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曾經出過兩次「眾正盈朝」,分別是天啟初年和崇禎年間。崇禎年間的「眾正盈朝」規模最大,給人一種「大明天下無敵」的感覺,崇禎帝也自我感覺極為良好。然而「眾正盈朝」並沒有讓明朝「再次偉大」,反而成為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於階級矛盾和明朝頂層設計的先天不足,以江南大地主為代表的分利集團在明朝中後期快速崛起。這些分利集團對下剝削農民百姓,對上截取本應進入朝廷財政的經濟資源,導致百姓負擔越來越大的同時,明朝中央的財政卻日益枯竭。
更要命的是,明朝的分利集團還控制了社會輿論的話語權,將大部分損害他們利益的政策解釋為「惡法」,將反對他們的人稱為「昏君奸臣」。崇禎年間的「眾正盈朝」實際上就是分利集團及其代言人控制了朝廷,朝中再無能制衡分利集團的反對派。
正因如此,崇禎年間的明朝群臣基本上由兩種人組成:第一種人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寧願大明朝滅亡也不願自己的利益受損;第二種是空談的理想主義者,因為無法正確理解「眾正盈朝」的本質而堅持錯誤的主張,認為「眾正盈朝」的大明已經「復興」。
明朝末年的眾多社會危機基本都能追溯到一個主要原因:財政枯竭。因為財政枯竭,所以明朝對滿清的戰爭是事倍功半,投入大量銀兩和資源後卻只能維持守勢。由於無法從分利集團手中拿錢,明朝與滿清的戰爭成本幾乎全部由農民百姓承擔。
隨著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了。面對滿清和農民起義的威脅,明朝只得加重對百姓盤剝,結果是農民起義越剿越多,朝廷越剿越窮,無力扭轉財政枯竭的明朝也無法改變對滿清的守勢,完全陷入了走向滅亡的惡性循環之中。
雖然局勢如此,明朝當時還有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的兩個辦法:第一個方法是招安起義軍或與滿清和談,集中力量先解決一個威脅。但「眾正盈朝」認為大明不能討好「叛賊」,更擔心招安起義軍或者與滿清和談需要他們出錢,堅決反對招安或者和談。
第二個辦法就是消滅或打擊分利集團,用他們的財富增加朝廷財政和減輕百姓負擔。但「眾正盈朝」的明朝群臣怎麼可能使用這種幾乎等於自殺的辦法,社會輿論也將消滅或打擊分利集團解釋為「不仁不義」,孤家寡人的崇禎帝無法以皇權對付分利集團。
於是「眾正盈朝」的明朝無法解決「叛賊越剿越多」和「朝廷越剿越窮」的惡性循環,財政枯竭完全不可扭轉,滅亡只是個時間問題了。崇禎帝上吊之後,「眾正盈朝」在李自成面前現了原形。清軍入關後,「眾正」少數為明朝殉國,但大多數都梳起了辮子。
有意思的是,由於各種原因,清朝編撰的明史沒有揭露明朝末年「眾正盈朝」的本質並汲取教訓,而是在「眾正」的立場上大加讚美。導致明末的「眾正」在清朝逃脫了應有的歷史審判,也就為清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