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超
■本報記者 彭科峰
有這麼一個年輕的學者,他曾經學習的是計算機科學,可在研究生階段卻中途改道,選擇做一名心理學者。最終,他找到計算機科學與心理學的結合點,在認知神經科學這一交叉領域不斷作出成果。他就是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認知神經科學與學習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劉超。
近年來,劉超屢次獲得國家社科重大、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重點專項課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多方面的資助,在道德認知的腦機制研究方面奮力創新,不斷獲得新成果。2015年,他還入選中組部「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如今,在腦科學的研究道路上,劉超正在大步前進。
多學科交叉背景的心理學研究者
1997年,劉超考入武漢工業學院(現武漢輕工大學)的計算機專業。如果沒有意外,和大多數同專業的同學一樣,他很可能在畢業後成為一名電腦工程師、程式設計師,終身和代碼為伍。但最終他卻選擇另闢蹊徑,叩開了心理學與腦科學的大門。
「其實也是興趣的不斷深入,在大學階段的學習過程中,我對什麼是機器智能非常感興趣,而如果我們對人的智能是怎麼來的都不清楚,又何談機器的智能呢?」劉超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懷著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探索,在大三那年,劉超決定報考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生。
那一年,他來到北京,拜訪了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員傅小蘭,一席長談後,劉超決定報考傅小蘭的研究生,探索人類智能的奧秘。「我那時將對心理學和跟隨傅老師學習的嚮往都化成了堅定的決心,在考研之前就在郵件中告訴傅老師,我要考全所第一名,最後也幸運地兌現了我的諾言。」劉超回想起那一段時光,眼中仍然滿是激動與熱忱。
3年後,當劉超拿到基礎心理學碩士學位時,已經在代表國內領域最高學術水平的《心理學報》上發表了三篇第一作者的論文。碩士畢業後,他又跟著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員羅躍嘉學習了一年的認知神經科學技術,「羅老師是國內採用ERP、fMRI等最新技術方法研究人腦認知加工機制的權威。這段時間,我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認知神經科學技術,我的第一篇fMRI研究論文就是在羅老師那裡完成的,他是我在認知神經科學領域的引路人」。
2005年,劉超遠赴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進行跨文化語言與概念加工的腦機制研究。2010年畢業後,他選擇回國,加入北師大認知神經科學與學習國家重點實驗室,開始了對心理與腦研究的探尋之路。
揭示中國人社會認知的心理與腦機制
目前,劉超的主要研究內容為情緒與社會認知神經科學,試圖將傳統的社會心理學與最新的腦科學技術相結合,研究情緒在社會認知,尤其是道德認知中的調控作用和腦機制,及其在教育、管理與公共安全等領域的應用。
劉超目前已經發表SCI/SSCI論文近30篇,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目前擔任中國心理學會情緒與健康心理學分會理事、國際社會神經科學學會中國分會理事。
近年來,他還承擔或參與了多項國家級重大科研課題,包括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人社會認知的特徵:心理與腦科學的整合研究》首席專家、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重點專項課題《多策略異常心理與行為客觀辨識技術》負責人等。
在外人看來,劉超的研究內容或許很枯燥,但社會心理學往往和大眾息息相關。比如,劉超所承擔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就是與此有關。他們從應用與發展的角度,系統研究與中國人社會認知特徵中最核心的內容——價值觀——相關的公平與道德認知過程的心理與腦機制。
「我們發現,中國人獨特的價值觀和以此為基礎所形成的對公平、道德等核心社會觀念的理解與認知,才是決定中國人社會認知特徵的核心因素。而當前社會上許多社會心理問題的根源,如質疑社會公正、道德缺失等都和價值觀偏差或失衡有著直接關係,因此基於價值觀的社會認知特徵研究,不僅能從理論角度對揭示中國人區別於西方文化人群的社會認知特徵提供研究切入點,更重要的是能從心理與腦科學的角度對解決當前許多重大社會心理問題的應用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依據。」劉超說。
專注道德認知的腦機制研究
「為什麼要關注道德認知和人的道德情緒?因為道德問題是中國社會目前一個上到政府輿論,下到普通大眾都非常關心的問題。」劉超認為,道德的本質是約束人類行為的社會規範,他們的研究認為情緒是發揮道德這一作用最關鍵的因素。
劉超舉例,人類在做了壞事之後會覺得內疚和羞愧,這種情緒可以調節你的行為,讓你以後自覺地不再做壞事或者少做壞事。那麼,這種內在源動力是怎麼來的呢?如何揭示這種道德情緒和大腦之間的關係呢?研究清楚這些問題非常重要。因為規範人的行為最好是找到他的內在源動力,從而調節人的行為多做好事少做壞事,而不是用外在的獎懲規則去強制約束,因為規則不可能覆蓋到所有時間空間,總有失效的地方,而內源動力則不會。
他表示,他們希望從道德情緒入手,研究規範人類行為方法的心理與腦機制,以及在青少年德育、公共安全、監所犯人風險評估與教育改造等各個領域的應用。「比如我們最近承擔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重點專項課題,就是希望能將最新的認知神經科學技術應用到監所這一特殊環境,實現有效識別高風險犯人心理與行為的『火眼金睛』,並且最終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這是我們道德認知基礎研究服務回饋社會的一個重要領域。」
《中國科學報》 (2017-09-19 第8版 科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