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明教授。
8月31日晚,「名人大講堂」第二季第四場講座如約而至。四川師範大學教授、四川省司馬相如研究會會長李大明來到四川省圖書館,登上「名人大講堂」,帶來一場題為《司馬相如的傳奇人生和非常功業》的精彩演講。李大明教授從傳奇解密、風流千古、非常之功三個層面開講,讓觀眾們看到了一位融冶古今、淵博通雅的全才,一位超級文化大師,一位不朽的歷史名人。
司馬相如是中華文化史上著名的文學家、漢代卓越的政治家、漢代蜀學的開拓者和巴蜀文化的傑出代表。
對於司馬相如《自敘傳》雲「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漢書·司馬相如傳》同),歷來論著、辭書、教材等均沿襲此說,未有懷疑。但是,近二十年來,四川省(主要是南充市、蓬安縣)的專家學者根據南北朝隋唐以來的一些史料(主要是方志輿書和「正史」的《地理志》),尤其是梁武帝天監六年(公元507年)設置相如縣的史實,對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指出,司馬相如故裡在漢代巴郡安漢縣,梁代梓潼郡相如縣,即後之蓬州、今之四川省南充市蓬安縣。這方面的研討文章和有關資料,由蓬安司馬相如研究會會長趙正銘、副會長鄧鬱章兩位先生彙編成《相如故裡在蓬安》一書。
我們今天可以根據有關史料,對司馬相如「祖先所出」及其故裡、籍貫做一些補充和分析。
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等資料,「司馬」姓氏出自中原,而非巴蜀土著。
作為姓氏,得於周宣王之時;其後「去周適晉」,又分為三個支系;其中一支「在秦」,「在秦者」是司馬錯,其主要功績是伐蜀定蜀。我們似乎可以推斷,司馬錯伐蜀定蜀,司馬氏族眾也因此而由秦入蜀,司馬相如的祖先也很可能就是在此期間而隨著司馬氏族眾由秦入蜀的。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隋唐以來的很多史料所記載的梁代設置的「相如縣」,就在嘉陵江畔。如果按此思路繼續考察相如縣與司馬相如的關係,則上述司馬相如《自敘傳》和《史記》《漢書》對司馬相如「祖先所出」以及司馬相如故裡(出生地或曰最早居住地)的失載,或許可以得以補敘。
今見有關相如縣的最早記載,是北周時所修《周地圖記》。宋以後書亡,但宋時該書仍多被引用。檢《太平御覽·州郡部·果州》引《周地圖記》云:「相如縣有相如坪、相如故宅,因以名縣郡。」唐宋時期的地理書,對相如縣也有記載。北宋初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梁天監六年置相如縣」。明清時期的方志輿書,也多有記載。
綜上引述分析可以確定:「司馬相如故裡」在漢代巴郡安漢縣,梁代梓潼郡相如縣,即後之蓬州、今之四川省南充市蓬安縣。梁代在安漢縣地改置相如縣,正是根據此地留存有司馬相如「故宅」「相如坪」「琴臺」等遺址、遺蹟或紀念地(還有的地理書記載有「司馬長卿祠」「練劍坪」「洗墨池」「慕藺山」等)。而依事理分析,司馬相如《自敘傳》言己「蜀郡成都人」,應該是自述其後來「落籍」而定居於成都。從其《自敘傳》言其「以貲為郎,事孝景帝」來看,他家(或他)的產業這時已在成都,故以此作為鬻職的資格。他所作的《自敘傳》,也就從落籍成都為始,這類似於今天所說的「籍貫」(「籍貫」是指出生地或長期居住地,但是有的人填表就填長期居住地,而不填出生地)。而對其「祖先所出」,以及己之「所出」,則沒有記載。清代學者浦起龍《史通通釋》云:「此則敘體所始,而不述其先者。」這也算是一種解釋。但是,如果用「標準」的《自敘傳》來要求,當然就要遭到像劉知幾這樣的史學家的批評了。
現在有一通俗的表達:「司馬相如生於蓬安,長於成都。」
開始是「其親名之曰犬子」(這句話被《漢書·司馬相如傳》刪去了),猶如舊時鄉下人給幼子取個小名或賤名「狗兒」;後來,「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這應該是他自己取的大名;他的字「長卿」,又是在「更名相如」之後取的。由此考察「相如」「長卿」的意思和讀音,「相」應該讀去聲而不要讀平聲,而「長」讀官長的長,不是長短的長。「相如」「長卿」就是「公卿將相」之義,大智大勇、大仁大義的藺相如就是這樣的人。另外,戰國時期著名軍事家孫武就「字長卿」。由此亦可見青少年時期的司馬相如的志向和抱負。有的學者把「相」讀作平聲,取「相知相如」之義,這不符合名「相如」字「長卿」聯繫起來就是「公卿將相」的意思。
還有一個理由是,唐宋以後的律詩,如果用了「相如」二字,「相」字在句中的位置,如果可平可仄,當然可以不論(所謂的「一三五不論」);如果「二四六分明」,要論。其實這也沒關係,該讀平聲讀平聲,該讀仄聲讀仄聲,這是遷就嚴格的「詩律」而對一字多音的一種變通讀法。古人寫詩,有時還專門愛在遣詞用典時的這種變通讀法上「賣弄」技巧,況且還有所謂的「拗救」之法給他「幫忙」呢。
其《自敘傳》先說「少時好讀書」,又說「相如既學」,好像是分為了兩個時段。「少時好讀書」是幼兒時期的啟蒙教育和「小學」教育(古代「小學」的概念),可能是在他居家安漢縣之時,這種「蒙學」應當是以家庭教育為主,父親親自授學或請「家教」,從相如《自敘傳》所說的「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中隱約透露出這一信息。而「相如既學」則可能是在移居成都以後,具體情況今天雖然不得而知,但是從相如《自敘傳》所說的「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來看,這時的司馬相如大概已經成人了(或者表述為「已是青少年了」)。再後來就是「以貲為郎,事孝景帝」,這是成年以後所做的事了。(我沒有在此開列「相如年譜」,是為了簡化講述。)而從前述司馬相如在經學、歷史學、諸子學、文學、藝術等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來看,這一時期他的學養,已然養成——「既學」就是這個意思——當然,後來他在學問上還有拓展和進步,這是無疑的,也是必然的。又參下面的討論。
史傳的記載已經很清楚,我要強調的是這與司馬相如學業(學問)上的進步和轉型的關係。他之客遊於梁,實際上也算是棄武從文。作漢景帝的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梁孝王叫司馬相如與鄒陽他們「同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數歲」,生活優裕,切磋學問,作文作賦,優哉遊哉。這也大大促進了他的學業(學問)在轉型之後的發展精進。從他「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的自序來看,他對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撰寫《凡將篇》,以及博物學著作《草木篇》,應該開始於或者完成於這幾年間,因為《子虛賦》涉及到大量的漢字用字造字,以及自然界中包括草木(還有山水、動物、物產等)在內的大量名物。
這裡有一個誤讀或曰誤會需要澄清:司馬相如的學業(學問)養成,與著名的「文翁興學化蜀」沒有關係。《漢書》明確記載文翁入蜀為蜀郡太守,是在漢景帝末年(漢景帝在位共16年),其時司馬相如已經「以貲為郎,事孝景帝」,又「因病免,客遊梁」去也。而《漢書·地理志》云:「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遊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跡。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故孔子曰:『有教亡類。』」《漢書》所說的「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並沒有語義上的承接關係,其本義是說:文翁辦學教吏民,而司馬相如的顯世出名,成為了「鄉黨慕循」即巴蜀士人事業進取和人生追求所傾慕學習的楷模和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