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文化解碼】
【中國之治@文化解碼】專題
作者：高福進 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及其內蘊的建黨精神是我國紅船精神的源頭活水以及樹之本根。紅船精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過程中始終存續並不斷得以弘揚。通過歷史地考證和邏輯地分析，釐清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之間的關聯，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紅船精神是建黨精神的一項初始內容、一種內涵體現
精神和文化作為人類實踐和思維特有的產物，根源於意識的形成和發展，屬於人類意識範疇。那麼，何謂意識？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範疇中，對於意識的闡述集中見於《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摒棄了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論的觀點，以實踐的唯物主義為出發點，論證了意識的生產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物質交往以及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
在人類形成意識的基礎上，特定階段意識的總和即構成精神。可以說，精神是「人的思維與行動的前置變量」，即在人進行思考和行動之前，精神就已經存在了。只要人進行思考和行動，精神就會持續在場並發揮作用。精神作為前置變量存在，其作用不僅是指導行動，而且還能自續自為，只要存在精神，能量就不會枯竭。至於文化，通行的理論觀點認為，文化是人們的全部精神行徑及其活動產品。實際上，文化就是人和人之間的精神活動及產物，是一種精神或者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與紅船精神及其他精神相比，建黨精神是一種總體的精神，它不僅包含著民主革命的精神，還包括國家建設的精神，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創新精神。相對而言，紅船精神只是一種「個體化的精神」，寓意深刻，且具有一定的創建意味。可以說，紅船精神是建黨精神的一項初始內容、一種內涵體現。
總之，建黨精神是一種總體意識，紅船精神是一種階段性意識的體現；建黨精神是制度文化的一種表現，紅船精神是一種具體的文化遺產（同時也是精神遺產）。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是總體性與個體性、長期性與階段性的關係。當然，二者也是一種隸屬關係。
論證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的關係，離不開對主體與客體關係的探討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激勵了追求進步的中國人，他們開始接觸、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1919年5月4日，一場規模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席捲全國，運動中心從北京轉移到上海，運動主力從以學生為主轉為以工人階級為主。五四運動使上海成為各種思想交鋒最為激烈的中心和焦點。1920年2月，陳獨秀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離開北京前往上海。陳獨秀攜《新青年》返滬，將編輯部設在老漁陽裡2號，由此，漁陽裡開始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新思想的理論高地。1920年4月至5月，陳獨秀發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討論社會主義學說和相關建黨問題。1920年8月，陳獨秀與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施存統等人成立共產黨發起組，並決定將《新青年》改為黨的機關刊物。同時，上海共產黨發起組創辦《勞動界》周刊，以工人群眾為對象，用通俗的語言和生動的事實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建立全國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過程中，上海共產黨發起組起到了領導中心和聯絡中心的作用。之後，全國各地的黨組織如雨後春筍般一一建立起來。1921年7月23日，來自全國各地的13位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及馬林、尼爾克斯基兩位共產國際代表聚集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30日，因法租界密探突然闖入，代表們被迫中斷會議，前往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小船上繼續開會。這條紅船從此孕育出了一種精神，即紅船精神。
回溯歷史，我們明白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充滿了歷史必然性，創建歷程充滿了艱辛。基於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歷程所提煉、概括、總結出的相關精神，即為建黨精神的具體體現。我們將其概括為大無畏精神、創新求變思維、愛國愛民情懷以及追求真理理想等。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紅船精神，即開天闢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那麼，紅船精神是否直接等同於建黨精神？二者存在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值得學界深挖和探究。
事實上，紅船精神的集中點在於紅色和精神兩個詞。就中國革命史而言，紅色象徵著共產主義的、與中國共產黨和革命有關的內容和形式。紅色代表了革命、象徵了變革，是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底蘊和顏色。所以，紅色文化可以簡述為：在中國共產黨不斷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程中逐步形成、積累、發展起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文化。紅船精神是構成紅色文化的基礎，紅色文化的形成、發展、壯大離不開紅船精神的延續、滋養。而紅色文化的形成離不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離不開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拋開這兩個要件談論紅色文化有失偏頗。作為支撐紅色文化形成的基本構造、延續紅色文化發展流變的主要因素，紅船精神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之間存在著普遍與特殊、共性與個性的關係
源流關係原指水的本源和支流之間的關係，常用於指代本源性事物到派生性事物的發展演變。就精神和文化的發展史而言，兩種精神存在源流關係通常表明本源性理論是普遍的、強調共性的學說，而派生性理論則是特殊的、強調個性的學說。具體到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的源流關係，則是指在中國共產黨最初創建過程中形成的精神風貌和理想信念，為中國革命精神提供了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則。建黨精神所體現的時代是從建黨之初到當今新的歷史時期乃至未來，而紅船精神所體現的時代是階段性的，紅船精神不能等同於建黨精神。
依據時代的發展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特殊條件加以分析和理解，可以發現，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之間存在著普遍與特殊、共性與個性的關係。由於作為本源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則並不全部以抽象一般的純粹形式而存在，由源到流的發展演變就會出現兩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建黨精神的某些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則得以提出的條件並未發生根本變化，由源到流只需要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付諸實踐即可。例如，建黨精神中蘊涵的對共產主義社會的信仰與追求、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與使命，等等。第二種情形是建黨精神的某些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則得以提出的條件已經從根本上發生改變，這時共產黨人就需要從原理原則中提煉方法論，再將其應用於新的條件，進而得出新的結論。例如，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的發展表現為：從創建中國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到創建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再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從普遍到特殊的過程仍然存在，但這裡的普遍是從建黨精神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則中提煉出來的，可以說是經歷了一個從特殊到普遍、再從普遍到特殊的過程。
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是整體與局部的關係
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係來看，作為社會意識的紅船精神是建黨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選擇和堅定理想信念的精神表徵，是宏觀意義上建黨精神的具體體現。
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關係。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地和創建地：漁陽裡和石庫門是孕育中國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地方。歷史史實以及後世諸多學者的研究也充分證明，紅色文化的形成和建黨精神的源頭在上海。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建立、發展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不過，歷史長河中既存在著這種必然性，也會不時地有偶然性出現。回顧中外人類歷史，這種必然性與偶然性並存的現象不勝枚舉。舉凡重大歷史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歷史現象（又如俄國十月革命），都是這二者並生而至。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也是歷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結合的體現。中共一大代表轉移到上海附近的嘉興南湖，在那條聞名後世的小紅船上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紅船精神由此誕生。
整體與局部之關係。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發展是一種整體性的時代事件，是一種全局工作，也是一項複雜工程。立足於當下來看，中國共產黨完成這一創建偉業離不開愛國仁人志士、先進青年學生以及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離不開內憂外患的時代大背景——既有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也有以孫中山為首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長期鬥爭，還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局勢的巨大影響，更有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革命的刺激和衝擊……所以，以歷史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紅色文化的形成和聚積，是一項複雜的整體性、全局性工程和偉業。
那麼，相對而言，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誕生以及全面發展起來的緊要關頭，因為各種偶然性因素而出現的「紅船之行」，我們可以視為一個局部性的事件，其屬於中國共產黨建立這一宏大工程的一部分。當然，我們不能否認的是，這次紅船事件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是當事人和當時任何人無法預料也無法想像的。後世（新時代）所提倡的「紅船精神」為何產生如此宏大複雜的影響，自然是需要分析的關鍵所在。
研究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的關係，對我國今後的各項工作具有重要的認識論意義和實踐論價值
研究分析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關係，具有重要的學理性以及學術性意義和價值。
其一，助推建黨精神研究，拓展這一宏觀議題的延伸和內涵。與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長徵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抗美援朝精神、大慶精神、雷鋒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等方面的研究相較，當前我們對建黨精神的研究存在挖掘深度不夠、理論成果不多、研究體系和話語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因此，理論工作者以及學術界應該自覺承擔起為黨史國史正本清源的職責，為「建黨精神」這一宏觀議題進行廣泛深入地宣傳、探索，也應該對個體性、局部性的「紅船精神」在新時代為何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等問題進行研究，並且積極建言獻策。
其二，有助於在學理上釐清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之間的邏輯關聯。對於建黨精神的提煉與概括、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之間的邏輯關係，學界仍留存進一步探索的空間。建黨精神是否可以劃歸為紅船精神的初始樣態，建黨精神中的哪些具體元素溶解在紅船精神的文脈之中，如何實現歷史地傳承和具體地體現等，值得我們進行深入、持續地挖掘。
分析建黨精神與紅船精神的關係，是關照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的需要。就紅船精神而言，其是激活「紅色基因」的價值文化以及奮鬥之力，是打造山清水秀政治生態的重要途徑。
其三，有助於在實踐層面增進各級黨員幹部對於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更為深刻和理性的認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從中國共產黨創建直至今天一直持續在場並將繼續發揮作用。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未來，無論走得多遠、站得多高、取得多大成績，各級黨員幹部應始終牢記共產黨人為什麼出發，共產黨人要實現什麼樣的理想與目標。我們應從歷史源頭上對建黨精神進行準確把握，增強當下以及未來各級黨員幹部對初心和使命的認識。
總之，紅船精神體現了黨在不同時期堅守初心、勇擔使命的實踐成果和思想結晶。紅船精神的源頭可以追溯至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所體現出的精神風貌和實踐品質。在即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深度挖掘、科學概括、大力弘揚建黨精神，對我國今後的各項工作具有重要的認識論意義和實踐論價值。
研究建黨精神和紅船精神關係適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研究方法
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提到：「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起點是研究建黨精神和紅船精神關係的邏輯起點，黨的歷史以上海建黨為源頭，黨的精神和文化也以上海建黨為起點，經歷不同時期的實踐變化發展，最終獲得理論上和思維上的具體呈現。紅船精神的誕生延續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這一邏輯主線的起點同樣可以追溯至黨的歷史起點。此外，紅船精神的提煉和承續也可以從源頭和支流的關係進行分析。在紅色文化的發展邏輯中，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徵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慶精神等，其源頭都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可以說，意涵深刻的建黨精神是紅船精神的始初樣態。
紅船精神是宏觀意義上建黨精神的具體體現。首先，紅船精神的創新性在建黨精神的後續發展、承續中得以階段性地體現。作為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於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歷史上首個也是唯一一個真正意義上代表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政黨，自覺地劃清了與其他階級政黨或團體的界限，體現出了高度的首創精神。此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過程中形成的不同類型的紅色文化、不同類型的精神，無不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創新精神。比如，井岡山精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不同於傳統蘇聯模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等等，均體現出了創新的意蘊。其次，紅船精神的人民性在建黨精神的承續中得以體現。中國共產黨自創建之日起就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使命，把實現人民幸福作為初心；而紅船精神體現的是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此處的「公」與「民」正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內核——人民性。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在紅船精神的提鍊形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自覺地將人民利益與訴求融入不同時期的政治實踐中。比如，蘇區精神和延安精神體現了「打土豪、分田地」、解放貧苦農民的實踐。可以說，紅色文化形成和紅色基因承續的過程是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生動實踐。
建黨精神和紅船精神在建構主體、理想目標意義上具有同構性。首先，建黨精神和紅船精神的建構主體一致，二者的提煉和形成都是中國共產黨。基於精神和制度的內在關係，我們指出，制度的形成必然來自意識、精神的發展，建黨精神的形成和發展、紅船精神的承續和創新，都離不開最初先進的知識分子以及一代代仁人志士的努力。中國的紅色文化專指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進程中所創造形成的一系列文化形態。中國共產黨作為紅色文化的創造主體，對於其形成和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沒有黨的誕生和壯大就沒有紅色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同時，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及其在此過程中凝聚形成的建黨精神，其主體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紅船精神和宏觀意義上的建黨精神無論是在建構主體還是在具體內容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其次，建黨精神和紅船精神的理想目標相同。二者都是以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為最終指向。中國共產黨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同於近代中國的農民階級、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從建立之初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此後，無論是在實踐中遭遇「左」傾錯誤或是右傾錯誤，還是在革命形勢或好或壞的情景下，都未曾拋棄或放棄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以革命精神為主要體現的建黨精神在不同時空實現不同的形塑，如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徵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