心理學的核心謎題感到愈發困惑：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有意識地改變自己的思維？我指的當然不是改變「誰是美國職業橄欖球聯盟最佳四分衛」這種想法。當面對各種重大的個人問題和社會議題時，本該團結一致的我們之間卻往往產生巨大分歧，我所指的正是能否改變造成這種分歧的成見。有意識的思考一直被認為是針對社會病灶的一劑良藥。
在計算機軸向斷層成像（CAT）和磁共振成像（fMRI）出現之前，我在神經內科的職業生涯就開始了。到如今，作為一名資深神經內科醫生，我逐漸意識到，有意識的思考不過是一種幻覺、一種副現象（epiphenomenon）。支持它的是陳腐的迷思，而非可信的科學證據。
如果果真如此，我們就應該考慮其他研究思考的方法，從而與我們對大腦機能的認識更為一致。我無意為人工智慧辯護，但假如我們志在攻克世界上最艱巨的難題，就應當摒棄意識理性這一概念，將人類與「黑箱」人工智慧一視同仁。這一做法有諸多好處。
所見者同，所思者異對於生理上純粹的有意識思考存在的可能性，我想先簡單概述一下我堅決否定的理由。首先，有意識地控制思考要求我們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對此，神經學家並不正面承認沒有人真正知道心靈的本質是什麼以及思想是如何產生的，而是想方設法通過各種巧妙的手段來揭示意識與決策之間若即若離的聯繫。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神經生理學家班傑明·利貝特（Benjamin Libet）在80年代的一系列經典實驗中指出，被試在有意識地決定移動自己的手之前，腦電波活動中已經產生一種規律的變化（也被稱為「準備電位」）。利貝特因此得出結論，被試認為自己是在有意識的情況下、深思熟慮作出的決定其實是無意識的，而這種先於決策出現的大腦活動恰恰證明了這一點。自此，利貝特的發現加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直接人腦記錄得出的類似結論成了反駁人類擁有自由意志的有力證據。然而，其他科學家對於同樣的證據卻有完全不同的解讀。
經典實驗再遭質疑，自由意志是否存在？
聲稱自由意志是幻覺需要更為直接的證據，而這樣的證據還不存在。
這一爭端不僅僅是個人成見所致。遺憾的是，我們仍然無法將大腦的活動與我們有意識的感受準確地聯繫在一起。即使獲得相同的知覺輸入——例如一輛鮮紅的1955年法拉利敞篷跑車的照片——基於不同的心情和情境，我們的心理狀態將大相逕庭。作為一個發燒車友，我在見到這輛法拉利車時可能會認為自己見到了夢中情「車」，也有可能會覺得它貴得離譜，或是太過浮誇。有時，我會回憶起小時候和父親一起在金門公園觀看跑車比賽的緊張刺激。那時的敞篷跑車是冒險的代名詞，指向比小學校園和作業更為廣闊的天地。
如今，同樣一輛跑車的照片則會喚起使我不快的聯想：有錢的收藏家、以及1994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一場極其浮誇的展覽，而不再是頭戴皮質頭盔、英勇大膽的車手們的歡呼雀躍。兩種情境中，我對於車子本身的基本感知並無不同——我清楚地認識到我所見到的法拉利跑車是同一種。有朝一日，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精度足夠發達，甚至也許能夠準確地判斷我究竟看到了什麼。
但如何確定我對於所見事物有何感受呢？讓我們先不考慮語言的不精確性，拋開準確描述個人感受的難度——畢竟這是困擾了詩人和藝術家上千年的艱巨課題——只思考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在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中，沒有任何一種能充分地記錄並標記一個人一生所經歷的生理變化，從大腦神經元之間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複雜的相互作用，到全身激素和化學物質的波動，再到我們尚不了解的、外部世界對人類「集群行為」的潛在影響。
如果相同的輸入（法拉利跑車）能夠觸發同一觀察者的不同心理狀態，即使我們擁有關於知覺的完整生理學知識也不足以預測觀察者有意識的體驗。對意識內容的描述充其量與自傳等同——它們都是針對個人知覺的第一人稱敘述，也因此極其不可靠。對我們有意識感受的描述即「元知覺」——對我們知覺的知覺。
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考慮意識經驗與大腦潛意識活動之間的鴻溝，請想像一位面對迎面而來的投球、正要揮棒的職業棒球球員。球從離開投手到進壘所需的時間，基本等於擊球手的初始反應時間加揮棒時間。因此，在投手投出球的瞬間，擊球手就必須決定是否揮棒。（假設投球的時速在129km/h和160km/h以上之間，球大約需要380～460毫秒進壘。從球的圖像出現在擊球手的視網膜上到開始揮棒，最快反應時間大約200秒；揮棒需要額外的160～190毫秒。）
然而，在擊球手看來，他似乎先看到了球朝壘飛來，才決定揮棒。（雖然我們對這種感知時機的不一致了解甚少，但被認為是主觀的時間逆向投影。史上最偉大的擊球手泰德·威廉斯（Ted Williams）曾經表示，他只用一枚銀幣大小的視野判斷投球。貝瑞·邦茲（Barry Bonds）不甘示弱地表示，他把好球帶的區域縮小到一枚25美分硬幣大小的範圍。
— KeithJJ
球員們明知等到投球逼近壘區再做決定不合生理學原理，卻不覺得自己的揮棒是不受控制的機械動作，或是單純的偶然因素。並且，當被問及他們為什麼揮棒或不揮棒時，他們會用揮棒以後的感知體驗加以解釋。
作為旁觀者，我們的所見與所知也有偏差。假如我們邀請一群反對自由意志的死忠決定論者來觀賞一場關鍵的世界棒球大賽。面對一個旁人看來顯然處於好球帶的投球，他們支持的球隊因為擊球手沒有揮棒而痛失比賽。他們中有多少人能雲淡風輕地接受結果，而不指責或埋怨擊球手？實際上，如果他們認同揮棒與否的決定完全是擊球手潛意識的選擇，又有多少人願意前來觀賽？
更糟糕的是，我們以為自己所見即擊球手所見，事實卻並非如此。因為不需要在瞬間作出揮棒的決定，我們可以完整地觀察每個投球，了解它的軌跡，從而據此判斷它是直球，曲球，還是蝴蝶球。他的變速球處理得怎麼這麼爛！我們怨聲載道，發出陣陣噓聲，打心底無法理解擊球手和自己看到的有何區別。（下次當你舒服地坐在扶手椅裡觀看總統競選辯論的時候，請提醒自己這一差異的存在。我們作為旁人的所見所聞，必然與懷有緊迫感的候選人不同。）
我們真的依賴理智思考嗎？觀看球賽時，有些許不理性的狂熱也無妨。但如果要決定一個殺人犯是否應當基於精神失常獲得減刑），或是判斷你十幾歲的女兒是否真的在不遺餘力地學習代數時，不理性的狂熱顯然不妥。我們無法準確地判斷意識是否具有因果特性。如果你對此存疑，請試著設想這樣一個實驗場景：在這個場景中，你可以客觀地認識到，有意識的想法是任何行為的充要條件。無論具體場景，你必須既能辨別有意識的思考所對應的神經特徵信號，又能證明這一信號是獨立出現的，不依賴於任何在它之前發生的大腦活動。（我發現缺少證據並不代表有意識地思考對行為毫無影響，但缺少證據的確意味著意識對行為的影響尚屬推測，而不是一個可驗證的假說。）
如果我們不能在意識與行為控制上達成合理的共識，個人責任是否有其他符合常識的解讀？比如判斷一個行為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的？然而意圖也是一條死胡同。如果我們一致認為擊球手有意揮棒，而這一意圖是由潛意識的大腦機制決定，指責和褒獎還有意義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無意識的意圖？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請思考一些有關意圖的常見衍生問題。樹向著光生長，利用太陽光實現光合作用。既然樹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意識，這一動作可以被認為是無意識的，同時也是有目的的（而不是隨機或偶然的）。同理，為了聽清對話內容，耳背的人會自然前傾。這時，我們大概會反感用「無意識」一詞，而改用「本能地」、「直覺地」、或「不假思索地」。再例如典型的「弗洛伊德式口誤」，比如稱你丈夫為「爸爸」。雖然「爸爸」一詞是脫口而出，而不是出於有意識的選擇，但是我們懷疑它具有某些隱含的意義，甚至受到無意識的意圖影響。
而時間與記憶的扭曲讓這一切更為複雜。請想像如下情境：在皮特讀大一的那年，吉姆在公開場合羞辱了他。在此之前，皮特誤以為這位室友是自己的好朋友。皮特於是發誓要以牙還牙。在接下來的暑假，他花了大量閒暇時間幻想各種惡毒的報復。然而皮特秋季返校時，他發現吉姆已經轉學去了另一所大學。意識到自己錯失了報復的時機，皮特一時極為惱火，但轉念一想，這樣一來就不必實踐自己幼稚的幻想，他又感到如釋重負。
時過境遷，他很快忘記了吉姆的所作所為。三十年後，皮特在大街上偶遇吉姆，但他並沒有想起過去那件難堪的事。吉姆微笑著向他伸出手。皮特不假思索地放低肩膀，向吉姆直衝而去，把他撞倒在地。吉姆手臂骨折，隨即將皮特告上法庭。皮特告訴法官，他沒有要撞倒吉姆的理由，當時的行為是無意之舉。吉姆的律師卻認為以前的羞辱事件與此有關，堅持皮特的行為是有意的。那麼，法官該如何決定？法官對這一行為有意與否的判定應當對皮特的處罰構成影響嗎？
讓我們想像另一個情境：皮特把被羞辱的事忘得一乾二淨，在30年後，自發地決定寫一部有關報應和復仇的小說。當皮特被問到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題材，他笑著聳聳肩，坦誠地回答說，他只是跟隨著靈感的指引。雖然小說往往像不請自來的故事，但是極少有小說家真的認為他的寫作不過是隨意敲出的文字。
— Anatolii Babii
我們假定意圖存在，正是因為我們相信寫作是具有意圖性的。與之類似，我們假定對自己的思維有控制力，正是因為我們認為自己可以控制思維。我們似乎生來就覺得有必要解釋自己的行為，並為之辯護。因此，我們創造了一套詳盡的詞彙以及相關的哲學論證來描述行為。但是對意識體驗的描述並不一定能反映它們背後的生理現象。
能讓人「看到」黃色的黑白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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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Kenneth Morehouse
看看這段視頻中的視覺後像錯覺——你會發現黑白畫像看起來是彩色的。當你長時間盯著黑白圖像上的一個點看時，視網膜的受體細胞裡的光敏色素逐漸耗盡，於是你的視覺皮層製造出了色彩斑斕的假象。你看到的景象不同於視網膜上形成的圖像；你的感知取決於與「現實世界」並不一致的大腦狀態。類似地，擊球手所描述的揮棒或沒有揮棒的理由與決定揮棒與否的大腦潛意識活動也許毫無關係。簡單來說，哲學與心理學使用的語言來自我們深信不疑但卻是事後的想法，它們至今沒能從基礎科學的角度加深我們對自覺的理解。
我常常問自己，完全不了解當代人類文化和信仰的外星人會如何看待我們。假設有一群由深度學習神經網絡控制的外星人，他們能識別人臉，會下棋、打牌，還會觀測天氣。雖然他們沒有意識體驗，因此也沒有情緒和感情，但是他們可以自由地參考從文學名著到心靈雞湯等各種描述意識經驗的材料。
這些外星人不難發現他們掌握技能的方式和我們沒有兩樣。比如學習一門語言：牙牙學語時，我們聆聽周圍環境中的聲音，通過收集到的音素、音節、語句、段落挖掘出語言的規律。當我們說對或說錯話時，獎賞系統會給予我們反饋。（我至今記得當我誤用介詞斷句時語法老師嚴厲地搖頭的樣子。）我們用類似的方法學吹大號、學跳薩爾薩舞、學習邏輯法則，甚至學會性愛。不論這些外星人觀察到我們什麼樣的行為，他們都會正確地推斷出那是我們反覆嘗試和犯錯的結果，和他們通過正面與負面反饋提高打牌和下棋的水平沒有本質區別。
理智是不是必須存在在外星人看來，我們不必調用有意識的選擇，也不必深思熟慮。對他們而言，「我想......」、「我決定......」這些強調有意識的思考的表達並不能更好地解釋人類的行為。
讓我們更進一步地想像：周五晚上，宇宙最強外星人牌王前來觀看你的牌局。（別忘了，外星人唯一的目標就是贏，其他任何獎勵都無法打動它。）它大概會對自己看到的東西感到不解。有些人一手爛牌，顯然要輸，卻拒絕棄牌。有些人隨意偷雞（bluff），有些人該偷雞時卻不偷。有些人看起來還很享受輸牌。外星人牌王也許會推斷，人類牌手目的（贏牌）不夠明確，不會客觀地權衡輕重，訓練不充分導致統計分析能力欠佳，或是人類的反饋迴路不能準確地記錄、判斷和證實結果。注意，感情淡漠的外星人牌王會使用中立的語言，用操作缺陷解釋任何欠佳的策略，而不是宣判人格或意志缺陷。
在這些外星人眼中，我們關於氣候變化或全民醫療的政治辯論應該也同樣地匪夷所思。他們會發現，即使數據表明全人類的命運危在旦夕，人們依然熟視無睹，反而偏愛、甚至享受身陷衝突、憤怒、自以為是的義憤填膺，以及種種適得其反的行為。他們很快就得出結論：雖然我們的基因在自然選擇的規律中存活了下來，每個人類個體卻可能不怎麼機靈。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也許都意識到這一點，只是不願意承認。
正如託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7世紀指出的一樣，我們趨於享樂，迴避痛苦。但是每個人對快樂的定義都不一樣。在周五晚的牌局上慘敗的人可能仍然覺得那是整個禮拜最快樂的回憶，因為他喝了幾杯啤酒，抽了一根上好的雪茄，成功地偷了次雞，博得滿堂歡笑。另一個贏牌的人卻可能被牌友惹得萬分惱火，感到掃興至極，再也不想和他一起打牌。對這兩個人而言，結果的好壞與體驗本身沒有太大關係。同樣的獎賞系統讓我們體會到觀賞日落時的愉悅、擁抱嬰兒時的欣喜、吸食鴉片時的快感、堅定信念時的雀躍，也會固執地賦予恐懼、暴怒等負面情緒以強烈的興奮感。（請回想一下政治集會中人們高漲的憤慨，以及看恐怖電影或坐過山車時的刺激感。）
我們往往對由生理因素引起的感性認識過分引以為傲，而感性認識又會影響我們對理性思考的感受。這讓目的、行為、體驗之間的關係更加令人費解。這些難以自覺的精神狀態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極具誘惑卻虛無縹緲的自我意識和自主意識。它們使我們誤以為自己做出的選擇都是有意、慎重且有意識的，並對此深信不疑。（如果你不相信「確信」是不由自主的感受，只要想想恍然大悟的感覺和怦然心動或驚恐萬分的感覺多麼的相似。）但是，觀察著我們的外星人會覺得這種信念是多餘的。對他們來說，任何行為的改變都是掌握更多、更好的訓練數據和實證檢驗的結果。有意識的思考這一概念與此無關，而且毫無依據。
— Anatolii Babii
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認識有著根本性的錯誤。專家們滿嘴文化闡釋、心理解釋，但是在我看來，最隱蔽而有害的想法莫過于堅持人可以進行有意識的、理性的慎重思考。這是沒有根據的迷思，也不符合大腦的工作原理。沒錯，我們可以想出絕妙的點子，但是哪怕是毫無自我意識，甚至連自己在做什麼都不知道的深度學習的機器也能發現聞所未聞的策略。（這讓我想起理察·費曼的妙語：雖然量子力學是現代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知識成果，但是包括這一領域的奠基人在內，沒有人真的理解量子力學。）
我不相信人工智慧可以讓我們了解智慧、同情心、道德和倫理觀，更別提如何享受生活。作為一個寫過幾部小說的人，我儘量避免用AI術語來描述人類思考。但是，我們的思想也許與AI生成的決策確實有著相似的來源。如果我們接納這一可能性，我們對於行為的理解就不會被傳統民間心理學（folk psychology）所束縛。如果不拘泥於一個動作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我們就不必在毫無生理依據的情況下，武斷地猜測作出這個動作的人需要為他的行為承擔多少責任。當我們摒棄傳統意義上的「責備」，不賦予個體自主性和意圖，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認知科學正在逐漸向我們揭示的東西——我們的思考不僅僅來自於孤立的大腦，更是個人生理、經驗和群體文化共同的產物。
放棄炫耀理性，中立看待信息同樣地，我們也可以重新審視人工智慧對「理性」的定義有怎樣的啟示意義。棒球球員可以通過研究大量的數據提高自己的擊球率，比如在各種情況下投手可能會投出什麼樣的球。雖然決定揮棒與否是下意識的，但是這不代表它是不理性的——如果「理性」意味著視具體情況作出最佳選擇。然而，正如潛意識的意圖一樣，潛意識的理性不同於有意識的抉擇。我們和其他動物、植物、乃至無生命的物體都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因此不能僅僅因為我們有好的想法，或是可以做出好的選擇就斷言人類是理性的動物。我們的理性程度不比一支體溫計多一點或少一分。
深度學習對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啟示，那就是所有的信息應該在一開始被平等對待。試想一個AI機器人在學習打撲克牌。它知道遊戲的規則，並被要求找到勝率最高的策略。一開始，它會嘗試各種手段，包括那些看似最荒謬的打法。它沒有內置偏好和先入為主的想法，因此只能通過實際的勝負剔除那些荒謬的策略。它不受當代輿論和普遍規範的束縛，缺乏合理與否的基本判斷。哪怕是我們看來非常可笑的策略，只要能贏，它就會被機器人保留下來。我們都知道這個故事的重點：人工智慧機器人現在已經能輕而易舉地戰勝世界上最強的人類牌手。
為了解決可檢驗的問題，人類也逐步發展出了類似的策略，也就是科學方法，只是我們很少從這個角度討論。但是我們和AI機器人之間仍有一點關鍵的區別。儘管只有避免先入為主的判斷我們才能充分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但是科學探索受限於時間和經費，常常依靠某些既有的認識（比如預感和直覺）來判斷一個研究方向是否會成功。因此，科學史中不乏各種被擱置的偉大想法，當它們與我們對世界既成的認知相悖時，還會受到嘲笑。（我至今記得，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神經學系的系主任不願意授予史坦·布魯西納（Stan Prusiner）終身教職，因為後者認為沒有生命的䏓毒體可能是一種被稱為克雅二氏病的嚴重失智症的致病因子，而布魯西納之後憑藉這一研究獲得諾貝爾獎。）
為了全面地了解現代思想，最好就在一開始中立地看待我們接受到的信息。但是具體要怎麼做還不清楚。我們和AI不同，不能通過提高計算處理能力提升自己。我們只有幾磅有著先天特性和能力的血肉，父母、老師、朋友、鄰居、社群、志同道合的人以及組織讓我們可以拓寬這些特性和能力。我們的認知模版來自於他們的思維模式，我們決定相信誰、稱誰為專家取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視角。
— Wikimedia
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理智能夠解決任何大眾爭論的問題。我們傾向於自己覺得最佳的判斷。甚至科學本身也有問題，不論是可複製性，還是統計驗證的問題。儘管如此，科學能夠自我修正，從而慢慢向有證可循的知識靠攏。不可證的觀點沒有類似的自我修正的機制。
也許這一論點聽起來太刻薄或是令人反感，但是如今意見相左的人無法互相溝通，還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覺得如果我們再努力一點，再多考慮一點、再多受點教育就可以克服先天和後天的偏見——這不也一樣的令人反感嗎？
為了解決這些關乎存亡的威脅，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是擁有獨特自我意識的理性生物，而不過是可以做出決策的有機體。這將是一項跨越數代人的艱巨任務。正如我們逐漸摒棄流行心理學，轉而在生物學中尋找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的根源一樣，放棄責備或炫耀有意識的思考也許會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不再自命不凡，從而與自然萬物融為一體。我們的思考是千千萬萬不受自我意識控制的因素的產物，只有當我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培養出必要的下意識的能力，來解決世界上最為迫切的問題。如果人工智慧可以變得更強，我們也可以。
譯者：amecolli
審校：楊銀燭
編輯：小葵花
http://nautil.us/issue/77/underworldsnbsp/reason-wont-save-us
Robert Burton
神經學家，作家，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中心神經科學系前副主任。著有On Being Certain、A Skeptic's Guide to the Mind、What Neuroscience Can and Cannot Tell Us About Ourselv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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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理性救不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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