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人文】沈潔 | 上海摩登時代的消費、市場與文化網絡構建

上海摩登時代的消費、市場與文化網絡構建

沈潔

二十世紀的海上繁華，由最初對各種物質現實的感知到對於精神內蘊的體驗，文化市場的貫通其間是功不可沒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文化的興盛，文化經濟與消費主義、市場與城市物質生活的細節，共同締造了「大上海」的摩登時代。

1934年，一個甫來上海一月餘的年輕人表達了「大上海」給予他的一種驚異：

「

一切新興的東西，物質的、精神的，都由上海發動，然後推到全國去。雖然所謂新文化運動的五四運動發源於「北京」，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全軍發難於廣東，可是上海仍是中國工、商、經濟、文化、出版界的中心。從物質文化方面看，從非物質文化這方面看，上海都是中國的頭腦。

」

「上海是中國的頭腦，是一切活動的中心」，1920、30年代的上海，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教育、新聞、出版以及文學、電影、戲劇等各式各樣的文化形態方面引領著中國文化的最前沿，以一種空前的活力與想像力創造著一個現代大都市的神話。

關於近代上海文化的既有研究已很多，但在這裡，我更想關注的，是一個文化空間的生成問題。社會經濟制度、消費主義，以及作為引領者與關聯者的市場在都市文化的網絡中相遇，文化人的成群結隊來到上海，這個城市究竟有什麼在吸引他們？在一個物質主義泛濫的現代都市裡，性靈與物慾、文化、生活與消費，他們矛盾著又相互依賴著，是什麼力量維繫、關聯於其間？城市文化在其生產及獲取持續生命力的過程中，究竟有些什麼樣的因素參與其中？各自的角色、作用、特徵又是怎樣？從這些問題出發，我們需要考察的是，1920、30年代，上海文化的黃金時代是如何開始的。

一 市場、商業、文化網絡

1920-30年代，上海文化空間的生成有其賴以發生的人文環境及其獨特的生產模式。

上海作為一個成熟的工商經濟中心，也是晚清五口通商以後逐步奠定的。據1935年的調查，上海公共租界就業人口的職業構成，工業佔28．28%，商業佔16．36％，銀行、金融和保險業佔．95％。1946年對上海290萬就業人口的統計，從事商業的人口多達57萬，佔19．76％；在商業中心的黃浦區和老閘區，從商人數比例高達45％和44％。就從事工商業的人口比例而言，也實證了民國上海不可動搖的經濟中心地位。工商經濟發達，造就了繁盛的商業氛圍。這使得生存於其間的文化組織也深深沾染和浸潤了商業化的氣質。胡道靜在《上海的日報》一書中談到上海成為全國新聞紙中心的原因時說：「上海商業的發達，使報紙容易獲得培植的原運力。」這是以新聞業為例，指明了文化的發達實則與商業、市場的成熟有莫大關係。

以市場為聯結，文化內部各構成因素之間往往是連成一片的。以上海的戲曲市場為例，其興盛以至成為戲曲薈萃之地，與上海近代都市化進過程同步。成熟的文化經營體制及由之造就的廣闊的市民文化娛樂市場使得各種戲曲在上海都有生存空間。1860年代後期，京劇名角紛紛南下上海，與原來在上海演出的徽班演員共同造就了滬上的「梨園盛世」。太平天國運動以後，東南富戶紛紛遷居滬上，在上海租界開辦工廠，經營商業，租界萬商雲集，人口激增，工商業迅速發展，商業中心由原來的五馬路逐漸向石路（福建路）、大新荷（湖北路）擴展。經濟繁榮促進文化娛樂業的發展。幾年間，規模宏敞的大型劇場相繼出現，如漢口路廣西路口的文明大舞臺，九江路浙江路口的新新舞臺（原為樓外樓遊樂場），福州路雲南路口的大新舞臺，牛莊路廣西路口的三星大舞臺，福州路湖北路西首的丹桂第一臺，閘北的春華舞臺，南市九畝地的新舞臺，虹鎮的翔舞臺，都成了京劇的大本營。1920年代起，由於戲劇興盛，上海又湧現了許多新的演出場所，這時興建的劇場無論規模和設備都有很大發展。到1930年代，據不完全統計，上海戲曲演出劇場有一百多所，觀眾席位總數達10萬個以上，一個演員有時一年要演出400多場。上海有關戲曲的報刊（包括報紙專欄和專業性戲曲報刊）不下幾十種，加上各種劇場、演出的經紀人、服務人員，圍繞戲曲活動的是一支龐大的職業隊伍，而戲曲活動的消費成員，每天起碼一二十萬人。除了專門的劇場，上海還有許多遊樂場也兼演出戲曲。如花花世界、新世界、大世界、神仙世界、小世界（原南市勸業場）等，後來法租界又曾開過一家大千世界。還有幾家大公司的屋頂花園，如永安天韻樓、先施樂園、新新遊樂場、大新遊樂場和南市小東門的福安公司，都有京劇專場，且都是日夜兩場戲。此外，不少大戲院，如黃金、卡爾登、皇后、亞榮、虹口、卡德等，也常上演京劇。這既為京劇在上海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亦可見京劇在上海紮根後呈現的繁榮局面。完善的演出場外，固定的觀眾也是戲曲市場發達的重要保證。有研究者將舊上海的京劇票房歸為八種類型：（一）屬於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如海關俱樂部平劇組、警察局俱樂部平劇組、工部局華員俱樂部京劇組等，銀行界以中央銀行為首的約二十餘家大型銀行都有業餘京劇組織。（二）屬於各行業公會的，如糧食業的糧社、橡膠業的膠社、煙灑業的煙社、銅錫業的錫社等。（三）屬於同鄉會的，如山東同鄉會的魯社、寧波同鄉會的甬社等。（四）個人出資創辦的，如「海上聞人」林康侯的大社、「海貨大王」桂襄卿（梅門弟子、著名京劇演員沈小梅之夫桂偉楨之父）的襄社、黃振世的振社、丁存坤的丁社、陳中和的平和社、祥生出租汽車公司周祥生的祥社、戲劇界名流劉菊禪的菊社、周信芳女婿張中原的大觀雅集票房等。（五）由各親友集資合辦的，如亦社、龢社、德社等。（六）隸屬青洪幫組織的，如張仁奎的仁社、黃金榮的榮社、杜月笙的恆社，洪幫成立的洪社，等等。票房常為幫會集團聚會之所。（七）既是票房，又具研究性質的，如黃桂歇的秋聲集、楊畹農的梅劇進修會（研究梅蘭芳派藝術）、陳大濩的濩聲社（研究餘叔巖派藝術）、蘇少卿的國劇協會（兼京劇生旦淨醜各行當及文武場面的研究）等。它們以研究流派藝術為主，教授方法從過去的心傳口授，發展到使用劇本、簡譜、講義，便於學者掌握。（八）少數票房是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以學戲、演戲作掩護，如益友社、華聯同樂會平劇組、銀錢業聯誼會（簡稱銀聯）等。在為數眾多的票房中，社員（票友）多的有數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人。成熟的戲曲市場和演出體製造就了近現代上海戲曲舞臺的豐富和繁榮。市場奠定了生存的基礎，也提供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市場越大、觀眾越多，對戲曲藝術本身的提升就越有利；而隨著藝術水準的提升，觀眾愈發沉迷。如此，便在文藝和市場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的發展模式。可以說，近代上海戲曲活動的興盛，幾乎就是由商業化的經營方式所造就的。

商業化的運營手段與文化事業的互為促進，這在近代上海的文化發展史上是重要的一題。再隨舉幾例：

1920-30年代，上海文化事業普遍實行了企業化。商務印書館從初創時的3間破房、8臺舊機器發展為全國最大的出版企業。而中華書局在陸費逵領導下，先後在常德、張家口、蘭州、香港等十幾年地方增設分局，建立連鎖網點，把書籍的發行範圍擴展到廣大內地中小城市與南洋一帶，形成了企業化經營的良性循環，出書種類與數量劇增，獲得了廣泛的市場和利潤。

民初發行量最大、最有影響的小說雜誌《禮拜六》。銷路最多時達到每期2萬份。「每逢星期六清早，發行《禮拜六》的中華圖書館門前，就有許多讀者在等候；門一開，就爭先恐後地湧進去購買。這情況倒像清早爭買大餅油條一樣。」《禮拜六》是一本完全依靠市場生存的小說類雜誌，它的商業性毋庸置疑。鴛鴦蝴蝶文學努力在建立一種適合現代都市商業運作機制的文化形式，它的類型化操作（小說人物、故事、道德以及形式的類型化）使它比較容易找到固定的消費者。同時，通過嘗試，它實際上已經建立起某種形式的文化市場；一定的寫作者同一定的閱讀者之間的良好供求關係。民初職業文人所建立的報刊、小說、戲劇、電影之間的共同關係，對於文學的傳播和擴大影響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創刊於1926年的《良友畫報》同樣是因成功商業運營模式而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一份雜誌。《良友畫報》從一開始就按照商業化的經營方式運作，其創辦者伍聯德就曾開宗明義地說表示：「以商業的方式而努力於民眾的教育文化事業，這就是我們的旨趣。」所以，《良友畫報》非常重視讀者，也非常注意雜誌的形象包裝，無論是版式還是紙張，在製作上它總是精益求精，成為當時印刷最為精美的一份雜誌。「良友版」成為當時優質出版物的品牌。

上海文化市場的發達除了單個企業成功的產業化經營，還包括了一種全方位、多層次的互動經營模式。以當日的上海雜誌發售為例，1930年代一篇關於上海雜誌研究的專論中，將當日上海的雜誌發售渠道分述為以下五種形式：

「

第一要數到書店。書店是印刷工具和資本的擁有者，發行雜誌自然就成不了大問題。上海書店林立，每家都有一種至數種雜誌出版，這數目就不少了。還有許多雜誌名義上是由什麼團體經營，可是除了編輯以外，印刷發行方面往往是和書店合作，由書店負責的。

第二是報館。各國的大規模報館，除了每天發行朝刊、夕刊外，總有周報、月報等附屬刊物。上海的報館現在只有申報和中華日報各有一個朋刊，大陸報有一個周刊，則是英文的。

第三是團體。上海的學藝團體及職業團體很多，大都各有一個或數個機關刊物，發表研究文字及互通消息。雖然有的銷行供外界閱讀，有的只供社員看的，合計起來約近百種。

第四是學校。情形和團體差不多。不過上海的學校雖多，公開於社會的並著名的發刊物卻很少，數量和團體比起來只及十六分之一。

第五是個人，純粹的個人辦雜誌，經費是很大的問題。但在上海個人組織的雜誌卻不少，數量幾與書店所出雜誌相埒，當然有好多是實際上級政治關係或職業關係（如一部分的醫學雜誌）的津貼，但為了興趣或信仰而自己挖腰包的也不少。尤其是靠筆桿吃飯朋友的苦幹，你看袁牧之辦《戲》月刊發刊宣言所說的吧：「如其同志們能付以同情，就挨著餓苦幹我也甘心的。」

」

這些不同層次、不同形式的經營者在極大程度地拓展著雜誌的發售渠道，使得上海的報刊市場締造了1920、30年代的出版盛世。

張靜廬在回憶錄中曾完整介紹過他所創辦的上海雜誌公司的經營情況。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上海之所以成為新聞出版的中心，與其成功的商業運營手段是分不開的。張靜廬總結說，雜誌創辦初期，之所以能很快獲得成功，緣於經營上「快、齊、廉」的三大策略：

「

雜誌營業和書籍販賣出有些不同，它含有時間性，失了時效就沒有人請教了，可是如何能夠比別家快到，早一天拿出來賣給讀者，倒是煞費苦心的事。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因之常常不恤虧本。商人口裡的虧本，本來不容易使人相信的，欲語說「千賣萬賣，虧本不賣」，你所謂的虧本，在聽的人也不過當你是《商人寶鑑》裡的一句術語而已。實在說來，我們卻真的在做虧本生意。舉一個例：那時公司門市上出賣雜誌新書，都是照實價打九價的。當良友圖書公司將這一期《良友》出版後三天之內，決不批發給同業的，除非是到他們市上去零買。零買要照實價計算，不折不扣。為要快到，我們就不恤以實價四角一本，向他買來，立刻在公司櫃檯上賣給讀者，仍照向例九折收款，這樣做，去一本，虧本四分。這就是虧本的實例，但是「快」到底實現了。

至於齊，那只要你肯留心，不管它有人請教沒有。一本刊物的出版，無論如何專門性，總有它的讀者。比如關於天文學的雜誌，向來不為書店所願售，因它是冷門貨。更因它銷得不廣，還得先付書款。這在從前是沒有一家書店肯幹的。現在我們為要辦到齊備，當然顧不得捐、損失與否，賣得了或賣不了。留心搜集起來，也有四五種呢！

第三是廉。讀者購買力薄弱，沒有資力買新書，也很少有餘資多買雜誌，雖是雜誌比較書籍便宜，為要減輕讀者的負擔，公司方面用著兩天生意一天做的辦法：譬如一天要做三二地生意的利潤，可以維持一天的開支，現在呢，我們用廉價的辦法，使它做到六十元來維持一天的開支。一而二，二而一，目的還是同樣的。普通商業上的口頭禪叫做「薄利多賣」。

」

在上海雜誌公司成立之後的第三個月，營業額就達到了九千六百元，「比較任何有歷史、有地位、有號召力的書店相差無幾」。雜誌社除了本身的門市銷售，還從事代訂、代辦、代理的業務。以代訂為例，上海雜誌公司並不限定於發行的自己的刊物，還廣事搜羅各種雜誌，陳列在一起，等於一個「雜誌市場」，讓讀者可以隨意挑選。為此，還專門成立代訂部，訓練了幾十位熟練的店員，專門管理這部分代訂、代發的業務。只要是定期出版的刊物，都可以在此銷售。由公司接受後，出立代訂單交給讀者，隔天就將底下一份通知單送給原出版處，而上海雜誌公司可以獲得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五的手續費。代辦部的工作則分為兩個部門，一是屬於讀者零星委託代辦一種或幾種書報或雜誌的，獨立名稱叫「郵購信託部」。力求為讀者提供周到、迅速的服務。另一種是屬於外埠同業委託代辦外版書報雜誌，就是與公司交易經售本版的新書雜誌之外，同時更接受它的囑託代辦別家出版的各種書刊。這種代辦業務，由於進貨量大，所以折扣和回佣也比較高，代辦者可以從中獲得很高的利潤。另外，上海雜誌公司為吸引讀者，還採用過半價優待訂戶的經營策略。以銷售數量抵消紙張和印刷的成本，從中獲利。張靜廬詳細描述的上海雜誌公司的代訂代銷業務，這在當時的上海並不是個別現象。那時的出版行業中，存在著形形色色的促銷手法。比如代購業務，就非常普遍。據茅盾的回憶，美國人開的「伊文思圖書公司」有英、美出版的新書，也有雜誌。它所沒有的書，開了書名，就可以由它代購，書到後付款。茅盾還曾經從日本東京丸善書店西書部索得它每月出版的已到及將到的歐美新書、雜誌目錄，這比伊文思圖書公司的書目更完備。向丸善書店訂購圖書，也是書到付款。茅盾說，在上海，買書的路子是很寬的。

【茅盾】

平襟亞「舊上海出版界之怪狀」，寫上海書店林林總總的促銷法，也十分有趣：

「

當時各家書店門首扯起了旗子，上寫「出清底貨大賤賣」，「關店大拍賣」，也有站在門口叫喊「一分洋鈿買本書，勿要錯過好機會」。有的索性把書籍攤在人行道水門汀上叫賣。有些書店門口扯起的旗子上，明明寫著「大廉價一個月」，可是這面旗子因懸掛日久，已破舊不堪。還有些「賣噱頭」的書賈，以贈品號召，說買一塊錢書得摸彩一次，頭彩留聲機一隻，二彩風琴一座。於是買客買了書，伸手到一隻木箱裡去摸出一個紙捲來，一看總是十七八彩，鉛筆一枝或橡皮一塊，頭二彩壓根兒沒人得到過，買客自然不信任起來。於是書賈又想出辦法，叫自己人手裡預先夾了個二彩的紙卷，伸進木箱，假做摸出卷子來的樣子，大聲叫喊：「摸著了二彩！」在人叢中掮了只風琴就走，引起了眾人的欲望，大家買了書去摸，哪裡有什麼頭彩。他們又怎知這座風琴晚上又送了回來，目的是引人入港，裝裝幌子的。

」

魯迅在一篇題為《書籍與財色》的短文中，也為我們描寫了上海出版業中滑稽、精明的各類促銷手法：

「

書籍用實價．廢去「碼洋」的陋習，是始於北京的新潮社——北新書局的，後來上海也多仿行，蓋那時改革潮流正盛，以為買賣兩方面，都是志在改進的人(書店之以介紹文化者自居，至今還時見於廣告上)，正不必先定虛價，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騙的把戲。然而將麻雀牌送給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對於這樣簡捷了當，沒有意外之利的辦法，是終於耐不下去的。於是老病出現了，先是小試其技：送畫片。繼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對摺，但自然又不是舊法，因為總有一個定期和原因，或者因為學校開學，或者因為本店開張1年半的紀念之類。花色一點的還有贈絲襪，請吃冰淇淋，附送一隻錦盒，內藏10件寶貝，價值不資。更加見得切實。然而確是驚人的，是定1年報或買幾本書，便有得到「勸學獎金」100元或「留學經費」2000元的希望。洋場上的「輪盤賭」．付給贏家的錢，最多也不過每1元付了36元，真不如買書，那「希望」之大，遠甚遠甚。

」

「書籍」與「財色」，這當然是譏諷的論調，可是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彼時的上海存在著多麼濃鬱的商業氛圍。它滲透、浸染於一切人和事，即便是作為精緻與高雅生活象徵的書籍也難以遁形。再以茅盾的記述為例。1920年代，他在商務印書館的《學生雜誌》任編輯，主編朱元善想出了一個有效的促銷方法：雜誌向全國各地的中等學校徵稿，無論學生或教師的稿子，只要做得好，一律錄取：「一則登了出來，學校當局、教師、學生，都覺得光彩，就會逢人誇耀，這就成了我們這個雜誌的義務推銷員；二則，學生來稿錄取了，不付現金報酬，只送書券，臨時填寫價目，從二元至十元不等，用這書券可買商務出版的書，這又為商務的書籍推廣了銷路。」茅盾說，這是十分有效的促銷辦法。朱元善因為這樣「精明」的「發明」，得到了商務老闆的器重。還有一則茅盾自己的經歷。他的小說《子夜》出版後三個月內，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後重版各為五千部；這麼大的發售量，在當時，實為少見。這本書之所以會如此暢銷，是因為「向來不看新文學作品的資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現在都爭著看《子夜》，因為《子夜》描寫到她們了」。甚至是電影界中的人和舞女也成為《子夜》的讀者。據說當時的上海小報曾登過這樣一則新聞：「青年作家芳信娶曾為舞女者為妻，後因家用不給，妻乃重操日業，聊得微資，補助日用。忽有—男子來與跳舞，自稱是茅盾，芳信之妻固知有作家曰茅盾，新作曰《子夜》，今忽逢其人，且與跳舞，不勝驚異，歸告芳信。芳信疑之，因未嘗聽說茅盾到舞場也，因囑妻，如彼人再來，可問索《子夜》，並須籤名。芳信之妻如教行事。但所得之《子夜》，只籤MD，而且此人以後也不再來了。」這當然只是一則逸聞，是否真有其事不可考。然而小報新聞以《子夜》和新文學作家茅盾為主角編纂的這一則故事，則鮮活地描摹了上海出版業靈活、多元的經營的銷售渠道，其受眾的廣泛性也充分證明了成功的商業經營手段。難怪茅盾曾借小說《虹》主人公梅之口，說上海這個「文明的都市」「太市儈氣」：儘管有無數的大報館、大書坊、大學都在這裡，「但這些都是文化嗎？一百個不相信！這些還不是代表了大洋錢、小角子，拜金主義就是上海的文化。」這種無所在的商業化氣息，當然也從反面成為了上海有著發達文化市場的一個鏡像。

琳琅滿目的文化商業廣告也是促成上海文化市場空前繁盛的重要因素。1920-30年代，上海的廣告業發展迅速，街頭巷尾、各類交通工具乃至火柴、香菸、車牌和各類大眾傳播媒介中，無不充斥著廣告，乃至車站、碼頭、市中心高大的廣告牌與高樓大廈上閃爍不已、變幻莫測的霓虹燈廣告更是絢麗奪目。時人稱「商業之廣告，乃銷售上最重要之不二法門出，上海既為中國商業中心，廣告之新穎靈巧，亦為首屈一指，無論文字圖畫、櫥窗布置，大都精益求精。」據上海市公用局統計，1932-1934年上海的公共場所正規的廣告牌已近4000平方米。

胡道靜在論及上海報刊事業的發展時，就專門提到過各大報刊的廣告競爭：

「

自從汪英賓從美國回來擔任《申報》的廣告部主任以後，對於廣告方面的確是日有起見。且並為拉攏商店廣告的便利起見，特另出一張《本埠增刊》專登廣告式的文字，每逢陽曆年底（聖誕節）前，還分出各種冬至特刊，和其他的裝飾飲食等貨的特刊，一方面是提倡，一方面可以多拉攏商店的廣告。曾經還另刊廣告競賽，定有獎金，以資鼓勵。《新聞報》也另刊有《本埠附刊》一種，其性質和《申報》的《本埠增刊》相同；有時還另印各業的專號，像菸草專號書籍專號等。……《時事新報》也有過《市聲》一欄，現已經取消了。《本埠增刊》和《本埠附刊》因為所刊登的都是上海飲食起居衣裝娛樂的事，很為上海人所歡迎，不過只限於上海。寄往外埠的報紙，就恕不附送了。

」

另外，他還提到，上海的晚報之所以發達，也全因為廣告。由於豐厚的廣告收入，上海的晚報賣價都非常便宜；而北平的晚報正是廣告收入少，所以賣價要比上海高出一倍。賣價低，銷量就好，如此，就形成了一個售與買之間的良性循環。在1930年代上海出版業的繁榮時期，書籍廣告更是盛極一時。大小書店、出版社，幾乎每天都有新書出版。「為了爭取讀者、擴大影響和銷路，各書店、出版社都很注意利用廣告這個宣傳工具；因此書籍廣告，各出心裁，呈現一派興旺景象。」比如商務的「每日一書」，在幾個大報上，每天都有固定的廣告位，內容包括書目和文字介紹，有時還刊登特價發售的消息，以此招徠讀者。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和新知書店這些新書業的代表，往往利用本社出版的各種雜誌和書籍，刊登廣告。雜誌上的廣告，大抵放在裡封、底封，或者前後的襯頁；書籍上的廣告，大抵放在底封的襯頁。每種廣告大都由同類性質的書籍合成一組，這樣既可以加強讀者對同類出版物的印象，也可以便於讀者綜合選購。還有些小書店牟利心切，也往往在廣告上大做文章，聳人視聽。如有一個卿雲圖書公司，一度曾在所有大報的頭版，以顯著位置由某某「大律師」代表登出記號中，聲明將要出版所謂《真本金瓶梅》，發售預約。實際這只是一個虛假廣告，但卻也成功地達到了招徠顧客的目的。

此外，大眾傳播媒體的發達也對文化傳播、推廣發揮了積極作用。幾十家廣播電臺、上百家電影院、戲劇院、上千種報刊雜誌，幾萬種書籍，構成一個鋪天蓋地、無所不在的文化海洋。以電影行業為例，1930年美國商業部的《貿易信息公報》刊載一份《電影在中國》的報告，指出「歐美所有的大製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發行人」，還記錄了豪華影院的門票價：「從二角到三圓」（合美金7分到1元）。為了吸引上海的電影觀眾，「電影院幾乎用盡了所有的廣告策略，尤其是那些首輪影院。廣告的主要媒介是中外日報，在城市各處、電車和公共汽車上張貼的海報和宣傳畫，霓虹燈以及其他的電招牌，新片預告郵件」，再加上電影院出售的一系列電影雜誌。除此以外，還有在各種流行雜誌上登載的連篇累牘的電影廣告。比如奧登影院在《良友》畫報上就連載過好幾期的英文廣告，把奧登描述成東方最寬敞最華美的電影宮殿：「完美的構造和設計。一切為觀眾舒適和健康著想。奧登首家為您提供最佳影像。」這些大眾傳播媒體在介入與引導現代生活、傳播現代文化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

【月份牌】

成熟的商業市場對文化產業的促進作用還可以民國上海極為發達的工商美術作為示例。工商業的急劇發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促銷手段，新型的工商美術便在上海中外工商業主的共同關心下應運而生了。月份牌的出現就是典型產物。

月份牌的創作靈感來自中國傳統木刻年畫「灶王碼」，灶王碼上印有24節氣與「百日忌」，是簡略的曆本，有很大的發行量。受灶王碼的啟發，1888年，《申報》為了感謝訂戶，隨報贈送一張1889年的新式月曆牌，上面印有365天、12個月、24個節氣，邊框則由24孝故事為內容的圖畫組成。這種新式圖片兼有灶王碼與月份牌兩者的特徵，標誌著新型的廣告在上海誕生，此後英商利華公司曾印行《八仙上壽》月份牌。正式標明月份牌字樣的是1896年印行的《滬景開彩圖》，由上海四馬路鴻福來呂宋大票行定製，畫面由鴻福來票行、繁華的福州路和上海一些建築組成，月份牌上有「中西月份牌隨報附送不取分文」字樣。

月份牌出現後很受上海民眾的歡迎，採用月份牌作宣傳的公司和產品很快獲得了知名度，於是各公司爭相仿效。到20世紀初，月份牌的發展異常迅猛，畫藝高超的月份牌畫家便成為商家重金邀畫的對象，這樣便造就了第一代月份牌畫家，主要代表是周慕橋、鄭曼陀、杭穉英等。這裡，我們以風靡於1930年代的月份牌畫家杭穉英為例，簡述商業需要與文化的密切關係。杭穉英（1901－1947），浙江海寧人，13歲來滬，在土山灣畫館學畫，後考入商務印書館圖畫部當練習生。1922年，脫離商務，設立「穉英畫室」，推出月份牌《閒遊春園》，立刻為工商業主所賞識。杭穉英比周慕橋和鄭曼陀更具有創新意識和商業眼光，他的創作開創了旗袍美女月份牌時代。鄭曼陀的時裝美女到1920年代已經變成了旗袍美女，但繪畫中的旗袍美女不如街上的時髦女子美麗，杭穉英抓住這個需要創造新型美女形象的機遇，仔細觀察時髦女性的髮型、衣著、體態、笑容、姿勢，參照外國畫報女明星的形象，創造出上海灘的旗袍美女形象：烏髮鳳眼紅唇皓齒，身材窈窕婀娜，身著各色時髦旗袍，加上閃亮首飾的點綴，具有極好的視覺效果，馬上受到市場的追捧。杭穉英還注意建立起一個創作群體，他與師弟金雪塵（1904－1997）和徒弟李慕白（1913－1991）一起主筆創作，杭穉英的創意與修膳，李慕白的起稿與造型，金雪塵的背景襯託與服裝配合，組合在每一張月份牌中。集三位高手優勢推出的月份牌，上海灘無人能與之抗衡。杭穉英還將業務擴展到其他設計，他設計的「美麗牌香菸」、「雙妹牌花露水」、「雅霜」、「白貓花布」、「杏花樓嫦娥奔月月餅盒」在上海家喻戶曉，他們也因此成為工商美術設計最富盛名的人物，引導工商美術設計的潮流。

隨商品贈送月份牌，這在1920、30年代的上海是很流行的做法。比如上海的菸草公司就總是在大木箱裡附送一種時裝美女月份牌，一式數份，既做了廣告，又當了禮品，很受歡迎。葉淺予回憶，他父親當時經營著一家專賣紙菸的小南貨店，每每進貨，便把隨箱附送的月份牌分給店員，自己只帶回家中一份，掛在飯桌牆上。每次只要新到了月份牌，叔伯鄰居的女眷都趕來觀賞。葉淺予說，當時的月份牌除了觀賞，還可查閱本年的月份、日期和節氣等，「畫得既像照片又不是照片，面部設色柔潤，衣褶分陰陽高低，有立體感，而且姿態嬌美，引人愛慕」。相比於一般的畫家，月份牌畫家因與工商業的關聯，有更為優越的經濟地位。葉淺予記述了他在1920年代中期與著名月份牌畫家鄭曼陀的一面之緣。當時三友實業社的總經理沈九成是個很有經營頭腦的人，捨得在這方面花錢，推廣商品宣傳。葉淺予描述了1925年調到三友廣告部不久之後的一段見聞：

「

我走進經理室，看見他辦公桌旁坐著一位黑臉中年客人，牆上掛著一幅美女月份牌原稿。經理指著那位客人說，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畫家鄭曼陀，他給三友社畫了—幅美女畫，我們準備交給商務印書館用洋紙印成明年的月份牌，在年底大減價期間送給顧客。他問我：「你看好不好？」這一下把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給問住了，我只得唯唯諾諾表示贊成。經理繼續開言道，小葉呀，要好好用功學，學會鄭先生那一套功夫，將來就大有希望，也好當個大畫家。看經理那表情，差點讓我叩頭拜師。鄭曼陀卻只看了我一眼，臉上毫無表情。我匆匆退了出來，偷偷問經理秘書，這幅畫要花多少錢？他說400塊大洋，嚇了我一跳。

」

這是一段非常生動的記述，不僅寫出了當時月份牌畫家的地位，也寫出了工商界對於這一促銷手段的重視。由此可見，當文藝負載了商業，文藝也就此獲得了一種致力於增效的活力和生命力。

丹尼爾·貝爾在其享譽世界的名著《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對資本與文化的關係有過一段論述：建立在大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牽涉著一套獨特的文化和一種品格構造。在文化上，它的特徵是自我實現，即把個人從傳統束縛和歸屬紐帶（家庭或血緣）中解脫出來，以便他按主觀意願造就自我。在品格結構上，它確立了自我控制規範和延期報償原則，培養出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嚴肅意向行為方式。正是這種經濟系統與文化、品格構造的交融關係組成了資產階級文明。」用這段話解釋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空間的構築，其中的過程與各種商業網絡的構建即一目了然。文化名人薈萃、文化機構林立、文化信息便捷，這些也都成為引導文化繁榮的重要因素。市場在其中的聯繫作用，至關重要。

二 社會條件與文化經濟

上海成為民國年間中國最繁華、經濟最發達、文化最前沿的都市，有其特殊的環境因素與歷史淵源。社會條件與文化經濟的共同作用，造就了大上海摩登時代繁盛的文化市場。

首先是經濟因素。上海作為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心、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遠東第一大都會的經濟實力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後備力量。上海開埠以後，主要是以商業中心而聞名於世的。因商而興，以商立市，這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上海的振興之路，也是上海的優勢所在。商業又帶動了金融、交通、工業及其他與之相關的產業。1920、30年代，中國最主要的銀行的總部都設在上海，外資銀行林立，上海成為中國乃至遠東地區的金融中心。在交通運輸方面，迅速發展的新式輪運業使上海在20世紀初就形成了包括內河、長江、沿海和外洋等四大航線，1908年和1909年滬杭鐵路通車後，上海更有了聯結內地的鐵路幹道，1929年以後，上海先後開闢了聯通國內各大埠的航空線路，由此，上海成為全國最重要的交通運輸樞紐。1949年前，上海始終是中國棉紡織業、麵粉加工業等多種輕工業行業的中心。由於工商、金融企業的集中，近代上海成為萬商雲集之地。他們既帶來了產地的生產信息，也帶來了銷地的需求信息。上海發展成為集航運、外貿、金融、工業、信息中心為一體的多功能經濟中心，文化市場的孕育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其次是移民城市所創造的一種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兼容並包的文化環境。上海自開埠以來，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公共租界1885年至1935年的人口統計表明，非上海籍人口佔上海總人口80%以上。上海移民人口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國內移民，來自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山西、雲南、東三省等全國18個省區；二是國際移民，來自英、法、美、日、德、俄、意、波蘭、捷克、印度等近40個國家，最多時有15萬之多。如此眾多廣泛的中外移民密切了上海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也促進了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豐富了上海的文化的內涵。在中外文化的融合中，外來文化對上海文化市場的補充也值得一提。以新聞業為例，由外國人創辦、發售的報紙一直在上海的新聞市場中佔據重要一席。至1930年代，上海的客報共計28種：有屬於日本人的，半月刊一種、月刊三種；屬於英國人的，周刊六種、月刊三種、年刊兩種；屬於美國人的，周刊四種、月刊一種；屬於法國人的，月刊兩種、年刊三種；屬於德國人的，周刊一種、半月刊一種；屬於猶太人的，月刊一種。這些完全由外國人獨立創辦與經營的報紙，銷售不僅限於上海一地，而且是國際性的。《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在英、美、日本都有很大的市場，《遠東時報》（Far Eastern Review）在紐約、倫敦、巴黎、柏林、東京等處均設有分社。有這樣深度的交流與合作，上海的文化空間才因此更加豐富、多重，而且獲得了一種更加國際性的地位。

移民城市的寬鬆氛圍中，更具特色的是租界這一特殊社會空間對近代上海文化的有益助力。19世紀60年代租界興起後，上海城市的重心實則已經移至租界。租界有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也有相對寬鬆的文化環境，為創作與出版提供了自由的活動空間。不僅上海的新聞出版業有50餘家集中在延安路至九江路、河南路至福建路原英租界的彈丸之地，而且許多著名現代文學家也大都在租界裡生活和創作。同時，租界在文化上也相對「開放」，各種新的文學樣式、文學思潮，總是最早在租界登陸，甚至呈現出一種與國外同步的趨勢。租界不僅是中國人接觸西方的窗口，是中國近代報刊的誕生地，並且對近代上海新聞事業的發展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對報刊的庇護作用。殖民者的治外法權維持了種種「特權」，中國政府不得染指租界內事務，對租界發生的事情，無論清政府、北洋軍閥、南京國民政府，都無權直接幹涉。這樣，在租界內出版報刊，其環境比中國政府統治下寬鬆得多，受新聞自由權利的尺度也要大得多。趙家璧說，「許多報刊書店，掛上一塊美國註冊的招牌，照樣可以依靠『言論自由』四個字出書印報。」民國時期的各種進步力量，都曾有效地利用上海租界的特點，發行報刊、出版書籍。

再次，繁華的都市生活亦為文化的發達提供了素材。現代化的都市生活為創作者提供層出不窮的靈感和素材。比如，近代上海通俗文學的空前繁榮就與都會生活有密切關係。城市的發展、外來人口的大量湧入造就了上海大眾文化的極大繁榮。20世紀初的上海人口已達到百萬，他們除了衣食住行之外，當然也需要文化、娛樂，這意味著一個巨大的文化消費市場；自晚清開始，上海就一直存在一個數量龐大的文化人群體，其中不少人是因科舉不第或是廢科舉之後沒有出路，在海上靠賣文為生的落迫文人。他們是晚清上海各種報刊的撰稿人、主筆，早期的譴責小說、言情小說也大都出自他們的筆下。民國初年，鴛鴦蝴蝶派大行其道，更是這些人的推波助瀾。民國以後的上海是中國通俗小說的創作中心，外地的言情小說家要獲得全國性的聲譽，也必須要首先在上海被認可。張恨水就是在上海發表作品後，走紅全國的。譴責小說、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等通俗文學風行滬上，並蔓延全國。除此之外，以上海為中心的現代文學創作還擁有著極為豐富的層次感，既有反映底層生活疾苦的平民文學，有反映小知識分子苦悶的亭子間文學，有糅和了西洋文化與上海本土現代文化的「新感覺主義」、「象徵主義」，等等。凡此種種，繁華的都市生活為文化及文化市場的高度發達提供了溫床。葉中強曾就近代上海的市民文化消費做過專門論述，他認為，上海開埠以後，傳統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開始發生質的變化，原先建築在小農經濟上的宗法社會被留在了城外，一個以市場交換為生存法則的市民社會迅速地崛起，並深深地影響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選擇。在商品經濟和城市社會發展的共同作用下，產生了一個市民文化消費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構成了上海這座城市的物質形貌和文化底色。」也就在這個意義上，近代上海的市民文化、市民意識為一個多元文化空間的生成創造了深潤的土壤。

三 人才聚散與多元文化格局

文化空間的構築，離不開「人」這一基本因素。近代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取得同樣與這個城市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有很大關係。1949年以前，上海居民中85％來自全國各個省區。另有大量外國僑民，最多時有15萬，涉及58個國家和地區。各地的移民又帶來了多種多樣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形態。因此，在近代上海，從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娛樂文化，到建築、消費等方面都呈現出世界主義的氣質。在器物層面、制度層面、精神層面，都極具多樣性。也正是在這一方向上，「摩登上海」在近現代中國具備了一種世界性意義。

1、聚攏：作為歸屬地的上海

知識人群體湧入上海有三次高潮，一次是太平軍攻佔江南後，第二次是戊戌維新失敗後（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可以作為一種標誌），第三次是20世紀初年，一大批文化名流從「舊文化」中心北京奔赴上海，上海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後援，至新文化運動後期，上海更成為新文化的中心，亦即奠定了其全國文化中心的地位。

新文化運動時期，學術文化的中心在北京。但五四運動後，蔡元培從北大出走，北京恢復了壓抑的政治氣氛，加上北京政府又經常拖欠教師薪水，讀書人生活困窘，許多人開始出走，其中一部分便來到上海。1920年代中期以後，國內政局的動蕩以及北方連年戰爭更使北京失去優勢，上海成為國內最適合文化精英謀生的地方。1926年春北京政府預備通緝50名過激的教授和知識分子，迫使大批文化人離京南下；不久張作霖入京，繼續實行文化高壓。北京文化界受此困厄，一度消沉。知識人紛紛離京，上海則成為了一個理想的居留地。「到上海去」成為文化界一句極具誘惑力的口號。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伴隨國民革命轉入低潮，一批曾投身於現實政治鬥爭第一線的文化人也紛紛星散，很大一部分便遁居滬濱，重理筆墨舊業。徐志摩、丁西林、葉公超、聞一多、饒子離等都是在這時候先後到了上海，胡適也是這一時期赴上海定居的。北京以外，其他地方的知識人也源源不斷湧入上海，如1927年春，北伐軍進至南京郊外，梁實秋和餘上沅等一批東南大學的教師為躲避戰火，由南京來到上海。從北伐前線下來的郭沫若、茅盾、蔣光慈等，東北淪陷區的文學青年蕭軍、蕭紅，四川的沙汀、艾蕪也來到上海尋求發展。

【蔡元培】

1920年代末齊聚上海的文化群落中，最主要的力量是一批原先投身政治鬥爭的革命作家和文化工作者。除了北京政府的政治高壓，在中國共產党進行從城市到農村的戰略轉移時，一批革命作家以及進步的文化人士和文學青年也陸續來到上海。創造社、太陽社先後成立，此後又成為「左翼」作家聯盟的骨幹力量。從魯迅、郭沫若、茅盾到巴金、老舍、曹禺，中國現代文學奠基的文學大師統統齊集於上海，特別是在1927年以後，自由派的周作人、胡適等，後期的「現代評論」派徐志摩、陳夢家等，甚至被劃入「京派」的許多作家，都在上海落過腳、出過書，或對於上海新文化運動有過很深度的參與。浪跡北京的沈從文也正在這個時候來到上海，開始了他傳奇的文字生涯：

「

隨著中國政治中心的南移，出版業的盈虛消長也出現了變化。上海的新書業獲得了發軔勃興的機運。這一變化直接影響到沈從文在北京的去留。這時已分別出版過沈從文的《鴨子》和《蜜柑》的北新書局及新月書店，已先後遷往上海，有較多機會發表作品的《現代評論》也已離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說月報》，因葉聖陶負責編輯的緣故，沈從文的作品在上面獲得了一席之地。……北京原有的基礎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閃露出謀生存、求發展的虹彩幻影，於是沈從文決定離京南行。

」

新文學的主幹力量幾乎全部移至上海，使之成為中國新文學的中心地。

上海成為新文化事業的中心，與這個城市的開放格局和整體的文化氛圍有很大關係。尤其是上文提到的，1920年代以後上海集中了國內絕大多數的傳媒和新聞出版等現代文化機構。新聞史家胡道靜就曾經說過，上海的報紙副刊與新文化運動的創生和發展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繫：

「

中國的現代文化運動，雖自中日戰後便已開始，但因經濟方式尚停留在舊階段內，所在不能如意地發展。歐戰既發生，民族工業得以抬頭，不過還遭著日本的壓迫而已。五四運動的工作，一面在排斥日本經濟的侵略，一面也領導中國文化的革新。在報紙方面最顯著的影響便是副刊的改革和進步，如時事新報的學燈，民國日報的覺悟，申報的常識，都是新文化運動中的產物。

」

正如當代文學史家所論斷的，雜誌和報紙副刊決定了現代文學的生產方式，在現代文學活動的調度中處於樞紐的地位。也就是說，文化運動與新聞出版業的經營活動之間，構成了一種互為依存、互為推動的關係。上海的經濟環境、政治寬容和文化氛圍成為對知識人的巨大吸引。他們紛至沓來，並因此，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個新階段。

上海也成為海外留學生熱衷的落腳點。這些留學生帶來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特別是歐美以及日本、蘇聯當時已經流行的思想學說。上海這一時期的文化繁榮，離不開這些新思想的注入。比如1921年成立的創造社就是由一批留日學生組織的。留學生群集對上海文化的貢獻更顯著地體現在西方藝術進入上海社會的過程中。1920年代後期起，上海已成為專攻西畫留學生歸國的重要聚集之地，西畫人才高度密集，多數是從法國和日本學習油畫的：

「

自1927年開始，上海的「洋畫運動」進入了鼎盛之期。其重要的標誌，便是留學生大部分學成陸續歸國，形成了中國油畫人才的中心。這批「留學生族」與上海都有著不解之緣，數年前他們大都在此「發跡」，研習西畫，獲得資助，從上海的碼頭出發，沿著歐洲航線和日本航線，開始了彼岸的求學生活，而今他們正逐漸將油畫作為一種新知新學帶回祖國，上海成了他們留學的大本營。移植西畫幾乎成了他們事業的中心和主題。因而，專業的美術院校和西畫團體，構成了上海洋畫運動地兩種重要支點。

」

在這一時期學成歸國的畫家中，主要有留法的林風眠、方君璧、孫福熙、陳宏、蔡威廉、徐悲鴻、吳大羽、潘玉良、周碧初、龐燻琴、王遠勃等；留日的汪亞塵、陳抱一、關良、陳之佛、丁衍庸、許幸之等，加上1920年前就已歸國的朱屺瞻（留日）和三十年代初回國的顏文梁（留法）、劉海粟（留法），幾乎集中了中國西畫領域的所有精英人物，包括中國畫壇的大師級人物劉海粟和徐悲鴻。

【林風眠作品《清香》】

留學生熱衷選擇上海作為他們的棲居地，還可以民國年間眾多著名的留學生社團齊集上海為例。僅舉最為重要的兩例。在人文社科方面，較為重要的為由留日學生組織的中華學藝社。中華學藝社成立於1916年，初名丙辰學社，創始社員47人，社址設在東京小石川原盯。1918年因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籤定《中日軍事協定》而引發大規模抗議風潮，大批留學生回國，丙辰學社遂陷於停頓。1920在鄭貞文等人的聯絡下，丙辰學社再聚人心，恢復活動，相繼成立上海、北京、東京、京都事務所，實行幹事制度。1922年6月22日，新社章由社員投票通過，決議改名為「中華學藝社」，在全國各大城市及日本東西京建立地方事務所，總事務所便建立於上海。中華學藝社自成立到1958年解散，從事了一系列與教育、出版等有關的推廣社科新知的工作，其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完成的。1920年代末至抗戰前夕，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市面繁榮，國家建設呈現新的局面，中華學藝社的活動也達到高潮。召開年會，成立學藝中學，創辦《學藝》雜誌，建設總社所，這些活動以外，通過與商務印書館的合作，學藝社還在出版領域大顯身手：學藝叢書、學藝彙刊、學藝小叢書、輯印古書等叢書不斷有新書出版，又另外策劃了漢譯世界名著、社會化的學藝文庫、中華學藝社叢書、中華學藝叢書、民族復興叢書。上海在中華學藝社的各項活動中實際上起到了總攬全局的作用。在科學社團方面，最為出名的是一個由歐美留學生為主組成的科學社團——中國科學社。中國科學社是中國近代史上成立較早、延續時間最長的綜合性科技社團，191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成立，由趙元任、胡明復、楊杏佛、任鴻雋等留美學生發起，預備出版《科學》月刊，向國內傳播現代科學技術。1918年《科學》雜誌隨學社的發起人和一些畢業回國的骨幹社員遷到上海編輯出版，1922年創立科學圖書館。《科學》是中國第一本左起橫排的中文刊物，後來為了解決文稿中希臘文和各種數理公式較多而產生的印刷困難，中國科學社還專門創辦了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科學》雜誌由季刊改為雙月刊，後來又改為月刊。如中國科學社社章第一條言明的：「刊行雜誌，傳播科學，提倡研究」，科學社和《科學》雜誌依託於上海得天獨厚的經濟和文化環境，在研究科學、發展技術、傳播科學觀念等方面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有研究者即認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科學」之所以能夠作為一種重要的觀念在社會生活中建立和傳播開來，成為召喚人們「現代」意識的重要訴求之一，「科學家們所兼職的『課外活動』——編輯出版工作的價值意義是不亞於他們自己具體的科學研究工作的」。1927年，中國科學社在上海設立總社所。可以說，到1960年解散為止，中國科學社所舉行的眾多重要活動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以中國科學社和《科學》雜誌為中心，一大批赴歐美學習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留學生齊聚於上海，對近代科技在中國普及和發展做出了系統和奠基性的貢獻。

由於上海的國際性及其在國內的樞紐地位，許多留學生在歸國以後都喜歡逗留上海，在這裡尋找事業的基點和機會。中國工程學會原是留美學生成立的組織，成立後歷年的年會都是在國外舉行的，1923年7月該會首次將年會搬到國內，選擇的地點就是上海，因為當時即有一百多名會員在上海工作。1923年留美學生汪仲長、王敦常在上海組織了上海翻譯社，專譯中、英、法三國文字。如此眾多、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群集於上海，對於上海乃至全中國人文、社科、科技知識結構的變化與進步均意義重大。海內外知識人匯聚上海，共同創造了上海文化的黃金時代。

2、發散：以上海為中心的區域性、全國性合作

一方面是以上海作為歸屬地的人才聚合，另一方面，在上海構建文化大都市的過程中，也注意到了與其他地區的交流。上海作為文化中心地的角色尤為突顯，最新鮮、最前沿的文化形態經由上海傳播到了中國內地的各個地區，包括北京。比如1931年設立的上海航空新聞社，它將上海的各種報紙於當日寄往滬平、滬漢、滬粵三線通航各埠，於次日寄到漢渝、渝蓉、西北三線通航各埠。上海的報業充分體現了現代技術和商業不斷向外拓殖的衝動：「自從科學進步、工業發達以來，整個社會的旋律是按著輪機的搏躍而跳動的。它在文化上的表徵是迅速，急切，一致。」文化的輻射力量，在近代上海的新聞出版行業是尤為突出的特徵。茅盾也在回憶中說過，上海的《申報》不但在中國是上流人士和小市民的案頭必備之物，且在南洋華僑中亦是流行的；《小說月報》發行量最多時是一萬多點，《申報》卻每天發行十幾萬。以上海作為中心地，通過包括與全國其他地區以及海外文化的互動與合作，進一步拓展了原有的文化空間，也因此加深了上海文化的影響力。

商務印書館的文化經營，亦可從一個切面，觀察以上海為中心展開的區域性、全國性文化交流與合作。商務印書館不僅擁有一支高水準的編譯隊伍，而且十分積極與各學術機構、學術團體的合作，取長補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商務與許多大學、研究機構合作出版的工作也漸次展開。1916年新文化運動正式展開的時候，商務已經把出版的重心由教科書、工具書的出版轉到學術著作的出版。這一年，張元濟的老朋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為商務和北大的合作創造了契機。商務繼而與全國許多大學和學術團體展開了合作。當時北大處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商務在南方執中國出版業牛耳，一南一北，雙方的合作可以說是互相倚重，合作範圍十分廣泛。商務利用其社會關係，為北大物色、推薦教職員。留英學習化學的陳聘丞即通過張元濟的介紹進人北大任教。北大委託商務代購外文圖書，由北大消費公司和商務北京分館籤訂購書合同。北大教授採集標本，受張元濟委託，也為商務採集一份，供商務製作標本用。1918年7月，張元濟在北大與教授們座談，中心議題就是由商務出版北大教授的講義。第二年初，蔡元培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學）、張元濟代表發行人（商務印書館）正式籤訂了《北京大學月刊》的出版合同，規定：

(一)編輯事務，由著作人任之，印刷、發行事務，由發行人任之。

(二)用三開本。每年十冊，每冊以十萬字為率，約一百頁。每冊定價三角。所有製版、印刷、工料及廣告等費，由發行人代墊。

(三)銷數不滿二千部時，所有損耗，由發行人擔任。如滿一年後，尚銷不足數，發行人得將雜誌中可以單行者，另印單行本，以冀抵補。銷數滿二千部以後，如有餘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發行人得十分之四。

(四)外間廣告，由著作人經手者，照廣告定價，以十分之五付給發行人。其由發行人招致者，概為發行人所有。

(五)稿本用紙，每行字數，須與版式一律。如用夾注、或說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圖、或附表、及所用圈點符號，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繕成正稿。圖稿務須按照適定尺寸，繪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為難之處，發行人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須於兩個月以前，寄交發行人。

(六)紙價漲落無常，估計成本，照市價計算。出版時，發行人應寄五十冊交著作人。

另外，北京大學教授撰寫的講義和專著，也大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如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陳大齊的《心理學大綱》，徐寶璜的《新聞學大意》，陶孟和的《社會與教育》，胡鉤的《中國財政史講義》，陳映璜的《人類學》等等。有的列為「北京大學叢書」，有的由蔡元培具函介紹。如1919年12月，經蔡元培介紹，商務印書館曾以200銀圓代價購印了劉半農的《中國文法通論》。

1920年10月，商務還請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組織編譯《二十世紀叢書》，這套叢書後來易名《世界叢書》出版，共25種，內容涉及政、經、哲、教育、美術、小說、戲劇等方面。1920年代後期，商務還出版了一套由蔡元培主編的《新時代史地叢書》，介紹各國社會狀況，後納入《萬有文庫》。與北大的合作提高了商務出版物的質量和聲譽，北大也通過商務的傳播將其教學成果和學術進展更廣泛地推向社會。

商務與民間學術團體的合作以與尚志學會、共學社和中華學藝社的合作最為密切。商務與尚志學會聯合推出了《尚志學會叢書》，介紹西洋近代名流派的哲學若作，對「五四」以來的中國學術文化產生了很深的影響。而共學社與尚志學會這兩個團體具有某種親緣關係，尚志學會由蔡元培、範源濂、林長民、張東蓀等發起，共學社發起者為梁啓超、張元濟、蔣百裡等，成員大多屬於研究系。出版高質量的學術著作，與大學、學術團體的合作是商務的出版事業獲得巨大成功的經驗所在。通過這些合作，使商務的出版從教科書到學術新著的轉向切實邁開了步子。這樣做，不僅大大拓展了經營業務；而且，出進一步提升了商務印書館的文化品位，增強了他在出版界乃至整個文化界的影響力。

1923-1934年，商務印書館推出了兩套著名的「文庫」：「東方文庫」（1923-1924）和「萬有文庫」（1929-1934）。「東方文庫」共計120多冊(小冊子開本)，「萬有文庫」則前後兩集共出1800餘種、4000餘冊，文庫的作者都是赫赫有名的，包括學院和非學院的知識人，像蔡元培、胡適、李石曾、吳稚暉、楊杏佛等。通過這樣一種合作的方式，商務印書館對於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製作與推進突破了企業本身的局限，同樣完成了地理與空間意義上的超越。他們集合了當日中國最頂級的一批學者，繼而依託市場的力量，將這些學術成果推向全國乃至世界。由商務出版的各類學術著作不僅成功地造就了上海作為學術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且也使得上海文化具備了一種前沿的、世界性的意義。

以上海為中心的互動與交流還有許多其他的表現形式。比如二三十年代世界著名文化人士的訪滬，同樣造就了並拓展了上海多元文化中心的地位。1919年杜威由胡適陪同訪問上海，受到上海知識界的熱烈歡迎。杜威在上海連續發表了題為「實驗主義」和「平民教育主義」的演講，在上海的知識界產生了熱烈反響，「一時青年思想頗受其影響」。1920年，羅素訪華，在上海發表了《中國宜保存故有之國粹》、《社會改造原理》、《教育之效能》等演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掀起了一次新的高潮。1923年愛因斯坦訪滬和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赴滬講學，都在上海的知識界、文化界激起過熱烈回應，並且影響遠遠地溢出上海一隅，成為全國範圍內熱議的文化大事件。這些國外著名文化人士的訪滬，帶來了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上海文化界對於世界文化的認識。也就是在這樣一種自由、開放的互動氛圍中，上海在中國現代文化的構建中取得了一種前沿性的地位。

上海這個文化大都市不僅擁有繁盛的創造力和強大凝聚力，並且在此基礎上，文化的前沿性亦使之具備了一種發散性的意義。文化的傳播以及傳播後的反哺，這對於文化中心地位的構建和強化都有著複雜、深遠的意義。

四 餘論：無處不在的市場

以市場為中心的文化經濟的構建是本文所討論的中心內容，濃厚的商業文化氛圍和成熟的經營機制是構築1920、30年代上海文化繁榮的最基本要素。上海之成為文化中心，人文環境、租界因素、經濟政治條件外，主要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在形形色色關於海派文化的論著中，「商業」、「資本」與「消費」總是不時出現其中，包括民國年間的文化人對於上海文化的理解，如周作人所形容的「上海氣」，是由洋人、買辦、流氓與妓女共同創造的文化；魯迅關於海派文化歸根結底是一種商業文化的歸納；甚至象陳獨秀有關於上海文化的激烈言辭：「上海社會，充滿了無知識利用奸詐欺騙的分子，無論什麼好事，一到了上海，便有一班冒牌騙錢的東西，出來鬼混」、「覺悟，愛國，利群，共和，解放，強國，衛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詞，一到上海便僅僅做了香菸公司、藥房、書賈、彩票行的利器」等等。凡此種種，即便是這些對商業文化的貶意、嘲諷或強烈批判，也不得不承認，正是這種商業與市場的力量促成了上海在五四後期逐漸奠定的文化中心地位。在諸如「資本勢力」、「騙錢」、「金錢萬能」等語彙的表象底下，是市場所擁有的一種無比強大的改造力量和動員力量。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波德裡亞有關後現代文化理論的一個既定論點出發，儘管就消費與大眾傳媒建構起了一套批判性的文化理論，但在其名著《消費社會》中，波德裡亞仍在一開始便明確指出，「消費是一種積極的關係方式（不僅於物，而且於集體和世界），是一種系統的行為和總體反應的方式。我們的整個文化體系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聯繫到近代上海的文化市場，也完全有理由將消費與商業理解為一種正面的、建構性的因素。二十世紀的海上繁華，由最初對各種物質現實的感知到對於精神內蘊的體驗，文化市場的貫通其間是功不可沒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文化的興盛，文化經濟與消費主義、市場與城市物質生活的細節，共同締造了「大上海」的摩登時代。

（本文選自《上海學》第一輯）

END

沈潔，江蘇常州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社會史、思想文化史，目前主要從事甲午至北伐時段內的知識、政治、族群研究。已出版專著《1912：顛沛的共和》，另發表《「反迷信」話語及其現代起源》《科舉、功名與清末民初知識人社會》《作為「樞紐」的廟宇：1920至40年代村落場景中的「現代」與「國家」》等論文5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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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編輯：樊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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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張毅 郭子璇

來源：「上海學」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