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樣從人文理想轉向專業理性的？
童大煥—2019年10月15日星期二
匿名用戶提問：
童老師好，作為曾經的人文知識分子，您是怎麼轉型為具有高度理性判斷的專業知識分子的？對您的這一轉變很有興趣。
答：
這個話題有趣哦，我願意說說。
我這個轉型不是刻意的結果，而是自然而然的過程。
從1997年開始，那時還是鄉鎮企業和小城鎮戰略成為國策的年代，我開始關注城市化，認為鄉鎮企業和小城鎮戰略不是出路，1997年寫《現代農民要進城》、1998年寫《再造兩個中國》，可能是因為文章太長，印象中似乎沒有哪個媒體發表（收錄的自費內部出版物《江湖上的中國》裡面，（這兩篇文章）沒有標註發表報刊和日期，只有寫作日期）。
我的時評寫作一開始就比較關注民生、教育、經濟、案件領域，反腐敗內容寫得少，因為覺得那沒什麼可寫的。
城市化則是經濟的一部分，同時，隨著思考的深入，覺得城市化跟每個中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但是我們的主流觀念和主流政策，一直是逆城市化的。而這方面的獨立研究，在國內幾乎空白。
我一直記得大學時期讀到過的普列漢諾夫的一句話：一個人要想對社會有所貢獻，必須使他的才能比別人更適合時代的需要。
於是，我一邊寫其他各類文章，一邊不斷鼓勵人們有條件就買房，一邊自己一有錢就買房甚至年初就在規劃年底會不會有一筆首付款。
做城市化研究這件事，幾乎是「順應經濟發展規律」卻做著逆整個社會願望和思潮的事情，這樣做需要勇氣，需要耐得寂寞、嘲笑甚至打壓，但越是這樣，越說明它的價值重要。
去做一件對的、社會需要的事情，而不管它最終結果會如何。
2009年，完成了其中一套房產的優化置換以後，關於城市化基礎上的房產投資理論基本成熟，於是寫了《買房的革命——觀念戰勝高房價》一書並且於2010年出版，緊接著就連連出版了幾部作品。2015年以後還有大量更優秀作品但出版環境不同了，至今沒再出書。
我研究城市化，幾乎沒有參考讀物，都是直面現實的獨立、原生思考。出版《世紀大遷徙》以後，才讀到了加拿大記者寫的《落腳城市》（它比我的世紀大遷徙在國內遲一年出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2005年8月就買了，但至今沒有讀完。《城市的勝利》是更後來讀到的。這三本書，幾乎是迄今研究城市化的最好著作了，但也就如此。後一本是學者寫的，前兩本都是記者寫的。
我就是這樣一點點堅持下來。然後，知道我的研究成果不會被政府和開發商所首先採納，所以先想著能不能從最直接受益的個人身上做文章。
一開始我是想做免費的，這就是2014年3月底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計劃。我是想為以後的商業做鋪墊，尤其是想從社會經濟學角度探討普通人改變命運的可能途徑。我還跟老婆孩子說，這可能是諾獎的項目。我想做200個案例然後進行全面的分析。應者蜂湧，首批60幾個報名者，篩選了8個人（條件太好和太差都不行），但是行動者只有一個。從此我明白這條路走不下去了。只能採用商業模式，商業才是最大的公益。
前幾天，10月13日16:46我在微博上說：在闡述城市化基本規律的基礎上，把城市化過程中的萬千問題，歸納到兩個極端的社會經濟政策上來，讓大家打開腦洞，去爭論，去思考，是不是很有啟發？這兩個社會經濟政策問題是：大規模的扶貧助弱到底有多少效果？大城市的高房價戰爭到底有解無解？
其實我是有答案的：往落後地區扶貧扶不上來，發達大城市高房價降不下去。
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天助，今天一早看到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研究的主題是「為什麼扶貧總是失敗」。
說了這麼多，似乎還沒有說到理性，高度理性的判斷是從哪裡來？我是這樣想的：我們做任何事情，憑願望、憑概念、憑美好的詞彙是遠遠不夠的甚至通常會適得其反，需要研究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把其中可能的運行邏輯反覆思考、反覆驗證、反覆修正。一旦思考被後來的事實所證明，那種樂趣，是無與倫比的。迄今為止，我的各類判斷被事後事實證明的數量，恐怕在國內城市化和房地產領域絕對數第一。更何況，那些通過適當超前於時代的、不求任何人、耐心布局自己的房產投資，帶來的回報，也是無與倫比的。那種能夠帶著親友和更多人一起前行的樂趣，更是無與倫比的。
這就是我這麼多年，一直披荊斬棘，不斷前行的支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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