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後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詞典》評選為2016年的年度詞彙。有人認為，這個詞或將成為「定義我們這個時代的詞彙之一」。著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新媒體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唐緒軍，在《傳媒觀察》2018年第06期刊文，梳理了該詞概念的源流，簡述了西方學界對「後真相」問題的相關研究，分析了「後真相」在國際熱點事件中的具體表現和影響，並著重討論了「後真相」與「新媒體」的關係。在此基礎上，歸納了「後真相」研究對我國的幾點啟示，並就此提出了相關建議。
「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並非新概念，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被媒體和學界所採用。但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總統大選等大事件背景下，這個詞在媒體上的使用頻率突然暴增，從一個邊緣詞彙變為主流詞彙。據統計，這個詞2016年在西方媒體上的使用率較2015年增長了2000%。為此，《牛津詞典》（OxfordDictionaries）在2016年11月將之評選為2016年的年度詞彙。牛津詞典部總裁加斯帕格拉斯沃（CasperGrathwohl）表示，「後真相」（post-truth）或許將成為「定義我們這個時代的詞彙之一」。
一、從「事實勝於雄辯」到「雄辯勝於事實」
根據《牛津詞典》的解釋，「後真相」是指「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一種情形」（relatingtoordenotingcircumstancesinwhichobjectivefactsarelessinfluentialinshapingpublicopinionthanappealstoemotionandpersonalbelief）。
首先，從詞源角度來看其概念界定。使用「post-」作為前綴的複合詞在英語中較為常見，通常指的是某個特定情況或事件之後的時期，比如post-war（戰後），post-match（賽後）等。20世紀中期以來，「post-」的含義有所拓展，也表示特定的某個概念變得不那麼重要或者不再相關，比如post-national（後民族，1945年首次使用）、post-racial（後種族，1971年首次使用）等。「後真相」一詞即屬於此類結構的詞，指的是「truth」（真相或事實）「不再重要或不再相關」（belongingtoatimeinwhichthespecifiedconcepthasbecomeunimportantorirrelevant）。因此，「後真相」概念的核心是情緒和信仰對形成民意的影響力超過了客觀事實。
其次，從概念的演變來看其所指。儘管上世紀90年代之前已經有人使用過「後真相」這個詞，但其含義僅僅為「當真相被披露之後」這一表面意思。一般認為，最早在「真相已經可有可無」這個意義上使用「後真相」這個詞的，是出生於塞爾維亞的美國劇作家史蒂夫特希奇（SteveTesich）。他於1992年在美國《國家》（Nation）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這個詞，用以反思伊朗門事件和波斯灣戰爭。文章寫道：「我們，作為自由的人民，卻已經自主地決定我們想要生活在一個後真相的世界裡」。意指在這個世界裡，事實已經不再重要了，重要是人們的感覺；即便沒有任何事實可以支撐，仍然相信自身感覺是對的。
進入21世紀以後，「後真相」作為形容詞，常與politics（政治）連用，構成另一個熱詞：post-truthpolitics（後真相政治）。該詞由美國環保主義者戴維羅伯茲（DavidRoberts）於2010年在其個人的博客上首次使用，指向為保守派漠視全球氣候變暖。但該詞的大規模使用還是在2016年。英國《經濟學人》（TheEconomist）2016年9月刊登的文章《後真相政治：謊言的藝術》指出，「後真相政治」意指在政治活動中真相即便不是偽造的或有爭議的，也居於次要的位置。「後真相政治」依賴於感覺真實（feeltruth），目的是強化偏見（reinforceprejudices）。
第三，從概念的內涵來看其實質。「後真相政治」被當作一種政治文化，是當今國際政壇出現的一種新趨勢。這個表達隨著政治情勢的演變，成為當今政治文化的主要修辭。簡言之，後真相政治剛好與「事實勝於雄辯」相反，強調的是「雄辯勝於事實」，也即意見壓倒事實，立場勝過是非。對待一件事一個人，人們把情感和感覺置於首位，證據、事實和真相反而置於次要的地位。特別是在當今全球化的政治生態中，這一表達較為準確地描述了政治派別之爭。
在傳統的民主政治中，人們按理性決策模型，根據已知的事實，形成各自的觀點；再基於這種觀點，在某些議題或事項上持特定的立場和態度；爾後，又再根據該立場和態度，選擇支持某一政黨或團體。然而，在「後真相政治」時代，人們卻把這一傳統顛倒了過來——首先選擇的是代表某種立場的政黨或團體，對這一群體在各類議題上的價值觀照單全收，然後才形成自己的觀點，最後從事實中選擇能支持自己觀點的那一部分，並加以放大和渲染，而把一切不利於自己觀點的部分，統統捨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後真相政治」的本質就是對既有的政治體制和民主決策機制的挑戰。
二、感覺比事實更「真實」
英國脫歐公投與美國總統大選是「後真相」議題廣泛流行的觸發點。綜合來看，「後真相」特徵在英國脫歐公投與美國總統大選中的具體表現如下：
其一是突出個體，重視情感衝擊，強調感覺真實。
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川普給人的印象是，只要能夠當選，可以口無遮攔，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無所謂事實根據、道德底線或倫理規範。比如，川普曾聲稱希拉蕊和艾琳是同性戀人，其推文稱：「（真相）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是我說的，現在一半的美國人都相信希拉蕊和艾琳是同性戀人。」再比如，川普甚至說歐巴馬是ISIS的創辦人，並且在很長時間裡堅稱歐巴馬並非出生在美國等等。這些指稱儘管都沒有事實依據，但居然讓其支持者深信不疑。著名的事實核查網站「政治事實」（Politifact）統計了川普競選期間言論的真偽程度，發現其基於事實的主張僅有4％，半數主張基於錯誤論據，更有20％純屬捏造。然而，川普人氣依舊，支持者並不為川普說謊而困擾，因為他已經超越了說謊的層次，進入了「後真相」的「境界」。
英國脫歐公投情況也類似。脫歐派聲稱英國因為身為歐盟成員國而每周要向歐盟繳納3.5億英鎊，這些錢本可用於改善英國社會醫療服務；還有，至遲到2020年，土耳其可能加入歐盟，那時英國將受到巨大的移民潮衝擊等等。儘管英國和歐盟的官方財政機構都對上述觀點提出批評，拿出事實反證，稱這些說法是斷章取義，忽視了歐盟對英國的巨額財政支援，純屬誤導。但是因為無論是英國的財政部門還是歐盟的財政部門都代表了傳統精英，先天不為脫歐派支持者所信服，因此，反對脫歐派列舉的事實越多，這個議題就被暴露在公眾視線之下越久，脫歐派的論調也就因之傳播得更廣，其結果就是謊言被當成了事實。
《經濟學人》撰文稱，感覺，而非事實，成為這些活動中最重要的部分。反對者的質疑增強了「我群」和「他群」的心態之分。如果你的反對者們致力於證明你的事實是錯誤的，那麼他們就必須在你選定的戰場上戰鬥。比如，在英國脫歐公投期間，儘管一些主流媒體，如英國第四臺新聞網（Channel4）及英國廣播公司新聞（BBCNews），都不採納「英國每周損失3.5億英鎊」這種說法，但支持脫歐的組織「投票脫離」（TheVoteLeave）卻一再重複這一說法以影響英國公民的情感。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人再去深究，英國作為歐盟成員國到底從歐盟獲得了多少好處。
其二是平民姿態，標籤化表達，與非既得利益者結群。
有媒體稱川普是「後真相政治」的領頭人——依賴於感覺真實，而沒有事實基礎的支撐。歐巴馬在為希拉蕊競選進行拉力賽時，人群攻擊川普的一個支持者，歐巴馬要求群眾冷靜。隨後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集會上卻不顧事實地稱「歐巴馬花那麼多時間朝一個抗議者尖叫，坦率地說，這是一種恥辱」。川普以歐巴馬的所謂「暴君」敘事替代了現實。這些斷言並不會讓他得到懲罰，反而被用以證明他反對精英權力的決心。曾經，政治謊言是用以創造一個錯誤的世界觀。但川普的謊言並非如此。他並不準備說服精英，他的目標選民不信任也不喜歡精英，他的目的就是利用分歧，強化偏見，從而亂中取勝。
其三是不實信息泛濫，特定個體或群體利益導向。
有研究者認為，無論從質量還是數量方面來看，假新聞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發揮的作用堪稱史無前例。據「新聞聚合網站」（BuzzfeedNews）統計，在社交媒體參與度方面，來自欺騙和極度偏狹的網站的那些排名前20的假新聞，遠遠超過那些來自主流媒體排名前20的新聞，前者比後者多獲得超過150萬條的分享、回復和評論。《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通過對美國兩位總統競選者在競選期間的314則言論、政見進行了事實核查。結果發現，川普92%的言論都是虛張聲勢和失實的，而希拉蕊則有49%的言論失實。不實信息泛濫成為「後真相」時代的重要特徵。
總體而言，「後真相」時代已經來臨，其影響已經並將繼續體現在幾個方面：從政治和文化生態來看，未來將是一個更為多元複雜的時代，國際關係、政權體制都將展現出更為微妙複雜的格局；從民眾心理來看，對政府、媒體等既有處於信息鏈上遊的機構和人群的信任度將會持續下降，正如《經濟學人》所說，「後真相政治」源於民眾對主流媒體、精英階層乃至專家等失去信任。英國益普索莫裡調查機構（IpsosMori）相關調查也顯示，英國人認為髮型師甚至路人都比商業領袖、記者、政府官員可信一倍；從傳播層面來看，對新媒體以及新媒體傳播效果的實證研究亟待深化和拓展。
三、是「新媒體」被廣泛應用的階段性產物
「後真相」現象為什麼於今為烈？很多研究都指向了「新媒體」的廣泛應用。
所謂「新媒體」是相對於傳統的大眾傳播媒體而言的，指的是依託於網際網路、移動通信、數位化處理等新的信息傳播技術而興起的媒介形式及其應用。「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不一樣，它是無限的傳播者與無限的傳播媒介的結合。這極大地拓寬了公民個人及各種社會組織的表達渠道，某些個體和團體的信息傳播與意見表達可以由此得到更為迅捷的廣泛擴散，甚至具有超過傳統媒體的傳播力和表達力。於是，大眾傳播時代信息傳播有組織化的傳者與受眾單向的「一對多」的傳播格局就被徹底改變了，形成了無組織化的「一對多」「多對多」，以及相互傳播、圈層傳播的複雜格局。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形象地詮釋了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博弈。據維基百科的統計數據，大選前支持希拉蕊的美國傳統媒體有243家日報、148家周刊和15家雜誌；而支持川普的只有僅僅20家日報、3家周刊，雜誌更是直接為零。可以說美國的傳統主流媒體幾乎都站在了希拉蕊的一邊。但是，從社交媒體的「財產保有量」來看，川普卻遠遠領先於希拉蕊，曝光量更是近四倍之多。川普在推特（Twitter）上的粉絲量超過1200萬，而希拉蕊不足800萬；川普在臉書（Facebook）上的粉絲量接近1000萬，而希拉蕊剛過400萬。以市價計，川普在社交媒體上的曝光量超過3.8億美元，而希拉蕊只有不到1億美元。另據統計，在川普宣布參加大選以後，他在推特和臉書平臺上的發言超過6000次，在所有社交平臺上的「交互」近8500萬次，遠遠超過希拉蕊的3100萬次。
毫無疑問，川普的勝選從傳播的角度來看，其實就是新興媒體戰勝了傳統媒體。川普比數位化時代的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善於利用社交媒體，他懂得如何在社交媒體中贏得最大的關注。或者說，他本身就帶有社交媒體的屬性，信口開河，口無遮攔。
川普勝選後，很多學者從傳播效果上探尋「後真相」與「新媒體」之間的關係。這方面的主要觀點有：
1.社交媒體儘管提供了更為多元化的信息但卻強化了認知偏差。賈斯廷沃德恩（JustinWardrn）撰寫的《美國民主在後真相時代能存活嗎？》指出，認知偏見的一種形式便是信息處理的便捷化或者直觀化，這種方式常被用來消化吸收大量的信息。在網際網路時代，信息呈指數級增長，這促使很多人依靠捷徑的方式去消費新聞。在當前虛假信息盛行的網絡上，每個人都選擇性地接觸、吸收和理解自己想要的信息，而並非是真實的信息。迄今大量心理學的研究都證實了這一現象：在海量的信息和觀點中，人們更喜歡接受和自己既有的觀點、立場和價值觀接近的信息。
2.「回音室效應」讓人們越來越封閉，而不是更加開放和包容。所謂「回音室效應」（echochambereffect）是指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裡，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被重複，並以誇張或其他扭曲的形式出現，致使處於該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扭曲的信息就是事實的全部。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儘管使用者眾多，但通常都是持相似觀點的人聚集在一起，這就形成了溝通交流的回音室，成見或偏見在小圈子裡盛行。人們往往以為小圈子裡的術語、話題就是全部世界通用的術語和話題。久而久之，人們在閱讀任何一篇文章時，首先尋找的就是自己所關注的關鍵詞，而不會勞神費力去消化全文。
3.算法主導的媒體邏輯讓人們生活在自己的「過濾氣泡」中。所謂「過濾氣泡」（filterbubble），指的是在網際網路上我們獲取到的信息只是搜尋引擎想讓我們獲取到的結果，是它認為我們需要得到的結果。各個網站像氣泡一樣把我們與其他網站的信息隔絕開來，讓我們沉浸在自己偏好的信息世界裡。目前大部分新聞聚合器採取的都是基於個人既往閱讀經驗和習慣的推薦，也就是說，即使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或家庭中，但每個人打開同一個網頁後看到的新聞、接收到的信息卻是不同的。這些個性化算法使得只有和人們的意識形態或興趣愛好相一致的信息才會被呈現，人們的視野因此會變得越來越窄，可以接觸到多元化信息的機會也越來越少。
4.「你說什麼我都不信」，信任危機浮現。有學者認為，「後真相」時代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民眾對於現行機制的不信任，大眾不再相信政府、精英和主流媒體的話語，而寧願相信熟人和朋友。這就導致了「逆火效應」的產生。所謂「逆火效應」（thebackfireeffect），指的是當一個錯誤的信息被更正後，如果更正的信息與人們原本的看法相違背，反而會加深人們對原本錯誤信息的信任。政府、主流媒體的更正信息不僅沒能擊中謠言、粉碎謊言，還適得其反，讓真實的信息更加沒有市場。英國脫歐公投期間，關於「英國每周損失3.5億英鎊」的說法不斷得到傳播和信任，就是這種情況。
綜上所述，「後真相」及「後真相政治」的出現是當代社會、技術、文化的綜合產物，尤其是「新媒體」廣泛採用後的一個階段性產物。數位技術高速發展，感覺比事實更真實，觀點比事實更多，「後真相」是擬態媒介環境中個體自適應的結果，不能用單一準則對其進行評判。「後真相政治」的出現則是社交媒體時代西方政治對民意操控的試水。從技術層面上來看，「後真相政治」的出現是技術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從中獲利的，則是能夠及時對技術變化、社會民眾心理和行為變化有意圖地加以把控的一方。
據披露，川普的勝選與其聘用了一家名為劍橋分析（CambridgeAnalytica）的營銷公司密切相關。這家公司的執行長名叫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Nix）。2014年5月他曾利用大數據工具對烏克蘭民眾成功實施了心理幹預，幫助億萬富翁波羅申科（PetroPoroshenko）以54.7%的得票率當選烏克蘭新總統。尼克斯說，劍橋分析公司的成功基於三因素的結合：其一是OCEAN模型的行為科學，其二是大數據分析，其三是準確的廣告定位。他聲稱，「只要給我68個在臉譜上的點讚，我就可以推測出這個人的膚色、性傾向、政治傾向、智力水平、宗教偏好、是否飲酒、吸毒乃至父母是否離異等一切信息。」尼克斯受僱於川普後，從不同來源大量購買了美國人的個人數據，例如土地登記、汽車購置、購物數據、獎金卡、俱樂部會員資格、書報刊訂閱、教堂在冊名錄等等，掌握了總數多達2.2億美國人的個人數據。然後，他將這些個人數據與共和黨的選民名冊以及在線數據進行匯總，把選民分成32種不同性格的人群。在川普和希拉蕊第三次總統辯論那天，尼克斯聯繫廣告公司在臉譜上針對不同人群發布了17.5萬個各不相同的宣傳川普觀點的廣告。尼克斯說：「不同的人看到的廣告標題、顏色、字體都是不同的，這種廣告能覆蓋哪怕最小的受眾群體，甚至具體到個人。」可以說，尼克斯此舉就是一場基於大數據分析的心理操縱，極大地影響了美國選民的投票意向。這在傳統媒體時代是根本無法想像的。
四、未來「後真相」事件會越來越多
「後真相」一詞的流行背後折射出幾點值得關注的變化。其一是媒介環境與社會環境趨於高度一體化；其二是社交媒體與人際網絡在傳播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其三是媒體專業性的嚴重不足乃至缺位為虛假信息的泛濫提供了機會；第四也是最為關鍵的，就是政治生態、社會生態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可以說，一個全新的政治格局乃至歷史時代正在到來。
儘管「後真相」這一表述目前主要被用來形容歐美的政治現象，但是在新媒體條件下，其背後所暗含的社會大眾的心理、情緒和行為也頻頻在中國顯現。根據我們的調查，中國網民中通過智慧型手機獲取新聞信息的已達93.5%，手機加網絡成為獲取新聞來源的第一渠道。越來越多的人通過社交媒體與社會建立聯繫，因此，受社交媒體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例如在微信中各種假新聞盛行，即使是在相關權威機構出面闢謠後，被闢的謠言仍然還是在被不斷地轉發。新聞聚合類網站也基於個性化算法每天向用戶推送大量信息。一些新聞客戶端，明確將自己定位為「基於數據挖掘的推薦引擎產品」。這樣的新媒體，通過迎合而非均衡性地提供信息，有可能讓用戶的視野變得更狹窄更封閉。出現這樣的狀況，並不僅僅是媒體生態環境所引發的，而是和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心態相互糾纏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結果。
可以預判，伴隨著媒體技術、智能技術的發展，未來「後真相」事件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會越來越多。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媒體、傳播、宣傳亟待突破固有思維局限，尋找出應對之策。
（載《傳媒觀察》2018年06月號，原論文約9000字，標題為：「後真相」與「新媒體」：時代的新課題。此為節選，圖表、注釋等從略，學術引用請參照原文。）
《傳媒觀察》編委簡介——唐緒軍
唐緒軍，男，1959年2月出生於江蘇省無錫市。1977年恢復高考後，考入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新聞專業，獲文學學士學位。1982年2月至1984年7月，先後就職於中共徐州地委市委宣傳部、徐州日報社。1984年9月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獲法學碩士學位。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長、所長。
唐緒軍從事新聞傳播研究工作30多年，在基礎理論研究和對策應用研究兩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貢獻。其專著《報業經濟與報業經營》（1999年）榮獲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獎（2002年），至今仍然是新聞傳播學科的核心著作。其擔任主編的年度藍皮書《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自2013年起連續4年榮獲「優秀藍皮書一等獎」。其擔任主編的專業學術期刊《新聞與傳播研究》連續兩屆（2015年和2017年）榮列全國「百強報刊」。唐緒軍也是中國新聞獎評選機制改革的主要推動者，自2014年起連續擔任中國新聞獎審核委員會主任。
鑑於其所做出的貢獻，2008年被中國廣告協會報刊委員會評選為「中國報刊廣告30年傑出貢獻30人」，2011年榮獲「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稱號，2012年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遴選為「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
唐緒軍目前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中國期刊協會、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常務理事，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傳播學分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新媒體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學與傳播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