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中國文壇自八十年代初期開始，人道主義以及對人性的重新發掘被再次重視，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文革之後，對壓抑人性的做法展開了大規模的批判。尤其是對人性的呼喚，以及對人的尊嚴以及權力的確認，其實是對人的一種肯定。尤其是人道主義的提出，但是這個在八十年代盛行的人道主義與歐洲的人道主義略有不同，在其意義上遠遠超出了歐洲人道主義的內涵。
而且在八十年代有一個人的存在是不能忽視的，那就是汪曾祺，汪曾祺的作品以及文學觀念成功的將中國近代小說和現代小說連接了起來。這種連接是都以蕭紅等人為代表的近代散文式的小說與現代賈平凹等人的散文式小說的結合。而且汪曾祺還成功的將對傳統文化的反思以及再發現拉進了文學創作的視野，以其詩化的創作方式為我們展現了全新的文學內容。
人道主義的重新發掘及定義
一、中西方人道主義的差異
其實說到人道主義我們一般首先想到的就是在歐洲十七、十八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所提出的一種文藝思潮，而這種文藝思潮也逐漸延伸到了文學、政治等多個領域。但是這個時期人道主義或者說人文主義其核心乃是人的幸福，人道主義的提出是為了將人從神的光輝下解救出來。強調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尊重每個人的權力以及自由，對人的價值以及尊嚴進行保護。人要以人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依附於神。
但是在我國文壇八十年代開始興起的人道主義精神又與歐洲人道主義有所不同，這主要是所提出的背景大不相同。首先歐洲人道主義的提出是基於歐洲中世紀神學對人性的忽視而提出來的，在那個時候人是神的附庸。其人道主義的提出主要是為了打破人身為工具的一個現狀，將人從神的控制下解放出來。
但是中國八十年代提出的人道主義則是基於七十年代文革的批判提出的，七十年代人或者說整體社會的一個現狀便是人的精神上的壓抑，以及對人格尊嚴的一個隨意踐踏。
八十年代人道主義的提出，更多的是對被壓抑的人性的呼喚，要求對人的生命給予足夠的肯定以及尊重。這是新時期的文人對七十年代政治高壓下文學文藝的異化的反駁以及批判，同時也是新時期文學的開闢的探索。因此就中西方人道主義的提出，八十年代"新時期"的人道主義的意義蘊含遠遠超出了西方古典人道主義的蘊含。
二、蘇聯"解凍文學"的影響
我國文壇對於人性的探索以及發現其實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出現了萌芽。那個時期我國與蘇聯的關係還並未進入白熱化的階段，所在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交流也很多，因此在蘇聯流行的"傷痕文學"也影響到了當時的中國文壇，出現了許多關於人權、人性等方面的創作。
但是伴隨著我國與蘇聯關係的惡化以及六十年代開始的反右鬥爭以及隨後爆發的席捲全國的文革中斷了。因此這一時期對人性的探索便無功而終，並且在政治高壓的影響下也毫無進展乃至被忽視。
但是伴隨著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到來，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大規模的開展，文壇的春天開始到來。眾多作家開始對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是文革時期的文學異化狀態進行反思。
同時由於社會的開放，政治的開明，西方人道主義精神開始傳入，人道主義的重新提上了文學舞臺。人開始作為全新的研究對象得到了重視，人以及人格尊嚴得以被重新發現以及認識。同時中國文壇成功的將人道主義與中國的社會現狀相結合，針對文革期間對人性的摧殘發出來對人性的全新呼喚以及認識，隨人的尊嚴以及權力的肯定，尤其是混亂時代對人的生命的漠視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認識。
八十年代文學的發展
一、人的本真情感的回歸
對於人性的發現以及認識在我國七十年代傷痕文學興起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但是這種探索是微妙的以及片面的。這種對人的情感的認知一直到來八十年代才更加全面以及廣泛，這種對人的本真情感採取全面肯定的態度，是我國文學發展的內在要求以及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尤其是反思文學的出現，是徹底的對曾經那個壓迫人性的時代的推翻以及重塑，這種變化是人性最本質的要求以及社會進步的必然。
例如反思文學的代表作《靈與肉》，在這裡面作者張賢亮首次大膽的拋開了政治立場的影響，主人公許靈均是右派分子，受到政治影響，身心受到了摧殘，但是牧民卻對其沒有偏見，對他頗為照顧，甚至李秀芝不顧其敏感的政治身份，與其結為夫妻。在這裡面我們看到了人性的美麗以及善良，在這裡我們沒有看到政治對人性的壓抑，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善良。
其實這也是反思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徵，因為在那個政治高壓下的年代，人性被壓抑到來極點，即便是親人也要劃分清界限，這種經歷，帶來的不僅僅是肉體的上的磨難，更有精神上的摧殘。
而反思文學，就是對那個時代的最好的反駁以及對人性的全新挖掘。古華《芙蓉鎮》中新富農胡玉音和右派秦書天非但沒有避嫌，反而結為夫妻互相幫助，這種危難面前的人性的光輝得到了最大的展現。
二、八十年代文學作品的濫觴
由於八十年代開始了對人的本真的探索，加上政治因素的減弱，在這一時期誕生了眾多優秀的對人性深度挖掘的作品。在1980年由張弦創作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中，向我們展露最原始的人性的善惡，因為物質的貧乏，一家三代人，兩位母親不得不走上相同的道路，通過買賣婚姻來獲得生存。
這種思想的出現，既是可恨的，也是可憐的。可恨的是人們對與人的踐踏以及漠視；可憐的是那個時代的可悲。在這裡我們深刻的看到了人性回歸的必要性以及急迫性。
而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作品不僅僅局限於人的本真情感，開始關注人的本身生命需求所需要的生存環境以及人道主義理性新時期下的探索。在莫言的《紅高粱》中，餘佔鰲與戴鳳蓮二人火熱的愛情以及對生活的熾熱，便是被壓抑許久的生命熱情的表現，這種熱情的綻放，充滿了生機以及力量，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次覺醒以及復活。
而在八十年代末期，作家更是直接上升到了情感那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中，看到了當代人的生存環境異化帶來的人的性格的沉淪。例如方方的《風景》中，便向我們展示了人在複雜情感交錯中以及新時代生活困境中所引發的各種矛盾。這種矛盾是人的理性、人的本真性格與社會殘酷現實之下相對抗造成的，這種異化使得人脫離了人的本性，而為了生存發生了異化。
汪曾祺對中國近、現代文學的連接
一、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汪曾祺
每每提到汪曾祺，我總會想到人們對他的一個最中肯的評價——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汪曾祺的小說具有一種散文化以及詩化的特徵，他擅長小說的平淡敘述，但是平淡卻不平庸，將深奧的人生哲理寓於凡人小事、瑣碎事件之中。
而且採用散文化的筆調，情節在汪曾祺的筆下變得不再重要，不論是寫景還是寫人，都意味無窮，散發出一種迷人的詩情畫意，語言簡潔流暢，如春日流水。
而且汪曾祺的小說具有濃厚的地域色彩，他的小說的取材大多都是其故鄉高郵的一些日常生活之事，著重描寫故鄉的民俗風情。而且就汪曾祺的寫作結構來看，其是按照生活的多維流動來構建的，因此這種原滋原味的寫作方式也就造就了其寫作時現描寫身邊的環境在描寫人和事情。使得汪曾祺的小說在敘事上具有明顯的文藝性，而且採用的是回憶性的敘事方式。
在汪曾祺的小說《受戒》中，他將中國傳統的儒學哲學意識以及民間生活的情趣成功阿融合了進去，語言古樸自然、雅俗共賞，通過對佛門俗家子弟生活場景的描寫，向我們展現了鄉村之間返璞歸真、清新自然的人性之美。
二、汪曾祺——承前啟後
就小說文體的發展來說，汪曾祺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對於中國近、現代文學來說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尤其是對於新時期的小說觀念的改變，促進了新時期人們審美觀念的變化。
首先是汪曾祺小說散文化以及詩化的特點，便是受到了沈從文以及廢名等人的影響，他們強調小說的風格趨於生活，認為小說中應該消除其中的戲劇化設計，其實也就是過分注重情節的刻畫。
例如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蕭紅的著作《呼蘭河傳》，就是最為典型的忽視故事情節的具有散文化的的小說，在其中展現的更多的是生活的本色，採用的是一種更為自然的表達方式。但是蕭紅的作品在那個時候並沒有得到重視，知道汪曾祺的出現才又將這種散文化的小說創作方式重新提了出來。
而汪曾祺這種散文化、詩化的創作方式，又重新引起了軒然大波，影響了更多的人，如賈平凹則便是受到汪曾祺影響的一位。在這種思潮之下，文學作品開始以表現特點地點的民俗習慣以及日常生活為主，如莫言筆下所形成的高密東北鄉，便是極具代表性的，而且在其中成功的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其中，將對民族文化的反思以及認識參雜其中，從而引發了新一輪的民族覺醒。而這些成果正是由汪曾祺將中斷的抒情小說重新連接起來之後所引發的。
總結
回頭來看，其實中國文學的發展是必然的，這不僅僅是中國文學內在發展的要求，同時也是新時期文學受眾的要求。同時伴隨著七十年代文革的結束，文學的發展受到政治的影響也越來越少，這種變化使得文學創作者有了更廣闊的創作空間，有了抒發自我感情的機會、有了審視民族過往、人性轉變的機會。
同時因為受到了七十年代人性壓抑影響，新時期的文學更加關注對人的關懷，這也是人道主義在中國的一次進步以及與中國的文化生活環境的良好結合，中國人道主義成功的邁進了一大步，進入全新的文學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