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習之路
（一）
由於最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我在家裡已經閉門不出有兩周時間了。兩周來，讀書、審讀學生的論文、寫點東西、看看疫情動態，有時也幹點家務成了這段時間生活的常態。想想近幾年來，由於本人教學科研及單位工作極其繁忙，很少有一段屬於自己的整塊時間，現在防控疫情的特殊條件下居然空出了一大塊時間，正是學習好時光。
2月2日（農曆正月初九），嚴校長在校園網上發出了「治學大家談」的倡議，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倡議。但自己總覺得才疏學淺，不夠資格談治學，所以也沒想著寫點東西。前天，嚴校長通過郵件發出約稿函，希望我也寫點體會，這下不好推辭了，恭敬不如從命，治學雖談不上，談談自己學習之路與師生交流還是可以的。
說到治學大家談，使我想起在大學直到工作之初曾經讀過的一本書，這本書對我走上學術之路具有重要意義，在工作之初的一段時間我還經常翻閱。該書是由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編輯出版的《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共四輯），書中收錄了116名建國以來在中國大陸的著名社會科學家撰寫的學術自傳，我讀的最多的是史學家自傳，如金景芳、戴逸、顧頡剛、趙儷生等先生的治學經驗，這些先生的自傳語言樸實、感情真摯、事例鮮活，是各位學術大師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的心路歷程的寫照，讀後給我以很大的啟迪，至今讓我回味無窮。在這裡，我想順便把這套書推薦給我們的大學生和青年老師。
（二）
一個人所經歷的道路總是受到他生活環境、工作環境和前輩的影響的。自1987年留校工作以來，我長期在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當時稱馬列教研部）從事教學工作，如果加上1983-1987年在蘭大歷史系讀書，我在蘭大的學習工作已近37年時間，30多年來在教學第一線從教，按部就班的從助教、講師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我從事的研究和所寫的東西都是與教學任務有關的。剛剛留校時我教學的課程是《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教了兩個班次後，由於課程的調整開始從事《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的教學工作，在繼續從事公共課教學的基礎上，1990年我為本系馬克思主義基礎專業開設《政治學概論》課程。1992年十四大後，馬基專業後加了括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同時招收市場營銷專業，《政治學概論》停開。直到1998年，由於馬克思主義基礎專業停招，市場營銷專業劃歸經濟管理學院，馬克思主義科學系（馬列教研部）改名國際政治系（馬列教研部），我繼續開始《政治學概論》的教學，直到今天我仍然為本科生講授《政治學概論》。在1990年代的一段時間，我客串講授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課程，同時為了生計，我在校外主講了8年《政治經濟學》，在增加收入的同時，也奠定了我的經濟學基礎。進入新世紀，國際政治系本科專業發展成為政治與行政學、國際政治、思想政治教育三個專業，我承擔的課程又增加了《當代國際關係史》、《新中國外交史》，後來因需要又開設《國際政治概論》。2000年我晉升為副教授，同年為全校研究生開設《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2001年學院取得國際政治、國際關係、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點，2002年我開始為碩士生講授《政治學理論專題研究》、《新中國外交專題研究》。2006年學院博士點申請成功，2008年後我為博士生主講過《政治學專題》、《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專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論》等課程，同時承擔博士生思政課《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兩個專題的教學工作。
另外，在我的教學工作中，有一項很早就從事的工作，即黨的理論、路線、政策的宣講。1993年，在當時馬科系副主任黃濟福教授帶領下，我們在蘭州市國有企業進行理論宣講，因我寫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文章，所以我當時承擔的宣講任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輪廓，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我講的題目是中國外交的問題。黨的十五大後，我成為甘肅省理論宣講團成員，此後每次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後，省委宣傳部都要組織宣講。由於長期參加宣講工作，奠定了我對改革開放以來黨的理論創新成果的系統掌握。同時這項活動練就了我講大報告的能力。
顯然，我的教學經歷與馬克思主義學院的發展變遷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是工作環境造就的我的教學經歷。與本碩或本碩博一口氣讀完的科班出身的老師不同，我是本科畢業後留校工作的，這決定了我的科研經歷不可能相對固定在某一個領域，只有在先輩們的帶動和指導下，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思考。所以，我的科研成果與教學是緊密相隨的。這裡先簡單梳理一下我的研究成果，剛剛起步的研究是在先輩的帶領之下進行的。1988年參編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現代政治學》一書，承擔「政治輿論」一章的寫作；1990年參編甘肅省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協作組編寫的《馬克思主義若干問題研究》，承擔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四個問題的寫作；1992年參編黃濟福教授主編的《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一書，承擔「中國外交」章節的編寫。剛參加工作我就在學院先輩的帶領下寫一些小文章，從1993年後自己開始寫作學術文章，至今發表60餘篇論文，限於篇幅我在這裡不再一一列舉這些文章的篇目。1996年與歷史系王起亮教授共同主編《世界近代史（1871-1917）》下卷，我完成14萬字的編寫，世界史的編寫奠定了我的國際關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學科基礎；1997年歷史系王勁教授邀我參加「當代中國與世界」教學課題的研究工作，在三年教學實踐的基礎上我們主編了《當代中國與世界》教科書，我完成國際格局與中國外交部分14萬字的寫作任務；從2000年開始，蘭州大學出版社組織編輯系列年報叢書，我一直承擔《世界經濟政治年報》的主編工作，先後出版8本年報叢書；2006年，在長期從事政治學教學的基礎上，我與王學儉教授共同主編《政治學原理新編》，作為姊妹篇，本人同時完成《世界各國政治制度概論》的編寫，這兩本書先後出版兩版，在蘭大網絡與繼續教育學院教學中發揮了作用。隨著教學與研究經歷的不斷累積，此後我出版了自己的專著三部，主編叢書兩套，承擔了多項省部級科研項目，也相應地獲得了各種類型的獎勵和榮譽，此不再一一列出。
（三）
30多年來，我走過的是一條看似平坦，但實際上是艱辛探索的道路。在教學科研道路上我一直思考將自己的知識基礎與學校教學的實際結合起來，在教與研的歷練中不斷提升自己的學術水平、教學水平和素養。表面看來，我的教學與研究領域跨度很大，講授的課程門數眾多，編寫的教科書種類繁雜，歷史學的本科、民族學的博士、政治學的博士後，政治學、國際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學，有人會問，你到底是什麼專業？今天恰好借用這個「治學大家談」平臺，梳理一下自己的教學科研之路。
梳理30多年我從事教學科研的道路，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列教研部）的歷練、我本科歷史學的學習以及先賢們的指導為我鋪就了學術之路。具體說來，30年中我是循著以下路徑走過來的。
第一條是從對蘇聯史的興趣到工作之後從事國際共運史再到國際關係史的學習路徑。中學給我講歷史的老師是解放前國立蘭州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受他的影響培養了我對歷史學的興趣，1983年考大學時我報的所有志願都是歷史學，非常幸運，我如願以償地進入了蘭州大學歷史系學習，當時蘭州大學歷史系蘇聯史非常強，在國內據說是蘇聯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我對蘇聯史的興趣是受到歷史系侯尚智教授主講的「蘇聯史專題」影響的。此後，我讀了大量的蘇聯歷史書籍，包括列寧和史達林的著作，並且做了大量的筆記，到目前這些筆記仍然保留。出於興趣，我大學的畢業論文寫的是蘇聯經濟學家「烏茲涅辛斯基的經濟思想」，這篇文章前年學校檔案館曾在校圖書館進行過展覽。雖然1987年考蘇聯史研究生時因外語差2分而失之交臂，但在大學我就打下了較好的蘇聯史基礎，畢業後我留在蘭州大學馬列教研部共運史教研室工作，講授《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通過這門課我進一步打好了蘇聯史基礎，因為蘇聯史是國際共運史的基礎。其後因課程改革，我開始講授《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這門課是當代共運史的擴展。我的第一篇有些考證色彩的學術論文「寇松線質疑」（發表於《蘭州大學學報》）就是我在教學過程中積累完成的。1996年我與王起亮老師主編《世界近代史》，我寫的內容是巴黎公社及帝國主義的部分，因此對列寧帝國主義論和巴黎公社有了深入了解。2001年，我回爐歷史系讀博士，師從王希隆教授，我選擇的研究方向是中亞五國民族關係，原因是中亞是前蘇聯的一部分。2005年我進中央黨校做博士後研究，所選研究方向是蘇聯政治經濟體制70年，這個題目是蘇聯史與政治學的結合。2007年我以全優的評價從中央黨校政治學博士後出站。遺憾的是，我博士後出站已經十多年了，一直想把出站報告豐富完善後出版，資料補充整理工作也沒有中斷，但總以工作忙的藉口至今還沒有完成這項工作，希望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完成這項工作。這一條學習路徑使我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有了較深刻的理解，後來為研究生開設《科學社會主義主義理論與實踐》時得心應手，該課程得到當時研究生的高度評價。
第二條路徑是從政治學理論到國際政治再到中國外交的研究，貫穿其中的是歷史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引領。一般意義上講，政治學既是理論科學，也是一門歷史科學，歷史的學習給了我進入學術的鑰匙。剛參加工作時，本人就參編了十五院校編寫的《現代政治學》一書，北京大學趙寶煦先生為該書作序，在此後的工作中我長期從事政治學的教學研究，在長期教學的基礎上主編了《政治學原理新編》、《世界各國政治制度概論》、《為政治政》等著作，發表的學術論文部分也與政治學相關，從而奠定了自己在政治學理論方面的基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最開始是政治學學科下的二級學科，我的政治學研究也是從科學社會主義發展而來的，在這方面，曾經是復旦大學教授的王滬寧主編的《政治學概要》、《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對我學習有很大的啟發。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加上曾經《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經歷，對我奠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起了很大的作用。進入新世紀，隨著學院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專業的建設，本人在政治學、國際關係史、世界史結合的國際政治領域做了大量的努力，我的國際政治研究一開始就堅持一個立場，即從中國的角度看世界，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在此基礎上，我先後完成《當代中國與世界》的外交部分，《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戰略》、《中國方案》等著作及大量學術論文的寫作。政治學與國際政治的學習訓練了我的理論思維和國際視野，使我能夠從世界的角度認識中國，把中國的發展與世界歷史、國際關係的歷史聯繫起來，這反過來提升了我從事理論教學的視野。
第三條路徑是因長期的高校教學和研究工作，後又從教研室主任到主管教學再到負責學院工作，引發我對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的思考。進入新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學院學科建設得到大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本人參與和負責學院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工作，參與和主持學院本碩博人才培養方案的修訂以及學科建設、重點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這期間，我用力最多的是政治學專業、國際政治專業學科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的構建，再後來，因職責所在，我用心最多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恢復重建和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通過這項工作，形成了以下認識：學科建設是學院發展的基礎和平臺，隊伍建設是提升學院辦學水平的關鍵，高水平的科學研究是提升教學水平的前提，人才培養是學院發展的主線，科學的管理是提升學院辦學水平的保障，營造良好的人文環境和積極向上的文化氛圍是學院發展的精神動力。近年來學院發展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因此，我把大量的精力與時間主要用在了學院發展。
（四）
回顧30多年來我在蘭州大學的學習工作歷程，雖然沒有什麼大的成就，但我問心無愧！我作為一個農家子弟，有機會進入大學學習並在大學這個廣闊的舞臺上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我不敢有一絲的懈怠。本人生來愚鈍，只能用自己的笨辦法學習工作，30多年來，在一點一滴的累積中逐漸形成了自己教學科研和教書育人的路子。是蘭州大學給了我廣闊的舞臺，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引領我前行，在這個大舞臺上我積累了知識，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最後結合自己的學習之路，談點工作體會，有些是自己性格使然，有些是長期工作形成的習慣，不一定正確，僅供大家參考。
一是忠誠老實，對自己從事職業的忠誠伴隨我的大學工作全過程。30多年來，我一直將其奉為工作的準則，所以我的教學與研究一直是循著學院的變遷發展而走下來的。我在蘭大工作之初，也有各種選擇，有過經商的選擇、有過從政的機會，在上世紀90年代初曾經有過「下海熱」，我也嘗試過，在中央黨校博士後進站工作時，有機會進入政界，也有人動員。但是我最終還是在教學這一條道走下來了，而且準備要走到底。
二是認真做事，要善始善終。《隆中對》裡有一句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講的就是做人做事。大學畢業時，侯尚智老師給我的留言是「在人生的徵程上絕對沒有『終點』，永遠從『零』開始，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走下去……」。做學術研究實際上就是從小事做起，哪有一開始就能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來的。從最開始的查資料、做輔助或者打下手，這些基礎性工作，看是小事，但認真做了就是收穫。
三是習慣養成。人的習慣養成很重要，好的習慣終身受益，壞的習慣釀成災難。我自大學以來就認真做筆記，教師講課筆記我記得很認真，每到期末考試，班裡有些同學就來借我的筆記複習，還有就是自己的讀書筆記，工作後的工作筆記，成為教師後，要寫講義，這也是筆記，工作以來我講過十多門課，初講都寫講義，現在我家裡手寫的講義就有幾十大本，一直保留著。記了幾十年筆記，習慣成自然。我發現，記筆記可以練字，可以思考、梳理思緒，可以增強記憶，總之，好處多多。
四是積極的人生。美國卡耐基寫過一本書《積極人生智慧錦囊》寫的就是人生態度，大學畢業時我給自己寫的座右銘是「認真對待你生活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最近經常聽到人們說「辦法總比困難多」，講的都是積極的人生態度。積極對待生活，我們就會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最後，以我在《蘭州大學報》接受採訪時的一段文字作為結語：「我們選擇了教師這個職業，就要喜歡這個職業。講愛崗敬業，這四個字非常簡單，但往往非常通俗的道理做起來非常難，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職業自信，要知道我們蘭州大學的學生是非常優秀的，我們教優秀的學生出來對社會做貢獻，是非常光榮的事。所以，老師們以自信的態度、以循循善誘的方式來培養一代代學子，教會他們做人做事做學問的道理，等學生走向社會、走向成熟以後，就會發現在學校受到的教育是受益終身的。」
作者簡介
張新平，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院長。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論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教育部政治學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甘肅省委理論宣講團主要成員。
內容來源 | 黨委宣傳部（新聞中心）教務處
編輯 | 周紅敏
責任編輯 | 張田甜
主編 | 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