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件中的謠言傳播進路研究——一項基於NC市XH事件的紮根研究

2021-01-08 國際新聞界

李春雷,廣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

雷少傑,通訊作者,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社會底層青年群體心理極化的傳媒幹預研究》(項目批准號:16BXW002)的階段性成果。

風險社會中,謠言成為群體行為中最為普遍的現象之一。「社會抗爭最明顯的特徵在於具有清晰的抗爭劇目,而在所有的抗爭劇目中,謠言因其普遍性成為了抗爭的主劇目」(郭小安,2013)。並且,由於新媒體的介入,「重大突發事件與以新科技作為活躍載體的謠言產生了捆綁效應」(王燦發,候欣潔,2012),因此,其複雜的傳播機理使得事件極易走向風險化與失控化。如何有效地審視公共事件下的謠言傳播則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本文通過對公共事件的實地調研,以紮根理論為研究方法,對調研文本採取了三級編碼與登陸,旨在釐清公共事件中謠言傳播的獨特進路與傳播邏輯。本文懸置了已有學術框架下的謠言傳播研究,在對備忘錄及調研報告進行反思的基礎上,調研組獲得的啟示是:需將公共事件中的謠言研究置於中國本土情景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之中,公共事件下的謠言傳播具有一套獨特的傳播機制與邏輯,需要用底層視角重新考量謠言的多元維度。所謂底層視角,即在充分考量底層群體的資源獲取上,理解其對所謂謠言的認知判斷及其傳播邏輯,將其看作為一種公共事件下的底層傳播話語,這種特殊話語凸顯了他們對謠言的認知維度及價值判斷。

事件回顧與樣本分析

本文所要研究的對象是一起由環境安全隱患所引發的公共事件。該事件發生在NC市所轄鄉鎮下的居民樓盤XH新城,XH新城作為該市「剛需房源集中地」從而成為了一個新近開發的居住區,由於缺乏完善的基礎配套設施以及成熟的周邊商圈,該小區的房價要普遍低於該市商品房售價,較低的房價吸引了來自周邊縣市地區的務工人員以及當地的低收入群體。因此,單從資源獲取層面上考量,該地區的居民在某種程度上是弱勢的。此外,XH新城毗鄰其他區縣,與行政中心相對疏離,按居民的話說是「三不管地帶」,從而被當地小區居民看作是被遺忘的角落。因此,當地居民普遍認為XH新城不受重視。

2015年6月1日,NC市XH新城業主聽聞一大型天然氣項目將在小區附近的空置場地動工:NC市規劃局提出擬將「(NC市)QYP區天然氣綜合站置換至XH新城」。項目選址就在該居民區附近,此消息甫一發出,旋即引起了小區居民的恐慌。在其公示期間,XH新城業主為抵制氣站項目上馬,紛紛在QQ群、微信群以及XH論壇等業主社交網站奔走相告,並相約走上街頭「集體散步」。在多次網絡「陳情」未果後,為了顯示自助決心,該小區居民先後在昌南大道、省政府門口靜坐協商。此舉使得公安幹警快速介入,隨著事態的失控一度造成了局部的緊張態勢。與此同時,坊間流傳著各種關於天然氣站及其危害的小道消息,一時間謠言四起,加劇了XH居民的恐慌情緒,並進一步致使事件發酵與升級,直接導致了當地群眾與基層政府的衝突,使其最終演變為一起公共事件(以下稱XH事件)。XH事件從醞釀到結束先後持續了數月。而在此事件中,謠言導致的恐慌情緒直接促使了XH事件的爆發。事件的發生迅速引起了當地基層政府的關注,在雙方反覆交涉下,最終以當地基層政府的妥協以及「天然氣置換項目」的另行選址而結束。對此,調研組對該事件進行了長達半年的關注。

本文選取XH事件為研究對象主要出於以下考量:其一,此次事件關乎三十多萬XH新城業主的切身利益,且自助行動持續數月,事件影響範圍大、持續時間長、涉及多方主體,是一起典型的公共事件,具有一定的學術研究價值;其二,此次事件距天津塘沽爆炸事件僅隔數月,這起重大安全事故喚醒了XH業主的風險意識,在集體記憶的作用下,其與XH業主的綠色行動形成了聯動與共振,因此,事件在具備典型性的同時又具有複雜性;其三,謠言傳播現象十分凸顯,不同於以往的悲情敘事,作為一種突生話語,XH事件是底層群體樸素的話語表達,具有一套特殊的動力機制。基於此,本文將XH事件作為研究對象,試圖進一步廓清謠言的傳播邏輯與社會意涵。

研究方法

以往公共事件的謠言研究往往採取量化的研究路徑,常常聚焦於統計數據而忽視了情境與意義。因此,本文將在深度訪談的基礎上,以紮根理論為研究方法對研究對象展開考察,力圖全面均衡地觀照整個事件。

(一)紮根理論

紮根理論的過程旨在發展一套完整的概念,為正在研究的社會現象提供全面的理論解釋。不同於其他研究方法,該方法倡導懸置已有的研究框架和學術理論,紮根於文本,「從現實資料中提煉出概念,然後把相似概念歸納為範疇,通過核心範疇的湧現和逐步歸納,得到核心範疇,從而形成理論」(Glaser & Strauss,1967:10)。

紮根理論主要運用開放式編碼、主軸式編碼、選擇式編碼三步對文本進行登陸,挖掘出文本的主要範疇及核心範疇並開發故事線,進而得出基於文本的紮根理論。具體編碼步驟如下圖1(Pandit & Naresh,1996)。

如圖所示,紮根理論的第一階段通過深度訪談最大限度的佔有文本資料,對訪談文本進行逐句編碼並進行標籤化處理,以凝練每句的核心意思。在此基礎上,對意思類同的句子進行合併同時給予一個概念,對於有關聯性的概念則進一步範疇化。第二階段則運用典範模型(表2)歸納出問題的主副範疇。第三階段則通過對主副範疇進行思考,發現可以說明事件的核心範疇,並明確一條故事線。

(二)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作為紮根理論的一部分,是開展紮根理論的前期工作。因此,待事件「穩定」後,調研組於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先後六次前往事發地及其周邊村莊對其進行了長達五個月的實地調研訪談。本次田野調研地點主要集中在事發地以沿FH路、BYH路、JS二路以及HJ路兩橫兩縱所形成的FYCH小區、JLXH城小區以及LMXH壹號小區及其周邊商鋪、廣場;由於2016年1月該地區又出現了反對建造陵園事件,該事件與XH事件的又一次爆發具有深度的勾聯關係。因此,調研組對擬建陵園所在地的BJ半島小區、BJ半島御河灣小區、LG國際城及其周邊的大洲村、小洲村進行了實地補充調研。

為了使得深度訪談有效進行,在事件發生之後,課題組嘗試與當地群眾進行線上接觸並取得其信任,通過多方聯繫與滾雪球的方式發展了多名「線人」。調研組分別選取了3名新聞記者、4名基層民警以及5名XH業主參與線下訪談,他們由於親身經歷過本次事件故作為重點訪談對象。配合半結構式的訪談提綱以及現場補充提問的形式,調研組分別對其進行了一對一的深度訪談與集體座談,每次訪談均不少於60分鐘。此外,對事發地周邊的FYCH小區、JLXH城小區以及LMXH壹號小區居民進行了偶遇抽樣與隨機訪談。對於事發地的周邊鄉村,調研組亦進行了大量入村入戶的田野調研。為確保訪談準確高效,調研組在深度訪談前進行了多次研討與頭腦風暴,根據相關主題及所搜集到的材料,不斷加入與剔除訪談問題,設計了多個關聯性的話題,擬定了面向不同對象的訪談提綱。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數據的整理與歸納,調研組在每次訪談結束後隨即撰寫訪談備忘錄以及調研報告,通過備忘錄與調研報告不斷發現新的問題,調整並用於下一輪的訪談。本次參與訪談群眾共計40餘人,包含了不同年齡階段(20-70歲)和性別的受訪者。訪談對象均具備獨立的邏輯思考與判斷能力,因此,調研樣本具有較高的有效性與可靠性。

XH事件的紮根分析

調研組經過六次的實地調研與訪談,當訪談內容不再產生新的概念與範疇後,訪談內容達到飽和。經過文本化過程、剔除無關內容等「標準化」的文字整理後,調研組獲得一手調研資料共計5萬餘字的文本材料。深度訪談所獲得的材料將進一步用於紮根理論的三級編碼與建構理論。

(一)開放式解碼

開放式解碼是三級編碼的第一步,是按開放原則對文本進行逐句登陸賦予摘要與概念,通過摘要之間相互比較的差異性與相似性,對現象摘要標籤化的過程。開放式解碼的目的是從大量訪談資料中歸納總結相關概念,尋找概念間的聯繫並將其打散、揉碎、聯合為不同範疇,為下一步範疇化做準備。

調研組通過對訪談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在排除幹擾信息與無效信息後,最終篩選出184條現象摘要,按照同一歸納的原則提取出27條概念(類屬)。概念是紮根理論中最基本的分析單位。此過程中,所引入的每一個概念都被看作是暫時性的。當某個概念在數據收集中以顯著性的形式存在並且被證明與現象的相關性具有持續性的契合時,為保證理論與現實具有一致性或相容性,概念將被保留下來。在數據整理過程中,將本案例訪談者的錄音訪談資料轉換為文本資料並記為「ax」,對每一句話語或段落進行精簡扼要的概括,提煉出本句(段)的中心主旨並同樣標記為對應的「ax」形成現象摘要,其目的是從繁雜的文本中提煉出有效的信息。在形成現象摘要之後,進一步對所有的摘要進行抽象,並在抽象的基礎上將某類具有相似意蘊的摘要進行概念化,本文記為「Cx」。通過對訪談數據的開放式編碼,最終得到27個概念,記為C1-C27,如表1。

範疇化是概念化的進一步延伸與深化,按照內在關聯與邏輯,調研組將27條概念進一步整合,最終得到12個範疇,記為D1-D12,如表2。

「開放性解碼的目的在於指認現象、界定概念、發現範疇、也就是處理聚斂問題」(奎因巴頓,1990/1998:38)。開放性編碼是一個不斷抽象的過程,如圖2。

本案例開放性解碼如表3所示。

(二)主軸解碼

主軸解碼是通過因果條件、現象、脈絡、中介條件、行動策略、結果典範模型(見表4)將所得概念與範疇(類別)聯結在一起,試圖找尋回應核心問題的側面維度。範疇化是紮根理論的重要步驟,為理論的整合提供了路徑。文章通過對所得概念進行進一步的整理,運用典範模型歸納出3個主範疇:意義內爆典範模型、關係驅動典範模型、群體動力典範模型,詳見下文表6、表7、表8。

(三)選擇性解碼

選擇性編碼是編碼過程的最後一步,是所有範疇圍繞核心範疇進行統一的過程。「把它系統地和其他範疇予以聯繫,驗證之間的關係,並把概念化尚未發展完備的範疇補充完整的過程」(王迎軍,李志剛,2007),旨在挖掘核心範疇,並形成一條完整的故事線。根據前兩步的解碼結果,將提取的概念和範疇進行整合。並且,對三個主範疇和相應的副範疇進行思考,對核心問題不斷追問。調研組發現可以用「謠言內爆——外爆動力機制」(如表5)作為核心範疇統合所有概念與主範疇,得到故事線。

事件故事線:XH居民由於長期的低度安全感對周邊的安全隱患極為敏感,尤其在天津塘沽事件被大量報導以及不久前剛剛抗議陵園項目「地下千秋園」的建設後,當地居民對周邊的大型項目時刻保持著一種警惕的心理。此外,由於此前購房時的一些承諾未能兌現,居民對當地基層政府普遍懷有某種微妙的心態。「一開始他們在售賣房子的時候,那裡是規劃建一個溼地公園的,後來開會,市政工程把天然氣站項目遷到這裡來了」,這種期望帶來的落差感進一步加劇了居民的相對剝奪心理。在遭遇氣站項目的上馬以及可能面臨的風險隱患時,各種關於氣站的坊間新聞被不斷製造出來,在網絡媒體的助力下,消息的本來意義遭到了扭曲變形與誇張再造,小區的天然氣項目被當地居民戲稱為「小區附近裝了一個定時炸彈」(a67)(a83),在業主QQ群中,許多關於氣站汙染環境、危害健康的小道消息被大量傳播。在熟人關係的加持下,大量信息的真假邊界開始變得模糊不清,真與假的界限消失了,謠言開始內爆為一種超真實體驗。當謠言話語不斷被熟人圈子製造出來時,其逐漸演化為一種輿論景觀。因此,越來越多的XH業主開始參與到自助行動中來。在這種群體動力與關係圈層下,謠言經過了由內爆到外爆的過程。

正如格拉澤與史特勞斯所提請人們注意的,不管研究的問題多麼微觀,更廣泛的結構必須被加以考量,「對一個事件的考量不應局限於對中心利益現象立即產生的條件,影響這一現象的更廣泛的條件包括:經濟條件、文化價值、政治趨勢、社會運動等等」(Corbin & Strauss,1990)。因此,在謠言的形成過程中,調研組亦考慮了XH新城居民的社區環境及其與當地基層政府的關係,相應的社會結構與集體記憶亦被納入到了考量範圍。

基於紮根理論的謠言傳播邏輯與傳播進路

公共事件中的謠言傳播雖然顯得雜亂無章,但其卻遵循著一定的傳播路徑,有著獨特的傳播邏輯。在本次事件中,謠言傳播具有由內往外、由點及面、線上線下、層層擴散、相繼外爆的傳播特點,即內爆——脈絡——外爆的傳播進路;謠言的話語屬性亦漸次經歷了從想像性真實演變為超真實,進而再被建構為景觀真實的三層轉換,並且,謠言傳播的階段與謠言的話語屬性呈現出一種相互對應的關係。

(一)元動力:邊界消解與意義內爆

在鮑德裡亞(Jean Baudrillard)看來,內爆是由模擬與仿真所製造的超真實建構起來的,「是對原因模式、決定的差異模式及其肯定與否定的控制的吸收,這是意義的內爆」(Baudrillard,1995:31),內爆是邊界和意義被抹除的過程。本文通過紮根理論三級編碼發現謠言在傳播過程中顯得真假難辨,甚至出現了將官方消息當做是虛假的,而公眾的「內部消息」被認為是確證的這樣一種真假倒置的現象。除此之外,更為常見的是真實與虛假的邊界消融,這種情況亦暗合了後真相時代下的信任邏輯。本文遵循了「奧卡姆剃刀」的簡單有效原則,借用了鮑德裡亞的內爆概念用以歸納相關範疇,如表6。

如表6所示,在XH天然氣項目立項公示之時,正值天津塘沽爆炸不久,其所引發的災難性後果給公眾留下了深刻的集體記憶,亦增強了公眾的安全意識,公眾的鄰避心理得到進一步的凸顯。此時XH新城業主得知一大型天然氣綜合服務站選址在其小區附近,且該項目將在公示後立刻上馬,恐慌情緒迅速彌散於XH業主之間。在此期間,各種關於氣站建設及環境汙染、安全隱患的「可靠消息」與「線人情報」不斷地在當地的社區論壇上流傳,並持續向其他網絡場域輸出,由此產生了大量文本的模仿與互文。其信息傳播之快,流布範圍之廣,不僅僅因為該項目是事關30萬居民的大事,還因為「一般中國老百姓是這樣的,只要關係到自己利益,就不會管其他的一些東西的。他們做出這種行為肯定是為了擴大影響引起領導的關注。」在新媒體碎片化傳播下,由媒介營造的虛擬真實與符號真實構成了獨特的傳播環境,因為「居民也沒有必要去捏造假的事實」(a34),所以「相信大家說的話」(a117),因此,謠言具有超高的可信度,其意義開始內爆。在大量高強度的信息環境下,XH居民產生了「超真實」的錯誤認知,即坊間的各種流言與小道消息是確信可信的,甚至比官方信息還要可靠。其次,「對於小道消息,居民就一句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哪怕他說的是假的也會相信」(a13),由此,真實與虛假變得模糊不清,XH居民對謠言具有一種單一維度的認知。因此,真假邊界的消解與意義內爆使得謠言具備了傳播的元動力。

(二)節點與脈絡:關係驅動與圈層交往

現代化過程中,傳統的社會形態開始接受多元的改造,網絡社交媒體能夠賦予其更多的可能。然而,難以忽視的是,當下的中國社會依然保持在傳統的交往框架之下,「關係」的維繫仍舊是人們交往的前提。因此,網際網路的出現只是豐富了「差序格局」的實踐方式,人們的關係傾向於更加多元化與虛擬化。因此,公眾的交往邏輯依然取決於線上、線下的關係與圈子,在這種邏輯下,關係驅動下的圈層交往成為了謠言傳播的主要節點與脈絡,充當了謠言傳播的中介。

如表7,在XH事件中,在低度安全感下,圈子成為了小道消息的集散地。基於公共事件下,以往鬆散的業主群體會迅速結盟以抱團取暖爭取權益。這種結盟有其外在的現實因素與內在的心理動因。XH新城雖然在人數規模上達到30萬,但因其為規劃不久的居民集中安置小區,因此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後,只有一條通往市區的公交路線。「地鐵、公交都沒有照顧到XH居民」(a10),醫院尚在建設,周邊的文娛設施較為缺乏,且常常遭遇停水斷電,XH被當地人自嘲為NC市的「貧民區」,居住於此的居民積憤已久,「對新城的照顧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那樣」(a11)「建一些好的東西就不想著我們,就把天然氣站這些東西建在我們這邊,感覺政府好偏心」(a54)。在這種情況下,為爭取「生存」權益,XH居民只能選擇抱團取暖,自助圈子由此形成。因此,在超真實的謠言信息環境下,依靠強關係驅動的傳播網絡漸次形成。在網絡媒體的載動下,消息開始從親朋鄰裡擴散至眾多的網絡在線社區,形成了消息與關係的策源地,去中心的自助組織雛形逐漸開始形成。「民眾其實自己也是有組織的,像QQ群相互維權這樣的組織,然後大家一起討論這個事情」(a157),只要「有一個苗頭,就在QQ維權群,他們會在裡面發布實時的狀況,而且還會號召一些人聚集起來」(a166)。以XH居民為主體的XH論壇因地緣紐帶因素因而具備強大的「網民」吸附能力與傳播效能,基於危機而達成的聯盟關係使得每一個人猶如中心「石子」,不停地與外圍發生聯繫及交換信息,而謠言則以各種形式與版本流傳於「熟人圈子」中,在每個人互為中心的網絡空間中,謠言信息呈現出液態化的傳播形態,即四處擴散、細密滲透、靈活有勢。

(三)外爆:集體記憶與群體動力

集體記憶對集體行為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許多公共事件形成的集體記憶成為了後來者所參考的對象,「集體散步」是自助者所採取與「學習」最多的行動之一。而謠言亦成為「集體散步」的副產品被借鑑下來。另外,塘沽爆炸事件的震撼性給當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集體記憶,他們對可能帶來重大安全隱患的事件還未能脫敏。在這兩種記憶的共同作用下,群體性的轉發動力使得大量謠言被不斷複製、再生與傳播,形成「外卷化」的信息環境。在謠言不斷繁殖擴張下,謠言開始外爆,外爆是一個快速生發的過程。

如表8,XH新城位於NC市DX鄉,毗鄰該市QYP區,然而其所在區域比較特殊,「這邊還是屬於NC縣,還不是屬於區(管轄),得不到政府、市裡部門的關注」,按XH業主的理解是「屬於三不管」的地方,基礎建設相對落後,「(基層)政府對象湖新城的照顧度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那樣」(a11)。當地居民對本地基層政府充滿失望情緒,具有一種塔西佗陷阱效應。因此,對於基層政府,XH居民一貫保留著抗爭的心態。對於基層政府的停工承諾,居民不僅要「看到實實在在的紅頭文件,並且加蓋了市政府的章」(a24),還要「看到原本要建天然氣站的地方沒有動工,是沒有動靜的才相信」(a25)。這不僅是因為之前「有過類似事件發生,對於XH民眾具有參考性意義。比如NC鋼鐵廠改制事件、PZ建核電站事件等,這類公共事件都可以作為XH民眾參考的對象」(a152),以往的公共事件亦加深了這種偏見。並且,天津塘沽爆炸餘溫未退,這種交錯的危機感與不信任感時刻縈繞在居民心中,很多人表示「我聽到別人說成天津那樣,我也覺得危險」(a30)。因此,為了應對項目的上馬,謠言或許是集體記憶下的無奈之舉,在新媒體的參與下,輿論資源被調用到動員過程中,並建構了合法性,使得更多的XH居民參與到自助行為的集體中,從而促進了XH居民的集體「生態自覺」,導致了XH事件的發生。

底層視角下謠言傳播的進一步審視

公共事件中的謠言傳播具有樸素的情感色彩,調研組在通過對備忘錄、調研報告以及所形成的紮根理論進行仔細審視後,得出的階段性發現是:公共事件中的謠言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反對權力精英的社會資本,但獲得的一手材料更加傾向於將謠言看作是弱勢群體自救狀態下所激發出的樸素表達,謠言的傳播並非是對基層權力的對壘,而是一種生存倫理上的集體無意識,即在本土語境下,公共事件中的謠言具有一種集體自助性質。

在公共事件尤其是環境事件中,謠言很有可能經歷過由想像到話語再到景觀的持續循環過程,一手的田野材料能夠說明的是:作為謠言傳播的邏輯起點,由媒體所中介的公眾將事件的前置想像判定為真實,這亦是在公眾的心理圖示中完成的,以作為一種自我傳播的過程與結果;在這種確信之下,由此產生的各種謠言想像被大量投遞到虛擬社區與關係圈層之中,並以此製造話語,此為一種群體協作性質的傳播;在話語「社工」的生產與搬運下,謠言被編織展現在公眾的觀看視角之下,在大眾傳播中被建構為一種話語景觀,此時,哪怕一個簡單的「觀看」與「說出」的動作都是對景觀的一種生產。謠言作為一種想像、話語與景觀,更是一種「想像的話語景觀」。

(一)謠言是一種真實的想像

在XH事件中,公眾的自助行為一度造成了局部性的結構緊張與衝突,以微信為代表的新媒體被賦予了新的使命:聯盟者的家園。在強關係驅動的圈層交往中,任何關於天然氣站的相關消息都會被認真對待,「比如建多大的、建在哪裡,建在離我們小區遠不遠啊,這是我們最關注的」(a40),由於大家都認為謠言「基本上都屬實」(a21)。因此,當地居民選擇「相信大家說的話」(a117),因為「大家都是鄰居」(a108),基於「一種緊迫感」(a6),甚至連「那有些比較離譜、誇張的小道消息第一反應都會相信」(a61),在一種高度不安感下,一種由話語建構的想像真實代替了原有的真實。就像安德森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事實被說出的世界中,這些被說出的話實際上不是像人們認為的那樣,是不留痕跡的一陣風,實際上,不論他們的痕跡如何多樣,都會保留下來,我們生活在一個完全被話語所標記、所交織的世界中」(Foucault,1987:177)。

在XH事件中,謠言是基於特殊場景下話語想像的產物,如果我們移情式地理解其生存環境與信息環境,就不難覺察這種想像的合理性。謠言被想像成一種真實,其背後的邏輯在於官方信息的真空與小道消息過載導致的認知失調,更是塔西佗陷阱的深化。謠言被鑑定為真實的話語,具有超真實的體驗。

(二)謠言是一種樸素的話語資源

本次事件中,XH業主「即使查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但也不知道向哪裡反映,想去投訴都不知道要去哪裡投訴好,你去找政府,政府也不會理你」(a38),「因為他們沒有訴求的地方,社區可能是他們所說的地方,可是社區會怎麼回答他們呢,我會向上級部門反映,結果等了很久,什麼都沒有」(a39)。即使被接待,也是「安撫下,把情況記錄下,抽根煙、聊個天、喝杯水、坐一坐回去了,沒有什麼消息」(a165)。在這種情況下,「(基層)政府無作為,他們之前肯定是上報了,找上面反映了,但是解決不了。(基層)政府不管,訴求無門,訴求無門那我就只有以我的辦法來解決。以自己的方法解決」(a147)。XH業主對當地基層政府的拖延推諉感到失望,媒介報導亦以政府採取的口徑為報導框架,凸顯了當地基層政府的強勢話語,而作為一種對「權力的返還」,謠言被當作XH居民回應官方話語的無奈選擇。在獨特的「話語——秩序」生態下,絕大多數公共事件中的謠言亦是一種獨特的話語表達(程中興,傅芸,2012)。因此,材料表明XH事件中的謠言是XH民眾在環境危機中調用的話語資源,作為一種樸素的話語表達存在於公共事件之中。

(三)謠言是一種隱退的輿論景觀

仔細觀察不難發現,謠言亦包含了輿論的維度。XH事件中,謠言作為一種樸素的結構性話語,其亦包含了情感的表達,隱晦地顯示出了HX居民的集體情緒,這種情感的流露就是隱退的輿論景觀。之所以稱之為隱退,其指形式上的不在場,旨在揭示其顯性的政治維度的隱退與矯飾,而代之於情感。與此同時,經過「內爆—脈絡—外爆」的過程,這種集體情緒和謠言已然成為一種輿論景觀被呈現出來,「有很多人把從網上看到的直接摘下來放到群裡面去,但是有些人會在後面加一兩句子,居民自我補充信息,說這個怎麼怎麼嚴重」(a22)。在謠言傳播過程中,通過集體情緒形成的輿論環境迫使基層政府正面回應,從這一點來看,風險性的政治話語隱退了,而換之以謠言,然而兩者之間具有等價性。從田野調研數據亦不難看出關於項目建設的謠言揭示了XH居民對當地基層政府的看法,在訪談過程中,大部分居民表達了「認為政府偏心」(a54)、「不信任(當地基層)政府」(a71)、「(當地基層)政府不關心XH」(a78)的看法,這些話語最主要還是「發洩情緒」(a69),並促使當地基層政府介入。在參與處理事件的一位幹警看來,「老百姓的訴求真的好簡單,我接觸公共事件是真的接觸過好多」(a184),謠言無非是公眾的話語沒有得到回應,而採取的「弱者的武器」,是一種輿論的倒逼手段。

結語

理解謠言需要一種下沉的理論視角,從底層來觀照公共事件中的謠言或許不失為一種選擇,正如前文所述,只有以底層的視角來審視謠言,將其看作是底層的一種傳播話語才能真正體悟底層群體對待謠言的想法與行動。值得注意的是,從本次的紮根經驗來看,公共事件中的謠言在行動者身上極具張力,其可能具備一定的社會破壞力,更為重要的是,當仔細梳理其表徵與傳播邏輯時,不難發現其亦包含了一種隱藏的維度,在公共事件下,底層群體將謠言作為一種為數不多的可調用的資源。作為群體行動的機制,謠言在某種程度上包含著正向的傳播取向,其不但是一種主體間性的對話,亦是公眾表達集體意見、參與社會議程的「民間選擇」,因此,需要用不同的視角去觀照公共事件下的謠言傳播。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8期。

封面圖片來自網絡

本期執編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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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媒介化強調的是媒介潛移默化地、潤物細無聲地影響著我們對社會的建構,媒介不光作為一項技術,同時也是一種制度,甚至是生活方式,它們共同形成了一套「媒介邏輯」影響著我們的生活。這一理論和取向指向了當前傳播研究的一種範式——媒介化研究的出現。
  • 又是氣溶膠傳播!研究揭秘:阿根廷暴發安第斯病毒「超級傳播」事件
    在新冠病毒傳播讓人驚心的當下,不少「超級傳播」事件也引發了人們的關注。今天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上的一項研究,就描述了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間,阿根廷一個小村莊暴發的漢坦病毒肺症候群(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超級傳播」事件。
  • 新研究:防範新冠超級傳播事件 人群聚集應限制在10人以下
    新華社北京11月5日電 美國研究人員日前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超級傳播事件在新冠病毒傳播中作用巨大。研究人員發現,將聚集人數限制在10人或以下,有助於顯著減少超級傳播事件,進而減少整體感染人數。  在流行病學中,基本傳染數是指每名感染者平均可傳染的人數。
  • 新研究:防範新冠超級傳播事件 人群聚集應限制在10人以下
    新華社北京11月5日電 美國研究人員日前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超級傳播事件在新冠病毒傳播中作用巨大。研究人員發現,將聚集人數限制在10人或以下,有助於顯著減少超級傳播事件,進而減少整體感染人數。在流行病學中,基本傳染數是指每名感染者平均可傳染的人數。
  • 一文讀懂紮根理論的研究應用
    本部分以論文:在基於紮根理論的突發性網絡輿情演化影響因素研究為例,來具體闡述紮根理論的應用。第一,開放式解碼過程。在紮根理論研究方法的主軸解碼中,有一個重要的分析工具是典範模型,它通過將「因果條件—現象—脈絡—中介條件—行動/互動策略—結果」六個方面串聯起來,進一步將開放式解碼中所得範疇和概念關聯在一起,挖掘彼此間的聯繫,更有利於把握整個事件,同時為選擇性解碼選取出主範疇做好準備,本研究的主軸解碼典範模型見下圖。第三,選擇性解碼過程。
  • 上海「跨年踩踏」事件中政府危機公關得失
    從政府這一角度展開研究的作者中,華東師範大學的徐丹(2016)在碩士學位論文《突發公共事件中政府媒介話語策略研究:以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為例》中認為,外灘踩踏事件中上海市政府媒介話語策略一共有四種:否認型策略、淡化型策略、重塑型策略和支援型策略,這幾種策略應當在危機事件的醞釀期、爆發期、處置期和平息期視情況針對性使用。 吳心遠(2015)在《突發事件,靠什麼終結輿論追問?
  • 【復盤】成都七中實驗學校食堂食品安全事件輿情研究
    有網民認為,此事件的焦點為「食物發黴」,而檢測報告中的鉛和添加劑等檢測項目均為無關檢測,質問「為何不給腐爛的食物做微生物和致病菌的檢測」。澎湃新聞評論文章也表示,「如此檢測,無論是出於何種原因,都有避重就輕、環顧左右而言他的嫌疑」。在不滿情緒下,網絡謠言再次出現。3月16日,一條關於「成都七中實驗校正在開新聞發布會,參會家長都是假家長」的消息大量傳播。「@金溫江」17日闢謠稱,經核實為不實消息。
  • 大學生對網絡謠言的認知和行為的研究及分析
    筆者認為,網絡謠言是以網絡為傳播載體的,通過各種網絡中的特定方式(例如:微博、朋友圈等),針對受眾所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或事件所發布的沒有事實依據的信息,其傳播力度、影響範圍遠不是口口相傳所能企及的。 三、研究結果 根據回收的問卷,我們可以從大學生對網絡謠言的認知態度、接觸程度和辨別能力,大學生認為謠言產生的原因,大學生在網絡謠言中傳播中的實際行動來分別分析。 1.大學生對謠言的態度認知。對謠言的態度方面。
  • 突發公共事件的報導對比框架的分析
    [6] 三、研究過程 本文採取內容分析和個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力圖對人民網和澎湃在報導和傳播的框架差異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步驟:確定研究主題與目的、確定研究總體、設計分析維度、資料收集、量化處理、分析數據、反思研究不足等。 具體研究中,具體參考一些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思想。
  • 成都七中實驗學校食堂食品安全事件輿情研究
    高層部門相繼回應 輿情呈現降溫跡象據中新社報導,13日下午,成都市委市政府召開成都七中實驗學校食品安全專題會,聽取前期工作情況匯報,傳達四川省委省政府等批示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並要求從七個方面入手對該案一查到底、依法依規、嚴懲不貸。
  • 民族志傳播研究:概念、理論及研究取向——基於中文相關文獻的綱要...
    (王銘銘,1996) 在早期的「民族志傳播研究」中,李春霞的研究的媒體也是電視,她所使用的主要理論資源,則是人類學中的儀式理論(李春霞,2005;2007)。人類學中的儀式理論對於傳播研究(主要指的是文化取向的傳播研究)的影響,應該說是十分巨大,除了前面說到的詹姆斯·凱瑞之外,戴揚和卡茨所著的《媒介事件》,其理論上的啟發,也直接來自人類學中的儀式研究。
  • 謠言傳播的8½定律(上)
    不管多疑還是輕信,我們總會在某一時刻中了謠言的招。在我們注意到之前,謠言會悄悄繞過精神防線。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自己好騙。但是謠言若具備一些特徵,就特別可能卸掉我們的防備,讓人信以為真,竭力傳播。本質上來說,人們傳播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是在試圖理解這個世界。
  • 研究稱:新冠疫情中已出現超2000起謠言和陰謀論
    從飲酒、漂白劑可以殺死新冠病毒,到新冠病毒人為實驗室製造論,根據一項新的研究,新冠疫情中已經產生了超過2000起錯誤信息,包括謠言、這種虛假信息可能造成嚴重後果——這項新研究的研究人員發現,與COVID-19相關的謠言與數千人住院和數百人死亡有關。
  • 環境危機傳播中的政府表現研究
    關鍵詞:環境危機;政府表現;昆明PX事件;劍川硫酸廠事件 中圖分類號:G2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6-2-0048-02 一、環境傳播及兩個事例 環境危機傳播是危機傳播和環境傳播相結合的研究領域。
  • 劉海龍:從傳播到媒介:彼得斯與傳播思想史研究的進路[1]
    在新書中,彼得斯使用不同的方法,探討了「媒介」的觀念。從傳播到媒介,兩種路徑,是殊途同歸還是升級換代?藉助後知之明,讓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對空言說》的進路及方法。這是本書值得再讀的第二個原因。這樣做不僅擺脫了《對空言說》中令人困惑的研究邏輯,也開創了一種更加靈活的,結合了時間和空間維度的變奏曲式的觀念(史)研究進路。在2010年的一次訪談中,彼得斯承認自己是個以塞亞·柏林所說的狐狸型而不是刺蝟型的知識分子,知道很多事而不是只知道鑽研一件事。他認為自己喜歡列清單(list),喜歡看到相異的項目打破整體的相似性(Kane & Peters, 2010)。
  • 智庫|六大舉措提高上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與處置機制能力建設
    1.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防控形勢嚴峻而複雜當前全球的新發傳染病進入高發期和多發期,全球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有發生,傳染病的傳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在此次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 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
    4.2.4 疾病預防控制機構  (1)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報告:國家、省、市(地)、縣級疾控機構做好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信息收集、報告與分析工作。國務院可根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性質和應急處置工作,成立全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協調指揮應急處置工作。事發地省級人民政府應按照國務院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統一部署,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組織協調市(地)、縣(市)人民政府開展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處理工作。  特別重大級別以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工作由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組織實施。
  • 騰訊QQ闢謠:「212事件」處罰通知系謠言
    (原標題:騰訊QQ闢謠:「212事件」處罰通知系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