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索緒爾開啟現代語言學的理論之門後，追隨他思想的結構主義傳人在歐美文化地圖上如星羅棋布。擁有悠久文化藝術傳統的布拉格，率先聚集起一批滿懷熱忱的語言學者，夾在歐洲兩次世界大戰的文化荒原上，開闢出影響深遠且廣泛的功能學派理論。
英國學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提出「短二十世紀」的概念，用於指稱1914年到1989年這一天翻地覆的時期：兩次世界大戰和短暫和平時代裡的「大蕭條」、漫長的冷戰、核武器的噩夢。在此期間，人類在民族與文化的衝突中迷失自我，也堅守著智識和文明的微光。索緒爾逝世於「一戰」前夕，布拉格學派活躍於「一戰」後的二三十年代，閃耀一時，隨著1939年德軍佔領捷克，沉吟在歷史星河中，後來復興於五十年代，延續至今。
雖然被稱為「布拉格學派」，其實該學派的主要成員來自許多國家：捷克17位, 俄羅斯9位, 烏克蘭2位, 法國3位, 德國2位, 丹麥2位, 荷蘭1位, 塞爾維亞1位。在之前的歐洲語言學史上，也有被一些學術組被織冠以「學派」的稱謂如亞歷山大裡亞學派、萊比錫語法學派（青年語法學派），當時的國際交流不太便利，學派成員往往都是因為同樣的地區、學校得名。相比之下，布拉格這座城市是幾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布拉格學派早期成員）馬泰修斯、雅柯布遜、特倫卡、哈弗拉奈克的集會地、交流思想的場所，「布拉格學派」這一稱號的正式使用也是始於1932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的第一屆國際語音科學會議。
更重要的是，布拉格學派非常重視思想的碰撞，以至於學科的交流。他們的思想涉及音位學理論、言語交際、語言的詩性功能等諸多方面，又統攝於「結構—功能」這一思想框架之下。聚會的討論、成果匯報、廣泛的跨國活動，使得布拉格學派的影響力迅速擴大，其理論也不斷走向深入。相比於索緒爾「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孤獨，布拉格學派總是「有朋自遠方來」的不亦樂乎。
《布拉格論綱》是布拉格語言學會在第一屆國際斯拉夫語文學家大會上提出的「論綱」,系統地闡明了布拉格學派的立場和觀點，可以說是學派經典理論的集大成之作。《論綱》的主要觀點如下：
（1）語言是一種具有合目的特性的功能系統。布拉格學派延承索緒爾的觀點，認為「系統性」是語言的本質屬性，同時借鑑J.N.博杜恩·德·庫德內的理論，強調語言的另一本質屬性——功能性，「功能」就是「目的、用途」，類似「交際意圖」。他們認為任何語言手段都有一定的目的，把語言看成是完成語言社團賦予其基本職責的工具，語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際功能。語言的使用取決於說話人對客觀現實的反應，即說話人對客觀世界有了某種觀察或圖改變客觀世界，才產生了交際的實際意義，也就是等待語言去完成的一種功能。結合人類語言的起源和兒童語言習得，更容易理解布拉格學派提出的這一命題。
（2）必須強調共時分析的優先地位，但又不能把共時分析和歷時分析對立起來。這種觀點是對索緒爾理論的修正發展。布拉格學派認為，認識語言本質和特性的最好方法是對現代語言作共時分析。因為只有語言現狀才能提供詳盡的材料，使人們可能有直接感覺。但共時描寫也不能絕對排除進化概念，因為在共時分析部分，也總能察覺到正在消失的東西、現存的東西和正在形成中的東西。我們也不能把受過變化影響的系統置之不顧而去判定語言所曾經受過的變化。語言變化往往以系統、系統的穩定和系統的重建等為目標。漢語語言學的方言研究與音韻研究的結合，就體現了這種方法論。
（3）歷史比較法：比較方法應該得到更廣泛的運用。這是布拉格學派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借鑑。他們認為比較研究不應只限於發生學問題，如譜系問題和構擬問題，還可用來發現語言系統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他們認為結構比較的方法既可以在親屬語言之間進行，也可運用於分析非親屬語言；與歷史比較法不同，他們的結構比較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進行語言結構類型的研究，為後來的語言類型學奠定了基礎。他們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語言之間的相類似並不一定導源於語言的親屬關係，臨近地域的語言經過相互接觸可獲得共同特徵，對語言起源的單源論提出了異議。特魯別茨柯依對原始印歐語的說法提出疑問，認為語系的概念完全不要求以一系列的語言共同來源於同一原始語為前提，同一語系的語音對應也可能存在於一種非親屬語言從另一種非親屬語言的大量的借用現象之中。印歐語可能從一開始就有若干種，它們在共同的區域內由於長期並存，產生了語音、語法結構在類型上的相似點，形成語言聯盟。隨著時間的推移，該聯盟發展成一個語系。可以看出，布拉格學派對語言接觸理論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
（4）音位學：「必須區分作為客觀物理事實、即表達的語音，和作為功能系統的成分。」客觀物理事實（即音響形象）與語言學只有間接聯繫，而主觀音響形象，也只是當他們在系統中執行某種區別意義的功能時，才成為語言系統的成分。布拉格學派發展了索緒爾關於價值和意義的關係理論，並將之運用於語音研究，這些看法構成了新音位學和舊語音學之間的差別：語音學研究客觀的物理聲音，而音位學（也被翻譯為音韻學、音系學）研究有辨義功能的聲音。
（5）語言研究應該考慮到語言功能的多樣性。他們認為語言有多種功能，在這裡，功能可以指「使用的多樣性、實現的方式」等。他們特別指出要區別語言的理性因素和感情因素，以及語言的交際功能和詩歌功能。馬泰休斯提出，交際本身表現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單純的交際，比如傳達信息，陳述事件；另一種是呼籲的交流，比如要求、命令、疑問等；雅各布森提出語言的三種功能：寒暄功能（建立和維持人際交往的關係）、元語言功能（描述語言本身）、詩學功能（為藝術服務）。什什克洛夫斯基發展了雅各布森提出的「詩性功能」理論，提出「陌生化」等重要概念，發展出西方文學理論史上的重要的流派「俄國形式主義」。
語言的功能使得物理的語音系統變為社會性的音位系統，賦予交際以意義，把語言和言語聯繫起來，同時功能也具有多種類型，分別對應著不同的文體特徵、交際意圖。從結構到功能，也是從「體」到「用」，結構主義理論得到了重要的完善，關注語言「功能」的傳統，在古希臘哲學家、修辭學家們的著作中偶有提及，到了布拉格學派，「功能」作為一種語言理論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對後來的交際民族志學、語用學也有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