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杜似乎深受羅馬人將死亡視為汙染這一觀念的影響。為了符合城市的普遍衛生標準（但這顯然有悖於那個時代的通例），死者必須被火葬，而不是土葬。居民的骨灰將擺放在地下墓穴中。本著平等精神，存放在這裡的每一份骨灰，都被賦予同樣重要的意義。火葬的濃煙，成為一種公社的道德象徵。用了杜的話說："死者得到淨化，喚醒生者的美德。"對生與死的循環以及死者的火葬方式有所了解，也許可以緩解社會汙染。通過阻止邵村居民一代代地走向物質墮落，勒杜阻止，至少是延緩了"理想城"新文明從成熟走向衰敗的"自然"過程。
儘管勒杜後來被作為反革命分子投進監獄，但他的許多基本理念卻與大革命的道德目標十分吻合。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在為法國大革命進行歷史辯護時，將恐怖喻為一架"龐大的化學儀器"，將法國墮落的過去徹底滌清，重生為一個嶄新純潔的法蘭西。毋庸置疑，米什萊已經意識到，象徵淨化的火焰，在大革命時期的城市儀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舉個例子，在1793年8月巴黎紀念"統一與不可分割慶典"上，儀式性地集中焚燒了象徵貴族與教會權力的雕像。此種破壞儀式在"人民共和藝術協會"中——雅各賓派藝術家於1793年創建這一協會，旨在取代皇家美術學院——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狂熱分子甚至提議，應該把羅浮宮陳列的"流亡者"弗朗索瓦–澤維爾·法布爾的作品拖到"自由之樹"，每一個協會成員都在畫上割一刀，最後再把它燒掉。幸好這個提議沒有被採納。
有人擔心，像處理腐爛有害的屍體一樣系統清除一段歷史翻頁後留下的物證，引發的將是西方歷史中最狂暴的偶像破壞運動之一。夏多布裡昂（Chateaubriand）結束十年流亡生涯後回到法國，抱怨說，教會與君主政體的象徵符號如此迅速地被清除，仿佛大革命後的這些法國城鎮是"在一個新世界中拔地而起的"。用夏多布裡昂的話說，文明被"剝奪了記憶"。新大革命曆法的採用象徵著時間重新開始，至少在理論上，社會將重新恢復純淨與活力，進入一種健康、朝氣蓬勃的狀態。
勒杜在邵村理想城中實行的儀式與典禮，是要糾正人的非自然狀態——不斷提醒民眾，牢記自身職責，與自然循環協調一致，並接受風、火、水等自然元素的宗教儀式的淨化。此外，這一觀念迎合了大革命意識形態。大革命慶典中充斥著各種永恆重生的符號。1793年8月在被摧毀的巴士底獄原址上建成的紀念統一與不可分割慶典的舞臺布景，正中央是一尊象徵自然新生的巨型伊西斯女神像，女神的雙乳汩汩噴出乳白色液體。
市民若不拘小節，還可受邀飲此液體，重燃內心的愛國熱情。翌年，達維特為一場盛大節日慶典設計立起了一座高山，山頂是"自由之樹"。山坡上，眾男女及兒童以一種極其不自然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讚美新生自然之美德：母親們在哺乳嬰兒，或是以膜拜自然的姿態將嬰孩舉向天空；男孩們則仿效《荷拉斯兄弟之誓》中的經典姿勢，向父親亮出自己的劍，宣誓為自由事業拿起武器。
18世紀末，歐洲畫家懷有一種長期偏見，那就是，即使遵從生命的自然循環，社會也無法自我淨化。幾乎歐洲所有國家的諷刺畫中，都能看到老巫婆對鏡梳妝的場景——這一主題最早出現在L.敘呂格（L. Surugue）根據查爾斯·誇佩爾1745年的《愚蠢之人用年輕姑娘的配飾遮蓋衰老》（la foliepare la décrépitude des ajustements de lajeunesse）所作的版畫中。
這些怪人的愚蠢，不只是一種個人缺陷。巫婆的虛榮是整個社會和社會體制普遍墮落的一種隱喻，民眾無視自身墮落，更對改革的緊迫性漠不關心。英國日記作家羅伯特·騷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在前往逐漸衰敗的劍橋大學的旅途中，對一個夥伴表達了同樣看法："閣下，事實就是，人類的制度會和人一樣變老，就像女人，人總是最後才意識到自己的墮落。"
戈雅也認為，社會無法自動清除前代人的腐化墮落，他的《奇想集》中出現了一個尤為令人不安的場景——一個老婦人正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慶祝她的75歲生日。戈雅在1785年寫給友人薩帕特爾（Zapater）的信中，表達了對人類企圖超越死亡這一邪惡慾念的雜亂思考。他談到，那些吸食社會大眾的"體態臃腫之人"，死後繼續為惡多端，"即便已經死去，他們依然令人不堪忍受，其殘暴行徑甚至觸及鄰近的屍體——除非知道如何讓自己遠離其魔爪，此外別無他法。"
在《奇想集》組畫未出版的畫作中，另有一幅同樣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此畫被簡單命名為《死後依然膨脹》（To grow after one is dead），描畫了一具西班牙貴族消瘦慘白的屍體，穿著一套比身體大兩倍的過時服裝，由一位牧師將其支撐起來。這幅畫顯然是對西班牙社會體制的揭露，陳規陋習將體制弊端一直延續下去。該畫也象徵性地表達出戈雅對所有那些借阻止死亡與重生的自然循環而維持腐敗的社會階層之病態的極度厭憎。儘管表達方式迥然相異，但戈雅的觀點，與引發了杜關於大規模火葬儀式設想的那些看法，更為相似。
戈雅對人類腐化墮落的本能厭惡，在當時的西班牙社會顯得有些與眾不同。即便任何一位18世紀西班牙宮廷畫家都對人類的弱點與道德缺陷表示鄙夷，他們也不認為將它們形之於作品是恰當的。然而，戈雅畫中震撼人心的人類墮落場景——如，用來實施灌腸療法以緩解社會惡疾的巨型灌腸器——卻可以在18世紀末英法政治版畫家的圖像中尋到蹤跡。就連戈雅認為社會弊病留存在統治精英的屍身中這一觀念，也可以在英國諷刺畫中找到先例。例如，1740年代一幅畫面極為駭人的版畫，就描畫了解剖一位佩勒姆派議員屍體的場景，眾人正細細檢查這具充滿各種有害氣體的恐怖屍骸，其腐爛的器官象徵著政治上的腐敗。
18世紀英法政治諷刺作品中，隨處可見粗俗的噁心物，男性總是通過嘔吐、放屁或是腸道汙穢物，把腐敗強加給同伴。阿爾伯特·布瓦姆（AlbertBoime）在一篇關於法國大革命諷刺漫畫的文章中提到，18世紀的政治版畫中出現了一種名副其實的"汙穢話語"。事實上，"諷刺漫畫"（caricature）一詞，其法語詞源——"charge"（意為"諷刺性的誇張"，名詞形式）和"charger"（意為"諷刺誇大"，動詞形式）——就與詞語"decharge"（排出）或排便有關。
18世紀法國和英國的諷刺畫家，當然不是第一批察覺並表現肉體世界與物質世界的墮落與淫亂的藝術家。不過，他們卻最先將政治進程與人類粗俗的生理衝動、欲望、道德缺陷經常性地聯繫在一起。政治媒體在英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因此歐洲政治諷刺作品中的"汙言穢語"，也最早出現在這裡。與歐洲其他大多數地區不同，這類視覺語言通常只出現在那些真正顛覆性的諷刺作品中；這類廣泛傳播的圖像，影射了政治家與皇室成員，而他們大權在握，藝術家於是成為邪惡的國家公敵。
西班牙宮廷畫
在某些方面，18世紀的藝術家與觀眾，厭惡政治家的腐敗和軍事帝國的入侵，從世俗角度看，仿佛前代人強烈憎恨的無信仰者與異教徒場景的重現。法國和英國政治諷刺版畫家發明的那些粗俗不堪的視覺語言，大多取自經典的宗教藝術圖像。舉個例子，一幅傑出的英國版畫，主題是抗議1748年"佩勒姆和談"條款，就是將普桑名作《聖伊拉斯謨的殉難》（Martyrdom of St Erasmus，約1666年）的圖像，改換成首席國務大臣用一臺恐怖的繞線機，殘忍地取出美麗的不列顛尼亞女神的內臟［圖109］。表面上看，對上帝的褻瀆變成對國家的冒犯，這與市民人文主義的文明生物學模式，取代人類從純真走向墮落的基督教觀念一樣。人類生來就無法避免地走向墮落與殘暴——這種觀念已經被世俗化，並帶有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