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新詩批評與新詩相伴而生，甚至略早於新詩。五四文學革命前兩年，胡適在美國綺色佳、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就和他的留學生朋友任叔永、楊杏佛、梅覲莊等反覆討論如何改革中國文學及作新詩的問題。正是在「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往復切磋、爭論中，胡適逐漸明確了「白話詩」的概念，對新詩的語言、形態、作法有了清晰的認識。這種中西交錯的語境、新舊爭論、通過重審傳統以求新的可能的狀態，正是新詩發生的基本場域。這些富含學理思考又不乏少年人意氣的書簡、應答詩，成為現代新詩批評文本的最初形態。由此，現代新詩批評踏上實踐之旅，展開了它的建構過程。
中國化的追尋
現代新詩批評發展的過程，也是它在現代文化、現代文學的實踐場域逐步獲得自身專業性的過程。對外，新詩批評要不斷設想新詩可能展開的願景、引導新詩前進的方向、解釋新詩取得的成績、指出新詩出現的問題。它是新詩發生發展的孿生話語，新詩的目標、問題往往也是它的目標、問題。向內，新詩批評須不斷完善自己，有一股強烈的向心力帶動它找到自己的作業對象、方法、目標。在現代文化「分科化」的進程中，新詩批評要糾正自己模糊、零散的面貌，逐漸轉變為獨立的知識體系、話語範型。為此，現代新詩批評不惜向西方借力，搬用西方詩論資源、話語，輸入歐美文學、哲學的主義、方法，西方詩論、詩學中的絕對觀念、實證和分析方法也滲透了進來，一度成為現代新詩批評走向現代、科學的主要內涵。
冷靜省察會發現，其實中國化的願望自一開始就深藏在現代新詩批評的腠理。以胡適為代表的現代早期新詩締造者本來就是將新詩、新詩批評置於革新文學、「再造文明」乃至「東方的文藝復興」的大框架中來嘗試、培育的。五四新文學作家在形成「世界主義」觀念的同時都抱有「中國本位」的理想。聞一多一面讚揚郭沫若《女神》的「時代精神」，一面尖銳地批評他詩中的「鳳凰」是天方國的「菲尼克司」，而非中華的鳳凰。聞一多急切地追問：「我們的中國在那裡？我們四千年的華胄在那裡？」在精神的深層，他相信中國文化精神是「韻雅的」、美麗的。朱自清是有高度自覺意識的現代新詩批評家，他認為在傳統的「詩文評」向「文學批評」轉變的過程中，不單要做到「將一時代還給一時代」，更要做到「將中國還給中國」。朱自清分力於新詩批評，在促進新詩批評走向「分業」「系統性」的同時，一直在努力地「參用本國的傳統」。就連當時比較「西化」的葉公超，也在《論新詩》中借T. S. 艾略特的話說「文學裡也要有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民族化、本土性這些概念滲透在他一系列談新詩語言、文體的論文中。歷史地看，追尋中國性，最終建構起現代新詩批評的中國形態是現代新詩批評家、詩論家一個共同的隱而不彰的目標。這一訴求貫穿在現代新詩批評的實踐過程中。
傳統的影響
儘管新詩充滿了對「新」的渴望，批評家也認可這種求新的強烈衝動，但是新詩批評在話語層面上，遠沒有擺脫古典、傳統的影響，「新舊同臺，古今雜陳」是現代新詩批評話語的重要表現形態。在與西方、時代、傳統的三維牽拉中，對古典詩歌、詩論話語的顧視往往帶來一種持久的張力。新詩批評話語一直保持了對傳統的開放姿態，並沒有把自己禁閉在現代的單向維度裡。
胡適標舉「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倡導創造活的「新文學」，推翻「死文字」「死文學」，同時又在中國古典詩歌的長河中「以史代論」地釐出了一個「活文學」「白話文學」的譜系。他喜歡古代歌行、杜甫和白居易的平易暢達以及宋詩的某些作風。齊梁詩賦、李商隱的雕琢晦澀是他所不喜歡的。胡適在言說新詩時，既排斥又利用古典詩歌、詩論話語，態度是雙重的，所不同的只是對傳統內部不同資源、路數的選擇。這種態度很難用「古為今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簡單概括。
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為了給湖畔派幾位少年詩人的情詩一個地位，特別說到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詩，這是因為他明白，新詩地位的給定或意義的賦予，要在與傳統的比照中才有可能實現。說李金髮的詩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來卻沒有意思，仿佛大大小小紅紅綠綠一串珠子，藏起了串兒，得讀者自己串著瞧。明眼人可以看出這是對南宋張炎《詞源》中「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說法的現代翻版。後來卞之琳「小處敏感，大處茫然」的說法以及廢名對林庚、朱英誕等同人詩歌的界說，都不同程度地移用、衍化了張炎的話頭。甚至批評家對初期新詩喜歡「說理」的判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傳統詩論中「唐宋之爭」的潛在影響。
在現代新詩批評的場域裡，批評家對古典詩歌、詩論話語或正向徵引，或反向利用，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出於潛意識的需要，都表明現代詩歌在新舊這一焦點上糾纏的複雜性。雙重話語蘊含著雙重視野。傳統不是簡單地向後看就可以遇見的，是向前走迎面撞上的，對現代的實驗愈深入，對傳統的需要就愈迫切。
方法論的自覺
20世紀30年代以後，現代新詩批評家在追求中國性的實踐中，有了方法論的自覺。有感於現代派詩歌文本的晦澀難懂、讀者與詩人之間距離日益拉大的現狀，朱自清率先開啟了「現代解詩學」（孫玉石語）的嘗試。他吸收了以瑞恰茲為代表的英美新批評的一些觀念，但明顯可以感到他用以接受西方理論的那雙手仍然是中國的。他特別拿來朱熹的話，「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巧妙地切中了文本細讀的關鍵，抓住了在文本肌理和意義旨趣之間求得細密連接這一核心。在「解詩」實踐中，他以林徽因《別丟掉》、卞之琳《距離的組織》等作品為例，細微謹慎地拆碎文辭表達意思，又苦心地逗攏在一起。「現代解詩學」的方法呼之欲出。我們在「現代解詩學」的方法中，既可以看到「知人論世」的因子，比如把《別丟掉》定義為「愛情詩」，又可以把捉到傳統註疏的因子。朱自清特別注意訓釋難解的字詞的意思、意味。中國古典的詩話、詞話，尤其朱熹的《詩集傳》是他特別熟悉的。他將中國的方法鹽溶於水般地放進了現代新詩批評的實踐中。
再如梁宗岱對象徵主義思潮、觀念的解說。他不僅認為「馬拉美酷似我國底姜白石」，而且拿中國詩學「悟」的情形來理解象徵主義的「契合」：「我們內在的真與外界底真調諧了，混合了。我們消失，但是與萬物冥合了。」「在那一剎那間，互相點頭，默契和微笑。」特別剔出了法國後期象徵主義對數理邏輯清晰穩固性的迷戀，用中國的心性和方法來接收異域的資源，轉而又給正在興起的中國的象徵派輸入養料。從梁宗岱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莊子的「心齋」「坐忘」，禪宗頓悟時對「空」的境界的把握，以及儒家「省察」與沉思的作風。
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九葉派詩人唐湜等人仍在借莊禪美學理解「意象」。此外，大量的評述詩人、詩作的批評文本，都不同程度、或隱或現地綜合運用了註疏、感悟、評點、考證等中國傳統批評方法。西方的刺激，服務於現代新詩解釋、評判的需要，重新釋放了中國詩歌批評方法的活力，也促進了古典方法向現代的合目的的轉化。
可以看到，西化的迷狂退潮以後，新詩批評家增強了本土意識，能比較從容而靈活地運用中國詩歌、詩論話語言說中國現代詩歌了。他們注意避免盲目地搬演西方詩論觀點、術語，也有意矯正西方詩論文章由一點說開去、層層分析展開，最後得出固定結論的模式。他們戒除詩歌批評的冷酷、固執和缺少人情味，在對詩歌的感悟、話語的採用、方法的選擇上均流露出中國神採和韻味。
（本文系廣東省社科規劃學科共建項目「『廢名圈』詩人群文學活動考述」（GD16XZW0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嶺南師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程繼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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