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相如為後人所銘記並津津樂道的，是其「不似從人間來」（揚雄《與桓譚書》）的大賦作品，還有他與卓文君極富浪漫色彩的愛情故事。而相如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功」，即他在漢武帝一朝開發西南夷中的貢獻，卻被這「文學」的光芒遮掩，有意無意中被人們淡化，甚至是忽視了。司馬相如的生平事跡，主要見於《史記》《漢書》之記載（兩書文字大致相同。本文引文依《史記》，所據為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2013年9月版），除了收錄其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外，兩書所載相如主要的事跡，便是其在通西南夷中的所作所為。
西漢時期的西南夷，主要指巴蜀以西、以南和西南的少數民族地區。在納入中央王朝統一管理之前，這一地區有許多大小不等的部落或王國。儘管這些族群淵源不同，但他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多有共同之處。從總體上說，他們或耕或牧，文明進程較中原地區要滯後得多。《史記·西南夷列傳》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巂、昆明，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裡。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冄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西南」是相對於巴蜀而言的，《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引晉灼云：「南夷謂犍為、牂牁。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卷五十七）因為地緣關係，西南諸部族與巴蜀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繫，巴蜀二郡自然便成為西漢開拓西南夷的基地。
秦統一六國之前，西南夷和中原地區就已經發生聯繫。《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了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等事。西漢建立之初，百廢待興，加之北方有強悍匈奴的困擾，很長時間內無力顧及西南邊疆。即使如此，從《史記》記載中我們知道，雖然中央政權尚顧不上西南夷之事，但民間貿易仍很活躍，「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司馬相如列傳》中提到的「臨邛富人」卓王孫及程鄭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卓王孫的八百家僮，絕不是僅供灑掃之用的使喚下人，而應當是其組建的私人商隊。這種貿易往來，不僅為各方的互相接觸和了解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而且，貿易過程中所積累的有關地理、氣候、語言、風俗等諸多方面的知識，也是日後朝廷打通道路、實施行政管理等所必需的信息資源。
司馬相如是蜀郡人，在蜀地生活多年，正是得益於這種環境，他對西南夷才有較為全面的了解，這是其日後能夠受到武帝信任，並奉命出使西南夷的重要條件之一。通覽相關史料記載，作為使者的司馬相如，其貢獻大致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漢武帝西南夷政策的積極支持者
漢武帝經營西南夷中的大事件之一，是派唐蒙出使夜郎並設置犍為郡。《史記·西南夷列傳》載：「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犍為郡，是西漢王朝在西南設置的首郡，其意義重大。
漢武帝派唐蒙通西南夷的初始動機，是為討伐南越開闢新的通道。但由於事關重大，且相關信息不足，漢武帝對此還是十分謹慎，廣泛徵詢各方看法。這其中，相如的意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史記·西南夷列傳》載：「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也載：「是時邛、莋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莋、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
從《史記》的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通西南夷問題上，漢武帝對司馬相如信任有加，十分重視其意見；而相如對武帝的決策，也是積極擁護。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相如對西南夷的了解，應該是在眾人之上，得到了包括武帝在內的朝中人士的認可。否則，一個低級郎官的意見，怎會讓帝王重視並採納？《史記》中多次講到相如在通西南夷一事上的表現，說明司馬遷對其所起作用是充分肯定的。從《史記》體例講，司馬相如的傳記置於《西南夷列傳》之後，這一安排本身，也意在強調司馬相如與西南夷之間的關係。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司馬相如之所以在《史記》能夠單獨立傳，主要是由於他在通西南夷中的貢獻，而不僅僅是幾篇文學作品。
當然，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司馬遷細述相如通西南夷事，意含譏刺，對其助推漢武帝開邊敝民不無批評。如清人金錫齡云：「太史公作《司馬相如傳》，人第以為取其文詞足以卓絕一時，而不知《史記》此傳，編次於《西南夷傳》之後，別有微意。蓋以漢武承文景之統，不能法其恭儉，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遂為天下大害。至開西南夷一役，啟漢武之雄心者，自唐蒙發其端，而司馬相如助成之。……然則西夷、南夷之通，實相如迎合武帝之意而贊成其事，卒之民困財耗，與窮兵匈奴，輕開邊釁者同。太史公推原禍本，不能不歸咎於相如……」（《讀〈史記·司馬相如傳〉》）金氏對司馬遷的理解，或許不無道理。《史記》一書對漢武帝開邊等政策多有批判，這是較為公認的看法。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漢武帝拓邊對中原王朝疆域的擴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奠定了日後中國的基本版圖，也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因此，我們今天對司馬相如助推漢武帝開發西南夷之功，應持肯定的態度。
二、臨危受命，平撫民怨
唐蒙通西南夷時的重要的舉措之一，是「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史記·西南夷列傳》）。唐蒙所治這條道路，自僰（今四川省宜賓市）通北盤江，難度極大，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史記·平準書》載：「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裡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這種消耗不免增加民眾負擔，加上唐蒙「以京興法誅其渠率」，導致「巴蜀民大驚恐」。武帝知悉後，「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作為朝廷特使，到蜀地安撫百姓，自然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史記》僅收錄了他為此而作的檄文一篇（後人稱為《喻巴蜀檄》）。相如重回蜀郡，也實地體察到了蜀中父老對開發西南夷的真實看法。在大多數蜀中百姓看來，通西南夷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這種觀點，當時帶有普遍性，當政者中不少人也持同樣觀點，「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唯大臣亦以為然」（《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針對這種情況，相如又作了一篇辯難文字（後人稱為《難蜀父老》）。在《難蜀父老》一文中，相如假託使者之口，圍繞君國、巴蜀、西南夷及中原的相互關係立論，反映了他對開拓西南邊疆的認識。
今天重溫相如《難蜀父老》的這段文字，仍能感受到其「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龍·檄移》)的力量：「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鹹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繫纍號泣，內向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
總體來說，這兩篇文章比較全面地闡述了通西南夷的意義，同時，對蜀地人民的沉重負擔，也表達了同情和撫慰之意，體現了相如的政治智慧及人文關懷。最終，相如以其親民的態度、超人的遠見和辯才，說服了蜀中父老，將他們的憂慮消弭於無形，進而理解並支持朝廷的通邊大業。「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蜀郡是漢代開發西南夷的前沿基地，蜀中百姓的支持，無疑為漢王朝的拓邊大業提供了穩固的後方。
三、建節往使，略定西夷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漢武帝在聽取相如對西南夷的看法後，很贊同其觀點。元光五年（前130），「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於、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莋、冄、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分析《史記》所載可以發現，相如這次出使，規格很高，陣容龐大，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使命。
首先，他被任命為「中郎將」（《西南夷列傳》中寫作「郎中將」，王念孫等認為，當以「中郎將」為是）。《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載：「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卷十九上）可見，中郎將是一個與太守相當的很高的職位，所以，相如至蜀時，「蜀太守以下郊迎」。其次，「建節往使」，即持天子所頒符節前往。可以說，是天子的全命大使，有相當的權威。第三，其副使三人，亦均非平庸之輩，都是堪當大任的外交高手。壺充國，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初元年任大鴻臚。大鴻臚，為「九卿」之一，專掌少數民族事務。王然於、呂越人官職無考，但他們都多次出使絕域，成績不凡，《史記》《漢書》中都多次提及。此外，司馬相如此行的交通工具、所受地方官的重視等，無不顯示出其使命之重大。
西夷在秦時曾為郡縣，漢初罷除，現在要重新設立，說起來要相對容易些。但事關領地問題，也決不會是易如反掌。史料所限，相如在這次出使中做了哪些具體工作、用了什麼樣的智謀，便「略定西夷」，其詳我們已無從得知。但相如的工作卓有成效，史有明文，「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史記·西南夷列傳》）。無疑，漢武帝對相如的出色表現十分滿意，「還報天子，天子大說」。試想一下，能使一代雄主漢武帝「大悅」，談何容易？遍查《史記》，「天子大說」的記載，也不過寥寥數次。
西夷略定之後，邛、莋、冄、駹、斯榆臣屬漢朝，朝廷在此設置十餘縣，置於蜀郡之下管轄。自此，西至沬（大渡河）、若（雅礱江）二水，南至牂牁江的邊塞都統一了起來。同時，拆除關隘，開通零關道，在孫水（安寧河）上架設橋梁，直通邛都（今西昌）。這其中，零關道的開通意義尤為重大。零關道是所謂「南方絲綢之路」的西線，大致由成都經今邛崍、雅安、蘆山、漢源、西昌至大理。在大理與東線（即古稱的「五尺道」，北起宜賓，南至曲靖；後又逐漸延伸至昆明、楚雄、大理）交匯。兩線交匯後稱博南道或永昌道，可通達緬甸、印度、阿富汗等國，成為連接南亞、西亞，進而可達歐洲的商貿和文化交流通道。
西漢一代，通西南夷之事也有不少波折。元朔三年（前126），漢武帝聽從公孫弘建議，罷通西南夷事，罷去對邛、莋、冄、駹的經營。但是，到元封二年（前105），「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並殺筰侯，冄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犁郡，冄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史記·西南夷列傳》）。這樣，從建元六年至元封二年，漢武帝基本完成了通西南夷的大業。
古代能夠承擔出使異域使命者，不僅需要各種才能，更需要有超人的毅力，絕非易得之才。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一代雄傑曹操亦云：「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選舉令》）《漢書·武帝紀》載，元封五年，漢武帝下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卷六）。《冊府元龜》稱：「王者，文眀之治，既成於中，震疊之威，將加乎外，思布皇澤，必選奇材。若乃經略遠夷，懷柔絕域，一介而往，單車載馳，齎三歲之糧，通百金之貨，泛浮金沒羽之水，歷冱寒多雨之國，窮山川之源，覽氣象之異。至於飲食非類，言語靡通，道閉不開，兵阻攸隔，而能罔憚回遠，志期宣導，莫不慎乃風操，奉其幣帛，以結於歡好，以致其琛贐，至於死亡略盡，星紀屢周，握節而歸，不辱王命，非乎心比金石，志在功名者，豈及此哉！」（卷六百六十二《奉使部·絕域》）這段話深刻地道出了出使絕域的艱辛，更是對「心比金石、志在功名」的使者的高度讚美。《冊府元龜》還將司馬相如、呂越人，與張騫等一併載入其中，亦可見其對相如評價之高。
司馬相如在事功及文學方面的成就，除了自身天才的一面，更得益於時代的影響。相如生當西漢中期，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所謂的「盛世」，建功異域，立業殊方，是那個時代許多人的追求。張騫通西域，衛青、霍去病等遠徵大漠，都是彼時有志者追慕的榜樣。終其一生，相如仕途淹蹇，職位不顯，多數時候不過是帝王身邊的侍臣、賓客，《史記》本傳也講到他因有消渴疾而「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但是，相如希望建功立業的大志，昭然於其言辭之中。「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喻蜀父老》），這句夫子自道既隱含著他自己的期許，也說出了同時代人的心聲。
縱觀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古代中原王朝的外來威脅，主要來自北方遊牧民族，歷代對北部邊疆的經營用力最多，那些馳騁在陰山南北抗擊匈奴的英雄，更受史家的青睞，也更容易成為後世詩文、戲曲的主角；而在其他方向拓邊的人物，其受關注的程度則大大折扣。但西漢時期，通西南夷也是漢武帝拓邊的重要一環，其成功實施，將中國的西南邊界推進到了瀾滄江畔，開闢出被後人譽為「南方絲綢之路」的西南通道，極大地影響到中國日後的版圖。作為一介低階官吏，司馬相如所做的工作雖然只能是具體而微，但在這一過程中，他有超出同儕的見識，堅定地支持漢武帝的西南夷政策，並且作為使節深入其地，出色地完成使命，將西夷納入漢王朝的行政管轄之中。司馬相如文學之外的這些貢獻，應該給予足夠的認可。（馬慶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