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片：《詩刊》社部分人員在小關的合影，前排左二為邵燕祥，左三為嚴辰 |
站在巨大的塔吊下面，唐曉渡微蹙眉頭打量著四周。眼前是一片亂糟糟的建築工地，推土機在隆隆作響。不遠處的元大都遺址公園旁，幾個老人坐著藤椅在悠閒地聊天。
「哪裡還有當年《詩刊》社的半點影子？」這位詩歌評論家努力將回憶與現實對照起來。1982年初這個南方小夥子第一次來到這裡。當時他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國作協《詩刊》社工作。當時這裡大片大片的果林之間，有一套樸素的庭院，比肩掛著「詩刊社／朝陽區綠化大隊」的牌子。
時至今日，唐曉渡依然記得自己那種基於虛榮心的失望。在這個文學青年的心中，《詩刊》不僅是國內最權威的詩歌刊物，更是塊靈魂的淨土。不過這種失望情緒只「稍稍露了露頭」，便被另一種詩意的聯想所取代：「綠化——詩歌，詩歌——綠化，多麼富有象徵意義的契合！我將要投身其中的，不正是一項綠化人類靈魂的事業嗎？」
於是，這個年輕人留了下來，直至1998年離開。數十年來，唐曉渡親歷了這份刊物以及中國新詩由興及衰的全部過程。此刻，已步入中年的唐曉渡，感懷起往日的歲月，嘆息道：「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我可以給你酒喝，但請你不要念詩
唐曉渡前去報到時，正值這份國人仰慕的刊物經歷了「文革」剛剛復刊不久。1957年，在臧克家和徐遲的提議下，《詩刊》正式誕生，今年剛好50周年。
一位編輯翻閱著此次周年慶典的資料，興奮的心情溢於言表：「看看，都是什麼人為我們寫詩！」一張發黃的照片上，顯示出1962年4月19日詩歌座談會的字樣。朱德、陳毅、郭沫若等人站在正中央。另一頁是歷任主編的介紹，臧克家、李季、鄒荻帆、高洪波等人。
「哪個不是著名詩人？」她自豪地說，「我們最高時發行量達到54萬份呢！」
公司職員韋錦曾經是這54萬之一。上世紀80年代，他在山東德州師專讀書。「那時的《詩刊》真好，連那種用騎釘裝幀的素樸都令我著迷。」他沉浸在回憶之中。
北島的《回答》、江河的《紀念碑》、舒婷的《致橡樹》、顧城的《弧線》、郭路生的《我的最後的北京》、海子的《五月的麥地》、西川的《輓歌》、翟永明的《女人》……都是他記憶裡難以忘懷的詩篇。
像對待情人一樣，韋錦把全年的《詩刊》裝訂成冊，擺在書架或案頭最為顯眼的位置。只是為了「和自己喜歡的東西時刻在一起，時刻看見它完完整整的樣子」。
回憶這些往事，這位中年人覺得「又幸福又辛酸」。那筆一年三元兩角錢的訂閱費，對這個窮小子來說是筆奢侈的費用。當時，他一年的開銷也不過15元錢，還是鄉下母親辛苦積攢起來的，滿滿一手絹的角票和分幣。
然而這位忠實的讀者卻在4年前終止了訂閱。因為這份刊物已經無法帶給自己當年那種心靈的衝擊了。「那種在金錢面前的無助，詩會質量的下降，評論的缺席等等，都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他說。
隨意翻開一本今年8月號的《詩刊》，內容是慶祝建軍80周年的作品專輯。在「在紅軍戰鬥過的地方」、「尋訪新四軍的足跡」的主題下，大多是《在紅土地上寫給女兒的信》、《綠洲的男人》、《上饒集中營》等作品。
「詩歌怎麼能拿來應景呢？」一位《詩刊》的老編輯說起來也很無奈，「不能過什麼節就發表什麼作品吧？」
在他所經歷的上世紀90年代，編輯們還會盡力避開各類的重大節日。當時《詩刊》的發行量尚穩定在15萬份左右。但如今這個話題已成為社內的禁忌。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編輯，壓低聲音比劃出「兩萬五」的數字。
如果用圖表顯示，你會發現，從1957年到1966年，《詩刊》發行是一段穩定的上升期，接著在「文革」期間斷裂，復刊後又是一段伴隨著反覆的上升線，上升、上升、上升，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達到54萬份的頂點。
「詩歌繁榮，詩壇興旺，詩人自信。」一位老編輯這樣概括那個已經不再的年代。僅以1986年為例，由《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聯合主辦的「中國詩壇1986年現代詩群體大展」，據悉就有84個民間詩歌群體參與其中。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期，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詩人們驀然間發現，寫詩不僅無法養家餬口，甚至連殘存的一點尊嚴也難以維持了。一個流傳甚廣的段子是，某著名詩人流浪在外，已身無分文。到了一家酒館，他以曾經屢試靈驗的方式央求老闆，希望朗誦自己創作的詩歌以換取一杯美酒，但遭到老闆的奚落：「我可以給你酒喝，但請你不要念詩。」
《詩刊》被看作是詩壇由盛及衰的晴雨表。隨著發行量的直線下滑，該刊連正常的辦公運行和人員開支也變得舉步維艱。據悉，目前刊物的稿酬仍維持在10多年前的水平，平均一首詩50元。編輯月薪更少得可憐，「年輕人有2000塊就不錯了」。
回憶往昔，韋錦感慨不已：「當一份刊物在經濟上是負擔時，你卻有滋有味地擔負起它，滿心的歡喜和珍愛；而當你在經濟上負擔數十份刊物也不成問題時，你卻把它放下了。這真是一種悲哀啊！」
你不知道，丟死人了
這一現狀或許早在唐曉渡的預料之中。1998年，他離開了《詩刊》，調任作家出版社工作。儘管此後曾有人邀請他重回《詩刊》力挽狂瀾，但得到的回答是：「我瘋了嗎？」說起有一次與《詩刊》組織的活動偶遇的經歷，唐曉渡至今耿耿於懷：在與到場的「作者」打招呼時，他發現，對方遞來的名片上大多竟是銀行家、企業家等頭銜，普通身份的詩歌愛好者鳳毛麟角。
「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唐曉渡聳了聳肩。
對此，《詩刊》現任總編輯葉延濱在接受某大媒體採訪時透露，該社每年支出360萬元，相應27萬元的財政撥款及刊物營銷所得，尚有180萬元的缺口。在此困境之下，只能依靠拉贊助、辦學和組織詩歌活動維持。這位總編輯還抱怨自己的精力太多花在了為贊助方寫文章和修改水平不高的作品上，因此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本職工作。
「拉贊助不覺得丟面子嗎？」曾有人這樣問相關負責人。
「我們都練出來了。」那位負責人乾笑著。她隨即糾正「拉贊助」應為「友情支持」。
中國詩歌協會秘書長張同吾就經歷過類似的「友情支持」。在和一位企業家商談創辦「詩人之家」時，他興致勃勃的介紹突然被打斷，於是展開了如下對話：
「我聽不懂，你就直接說，要多少錢吧！」「我就知道你聽不懂，但我還是要說。」
「那詩能不能給我帶來直接效益？」「對不起，不能！」
於是，這場會面不歡而散，贊助費也從當初商定的20萬元削減至16萬元。張同吾憤然說：「中國詩人還沒淪落到跟人要錢的地步！」陪同他的一位當地官員立刻聯繫另一家香港老闆。誰知這位老闆席間突然離去，原來他把「詩歌協會」聽成了「私個協會」(私人個體協會)。
「你不知道，丟死人了！」《詩刊》退休編輯王燕生每每說起這些所謂的「友情支持」，就氣憤得直擺手。坐在滿眼是書的家中，這位頭髮花白的老人談話一直圍繞著當年的「青春詩會」。1980年，為了培養和提攜年輕詩人，《詩刊》組織了首屆「青春詩作者創作學習會」，匯集這些年輕人的作品專輯為「青春詩會」。後來這一名稱一直沿襲下來。
作為該活動的數屆組織者，王燕生因此被譽為「青春教父」。他摸索著翻出首屆詩會的籤名錄，上面用毛筆書寫著江河、舒婷、顧城、梁小斌、葉延濱、徐敬亞、王小妮、張學夢、梅紹靜、才樹蓮等人的名字。這些大名鼎鼎的詩人當年均是無名小輩：舒婷是燈泡廠女工，才樹蓮是農民，而葉延濱是正在北京廣播學院讀書的學生。
王燕生說：「那個時候都是憑本事吃飯。」往往是已經獲得認可的年輕詩人，才有資格加入其中。西川、于堅、韓東、車前子、吉狄馬加、歐陽江河等著名詩人，均為不同時期的詩會學員。因而「青春詩會」被稱為中國詩壇的「黃埔軍校」。
其中，張學夢的經歷頗為離奇。1979年,王燕生收到一份「很不像樣」的手稿。一沓打字員使用的油光紙，用半截鐵絲串起，模糊的字跡忽大忽小，標點符號也是高興時點一下。
但王燕生卻從這沓油光紙上看出亮點，並決定見見作者。在唐山大地震的一片廢墟中，他在抗震棚裡找到了張學夢。屋裡沒有一件家具，牆壁上釘塊木板，上面排列著幾十本中外書籍。
這位6旬老人感慨地說：「那種作者與編輯的真誠往來現在真難以想像。」他很不滿當下的所謂詩歌輔導班，互相還不認識就匆匆結束了，「純粹是為了騙錢」。
張學夢的處女作《現代化和我們自己》發表之後，榮獲第一屆新詩獎，順理成章他也加入了首屆「青春詩會」。在為期一個月的學習中，他聽到諸多詩歌大家的講座，如艾青、臧克家等等。此外，《詩刊》社當時的領導嚴辰、鄒荻帆、柯巖、邵燕祥，每人都要親自負責輔導4個詩人。
不少當事人評論：「這種盛況以前沒有，以後也不會再有了。」第七屆「青春詩會」學員西川回憶，自己的作品曾「像乾屍一樣被禿鷲啄食」，「那種言辭犀利的程度，足以把任何人的自尊心擊得粉碎」。他的名作《輓歌》也就此誕生。
作為班主任，王燕生當時連家都不回，就住在資料室裡。白天他照顧詩人們吃飯，晚上還幫忙驅趕蚊子。幾年前得知張學夢退休後，他半夜睡不著覺，就打電話給一位「青春詩會」的學員：「你知道嗎？他媽的，連『青春』都退休了。」
沒有《艾青詩選》，只有《愛情詩選》
幾年前，王燕生應《星星》詩刊之邀，開辦「走來走去的青春」專欄，但只寫了張學夢、才樹蓮等6人就停筆了。這些記憶中的青春面孔，如今大多數已經遠離了詩歌。
老王一一歷數歷屆青春詩會學員的現狀：舒婷在鼓浪嶼成了半個隱士，徐敬亞遷居深圳從商，徐國靜轉行搞起教育，顧城在紐西蘭自殺……「太多了，」王燕生喃喃自語，「有些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事實是，連一度風靡校園的偶像詩人汪國真也不寫詩了。據說閒暇時他除了題字作畫外，其工作室主要為企業、風景區和城市創作宣傳歌曲。
與遠離相比，更令人感到無言的是被時代遺忘。王燕生曾在書店裡聽到過這樣一番對話：「請問有艾青詩選嗎？」「艾青？」售貨員費了半天力氣才聽明白是這兩個字，「沒有《艾青詩選》，只有《愛情詩選》！」
唐曉渡有一次到北京大學參加新詩研討會。中途休息時聽到一個細細的女聲：「他們老是說『今天』、『今天』的，這『今天』到底是怎麼回事啊？」他扭頭一看，原來是當年入學的當代文學研究生。
然而這種對話如果發生在20年前，無疑比黑色還幽默。1978年底，北島和芒克主持的民間文學刊物《今天》在北京創刊，標誌著「新詩潮」登上歷史舞臺。一年後，《詩刊》先後轉載了《今天》的作品，分別是北島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樹》，從而引發了有關「朦朧詩」的大討論。
當年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查建英，至今仍然記得第一次參加《今天》聚會時的情景。曲曲彎彎的胡同深處，一戶人家裡坐滿了人，都穿著灰不溜秋的藍衣服，表情都特別嚴肅，如同「革命電影裡地下黨的接頭」。在這種鄭重虔誠的氛圍下，大家把文學當作天大的事情慷慨陳詞，「討論起來簡直就像討論上帝的真理」。
在玉淵潭舉辦詩歌朗誦會則是另一番情景：裡裡外外站滿了人，還有些外國記者，最外圈是警察。不少年輕人上前念詩，其中有還在電影學院讀書的陳凱歌。一位外地青年用散文詩的筆調寫下自己的心情：
「沐著五月的陽光，迎著燥熱的風，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來，只是為了《今天》。活動一下搭車時坐麻的雙腿，沿著長安街向公共汽車站走去。不是去會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採購新鮮的商品，可是心卻為等待將臨的那一刻而緊張地跳動。」
那麼，如今的詩歌朗誦會又是怎樣呢？記者詢問了幾個詩人，回答是：「現在？現在詩歌朗誦會能有40人就相當不錯了。」一位當紅詩人諷刺道，「別再指望回到過去了。」
「簡直是騾馬市！」西川這樣比喻中國的詩歌朗誦會，「有時候臺下人激動了，還衝上去念幾首，毫無秩序和規矩。這與國外形成截然的反差。」曾有一個瑞典詩人打算在中國開辦詩歌朗誦會，徵詢西川：「一人收兩百塊錢的門票費，怎樣？」西川兜頭一瓢涼水：「兩百？你免費還沒人來聽呢！」
現在寫詩，人家說你有病
1983年夏天，《詩刊》社從城郊小關搬到城裡，與文聯等單位擠在「宣武區虎坊路甲15號」的一排平房裡。如今，在四周林立的高樓大廈包圍下，那排平房早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棟低矮的紅樓。看門人酸溜溜地說：「我們這兒以前特有名，邵燕祥啊、王蒙啊，都住過這裡！」
那些行色匆匆的人們，不會想到這裡曾經是全國詩歌愛好者朝拜的聖地。唐曉渡曾經接待過一位來自哈爾濱的詩人。只見他頭髮又長又亂，衣服又髒又舊，身上散發出難聞的酸味兒。原來這個中年男人是沿著鐵軌步行來京的，因為害怕自己的詩歌在郵寄中丟失。在近乎一個月的旅途中，他幾乎以乞討為生。鞋磨破了，衣服穿爛了，唯一在意的是像珍寶一樣守護的紙箱子，那裡塞滿了他多年來的詩稿。
那種充滿渴求的目光，至今讓唐曉渡難忘。只要話題回到上世紀80年代，這位詩歌評論者的語氣就變得激動起來：「許多人就是這樣被詩歌牢牢抓住，甚至把生命抵押給了詩歌。」
而如今提起寫詩，非但不是一種榮耀，常常甚至會變成一種羞辱。在一次商務酒會上，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自我介紹自己的另一個身份：「詩人」，隨即聽到臺下一陣嘲諷聲。
一位曾經在大學異常活躍的詩人，現在每當被人介紹詩人身份時，總會遭到他的激烈反擊：「你才是詩人，你們全家都是詩人。」
「現在誰還寫詩啊？更別提女詩人了！」羅露西是個華裔詩人。兩周前，她回國座談「女性詩歌和情感世界」的話題，希望相約幾位女詩人。熟料找了一圈兒也沒有結果，最終只好拉幾名男性詩歌學者代替。
在美國生活了數十年，她對國內詩壇的現狀一無所知。「難道現在的詩歌如此沒有市場嗎？」她問朋友。20多年前她還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時，報攤上到處都可見到《詩刊》，可如今，不僅報攤上找不到，即使到郵局也難覓蹤影。
在谷歌以「詩人」和「尷尬」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得出179000項結果，甚至高於搜索「艾青」的查詢結果。其中之一竟是《詩人與小姐在夜總會的精彩對白和尷尬場面》的黃段子。一篇題為《中國，我的詩歌丟了》的文章寫道：「既然詩歌不能帶來GDP、不能評職稱、不能帶去面試、不能帶來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娛樂朋友、不再能討戀人喜歡、不再能成為暢銷書、不再能證明才華……簡直一無是處，那麼還要詩做什麼呢？」
對此，西川的總結非常直白：「在上世紀80年代你要不寫詩，那你簡直就是一個很荒唐的人，因為全國青年都在寫詩。到上世紀90年代以後你要再寫詩，人家就會覺得你簡直有病。」
詩人生在中國，真是太不幸了
遊歷過多個國家，唐曉渡發現在網絡及電視等新媒體的衝擊下，全世界的詩歌都面臨被邊緣化的困境。比如，詩歌刊物大都虧本經營，詩歌朗誦會主要聽眾是中年人等等。但他話鋒一轉：「可人家對詩人都非常尊敬，決不像中國這樣興高採烈地詆毀。」
在他組織的中日詩歌雙向交流會上，中國記者請日本詩人談一下對「梨花體」的看法。由於這些來自日本的頂級詩人完全不知道何為「梨花體」，所以都沒回答上來。結果次日國內的許多報紙都以《中日詩壇拒談梨花體》為醒目標題。
「詩人生在中國，簡直太不幸了！」西川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他參加過荷蘭國際詩歌節，發現荷蘭船王自掏腰包來聽詩。他的朋友王家新一次在歐洲某銀行辦事，工作人員一聽說這是位詩人，立即請出經理接待。
對比國內，大多數詩人甚至連生計都難以為繼。一位詩人在聚會中始終默不做聲，原來他發現在「中華」等名牌香菸的映襯下，自己的煙根本拿不出手。
不少人因此放棄了詩歌。一位山西省某地的組織部長，曾經是名狂熱的詩歌愛好者。他坦言並不後悔自己的新選擇，因為現在可以「更好地為詩歌服務」。每次在當地舉辦詩歌活動，他總會慷慨相助。
黃怒波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先在某部委工作，後來進入商界。去年，這位身價過億的巨賈捐贈3000萬元給中國詩歌界，希望改變中國新詩的創作現狀，並推動詩歌的理論研究。他倒是堅信，自己的商人身份與詩人身份並不衝突，甚至兩者還可以互補。
與多數詩人相反，他對中國新詩似乎挺樂觀。因為在諸多國際詩歌交流活動中，他發現漢語詩歌的地位很高。這位商人把詩歌衰落現狀的主因歸咎於錢。他說：「沒有錢，就詩人自己在屋裡寫幾句，連詩集都沒法出。」
不過，黃怒波偶爾也會為錢發愁。和記者見面時，他正在審批幾個詩歌活動經費。「哎呀，你看看這怎麼辦，一個活動就要200多萬？我本來指望這3000萬元能花上10年呢。」
詩人跨不過金錢鑄造的門檻，但這並不妨礙詩歌的另一派「繁榮」。羅露西曾在國內參加過一次詩歌研討會，她發現講臺上坐滿了各級領導。一位發言人對一組紀念某某將軍誕辰百年的作品讚嘆道：「某某部長詩是中國作家協會2007年度重點扶持的作品之一……預示著老一輩革命家的精神薪火相傳、萬古流芳。」
「如果詩都變成了命題作文，怎麼能寫好呢？」這位女詩人十分困惑。在美國，大多數詩人，都是自發聚集在一起，或者在咖啡廳、或者在自家後院，認真地討論著彼此的作品。
事實上，不僅是詩歌，查建英發現，眼下人們已不再像過去一樣談論薩特、羅曼羅蘭等「高大虛」的話題。她所參加的同學聚會，談得最起勁兒的是裝修和房子。「作家恥於談文學，學者恥於談學術」，仿佛成了當下的一種時髦。
對此，她分析這是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的失重感作祟。因為他們曾經在政治化的環境裡獲得了誇張的重要性，但在技術官僚、消費文化和經濟專家的時代裡，突然被甩出了舞臺中心。
詩人戴錯了面具
提起那段風起雲湧的往事，唐曉渡再度陷入沉思之中。此時已是黃昏，原本寧靜的小區，不時傳來汽車的鳴笛聲和孩童的嬉鬧聲，但這毫不影響他的談興。
他記得，有一天在《詩刊》編輯室，一對男女突然出現。他們取出一面旗幟，「呼」一下展開，上面書寫著「中國詩歌天體星團」的字樣。那名男子開口道：「我們是貴州的黑豹子，來北京咬人了！」
當時全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詩歌團體和流派，如楊煉和芒克組成的「倖存者」詩人俱樂部，周佑倫、藍馬發起了「非非主義」實驗性詩歌活動等等。
「原來這個黑豹子也是個詩歌團體。」唐曉渡恍然大悟，卻看到對方一臉嚴肅。交談中，他獲知其中的男詩人身患重病，是瞞著醫生爬上了火車。「我太愛詩了，」那個病人攥著拳頭說，「只要是為詩做事，豁出命來我也幹。」
這些火熱的故事，雖然令唐曉渡感動，但更令他警覺。對此，西川一言以蔽之：「上世紀80年代人們並不是對詩歌有熱情，而是對政治有熱情。」
1984年，北島參加《星星》詩刊在成都舉辦的詩歌節。開幕那天，儘管有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但無票者照樣破窗而入。聽眾衝上講臺，要求籤名，鋼筆戳得北島生疼。一個小夥子甚至掏出匕首，猛地戳進自己的手背，說：「我要用我的血，讓你們看到我對你們的愛，對詩歌的愛！」
一年後，北島首次出國參加國際詩歌節，發現絕無在成都所見的狂熱。聽眾手腳乾淨，沒人自帶刀槍。他們花錢買份節目單或詩集，安安靜靜坐在那裡，必要時鼓掌，從未喊出「萬歲」之類的口號。
多年後北島終於明白：「那時由於時間差——意識形態解體和商業化浪潮到來前的空白，詩人戴錯了面具：救世主、鬥士、牧師、歌星，撞上因壓力和熱度而變形的鏡子。我們還險些以為那真是自己呢。沒兩天，商業化浪潮一來，捲走面具，打碎鏡子，這些誤會再也不會有了。」
王燕生則把當年的詩歌比作政治天氣預報。《對一座大山的詢問》朗誦會預告在《人民日報》登出後，外國使館頻頻向《詩刊》詢問這是不是為劉少奇平反的信號。
「這種反映人民心聲的職責本來屬於你們媒體，」唐曉渡說，「但由於沒有其他渠道，人們只好藉助詩歌。」
因此才出現了那個年代那些難忘的場面：一位聽眾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朗誦的《呼聲》，激動地捏碎了收音機；幾乎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詩社，一項詩歌評選能收到數十萬選票；《詩刊》在工體舉辦朗誦會，其場面比今天周杰倫的演唱會還喧鬧。
許多當事人並不認為這種錯位對於詩歌的發展有利。在他們看來，這是一貫的中國文化弊病——「全民文化勢利眼」。「哪兒熱鬧往哪兒跑，誰家打架了，誰家丟東西了，人們就一窩蜂地跑去看。」西川說，「正因為如此，過去詩歌火了，很多人追捧。同樣的，如今詩歌衰了，大家都唾棄。」
只是詩人們自己也始料不及，當詩歌回歸本位後，卻遭遇了如此的困境。「一個審醜成為時尚的時代，一個汙穢成為時尚的時代，一個美麗和智慧成為垃圾的時代。」唐曉渡一連用了三個排比句。
詩人們悲哀地意識到，自己以及詩歌正在被淡忘，「不是人們不願意讀詩，而是沒有時間、沒有心情，或者根本來不及讀。」
幾天前，國內發生了一場傷亡眾多的礦難，幾乎所有媒體都悄無聲息。這令唐曉渡的法國朋友很是吃驚：「中國人怎麼會這麼麻木？」
「你看對於災難都這麼麻木，更何況詩歌呢？」唐曉渡無奈地說。
「是啊，在這樣一個金錢裹脅著欲望的粗俗的年代裡，仍然談論詩歌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啊！」一位媒體資深人士感嘆。
至今，在唐曉渡寫字桌的抽屜深處，仍珍藏著當年他在《詩刊》社工作時的許多舊照。他翻出其中一張，瞪大了眼睛驚嘆道：「天啊，這是我嗎？」一個身穿呢子大衣的年輕人，站在天安門城樓前，微笑著面對鏡頭。他記得，那是自己到《詩刊》社報到時的那身裝束。
偶爾，他還會跟人講起那段「詩歌-綠化」的日子。他毫不掩飾年輕時代的浪漫，間或會驚悚那種綠色情懷在歲月風塵中的消失。儘管今天重回小關，他已經無從辨認記憶中的那個綠化大隊，連那塊令他曾經心潮澎湃的招牌，也早已不見了蹤影。(記者 楊芳)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