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向內在世界:一場「精神奧德賽」

文 / 張曦（學者）

我在此前幾篇專欄文章中已經說到，「做倫理學」致力於「自我」的診療和救治，是一種朝向內在世界、聚焦主體能動性重建和精神生活質量提升的哲學嘗試。所謂「內在世界」，就是「自我」的精神意識世界。返回內在世界，不僅是為了從理論上克服「主流」哲學倫理學的教義化缺陷，更是要重建倫理知識與生活-經驗世界之間的實踐關聯。那麼，「自我」為什麼要返向「內在世界」來尋求這種救助？「內在世界」中究竟有著什麼樣的資源，能夠救治自身？這是我們接下來要通過若干篇文章討論的大問題。

還是從柏拉圖開始。《理想國》以這樣的劇情開幕：蘇格拉底從雅典城高處「下降」到地勢略低的比雷埃夫斯港，在那裡觀看異邦人舉辦的華麗宗教慶典。回城路上他巧遇朋友珀勒馬科斯，珀勒馬科斯力邀蘇格拉底在港口逗留。於是，半推半就的蘇格拉底就留了下來，並在其後十卷篇幅中，乘機為他的朋友們呈現了一個「理念的城邦」。

理想國
[古希臘] 柏拉圖 / 著
顧壽觀 / 譯
嶽麓書社 2018-10

有見識的學者早已發現，這段開幕劇情與高潮部分的「洞穴神話」、結尾處的「厄爾神話」一起，構成了含義深刻的解釋學整體。對此本文無法詳察，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品讀原著。此刻，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理解角色和他的動作，以及劇情所發生的背景環境。就角色來說，蘇格拉底當然代表了「哲學」，但「哲學」為何要「下降」到比雷埃夫斯港？喧囂熱鬧的比雷埃夫斯港又有何象徵意味？

就歷史本身而言，不管是蘇格拉底還是他的學生柏拉圖，都生活在後希波戰爭時代。希波戰爭的本質，是希臘自由城邦聯合起來抵抗波斯侵略。為了戰勝波斯強權，捍衛自身的自由和獨立，零落分散的希臘城邦自願結合成提洛同盟，由雅典領導。在領導提洛同盟挫敗波斯侵略的過程中，雅典逐漸發展出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特別是海軍力量。希波戰爭後，與其他城邦相比，雅典擁有了顯著力量優勢。陶醉於這種力量及其所帶來的物質好處的雅典，決心依靠這些優勢在戰後儘可能多佔甚至獨佔財富紅利，從而走上了一條帝國主義的發展道路，最終落入今人生造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之中。這就是所謂的「雅典帝國主義」的來歷。

帝國的本質，就是利用物質優勢製造有利於自身的生產-分配格局，確保自己始終佔有超額利益。雅典帝國主義不僅是一種政策路線，也是一種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奉行這種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後果，就是全神貫注於物質世界的利益積聚和分配，盡全力贏取最大化的單邊利益。帝國化的雅典，不僅對外奉行一套侵略性、不公正的軍事貿易政策，而且帝國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也註定會從內部改變雅典城邦本身。試想，緊盯眼下物質盈虧以及由此而來的想像性榮耀的靈魂，不可能關注到自己精神的渺小卑微；制定不公不義軍事貿易政策的暴政，不可能在制定城邦內部政策時陡然成為天使；城邦統治階層的僭主化、寡頭化，不可能不在最深處對公民尤其是年輕公民有關「美好生活之道」的理解和想像產生影響；一個每天都在犯罪的政制（regime），不可能不依靠誘引人民不斷參與自己的罪行來鞏固自身。

從領導提洛同盟捍衛城邦自由獨立，到獨步帝國化道路謀求單邊不義優勢，雅典城邦的政制在形式和質料兩個層面急劇發生變化。儘管在修昔底德的記載中，伯利克裡於公元前429年在雅典陣亡將士葬禮上仍然發表了一篇有關雅典精神的正氣浩蕩的講辭，但講辭中那個被伯利克裡驕傲地宣布為「全希臘的學校」的雅典，實際上早已開始經歷精神上的朽敗和死亡。柏拉圖和他同時代人的一生，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親身體會什麼是「城邦的死亡」、什麼是「靈魂的墮落」的一生。但柏拉圖的幸運在於，他的體會只停留在「觀摩」和「明察」的層面，幾乎不曾纏繞到雅典帝國化的實際進程中，始終在精神意識上與「無知、邪門和貪婪」但卻充滿「統治的熱望」的僭主保持清晰的距離，從而逃脫了隨雅典精神一同墜入黑暗的危險。

在柏拉圖的時代，這份幸運只能獨屬於那些立志「成為蘇格拉底」的雅典青年。因為在那場起於貪婪、終於貪婪、無人受益，並最終導致希臘世界解體的巨大人性悲劇中，唯有蘇格拉底以哲學的方式，始終與光明為伍，拒絕在雅典精神的急劇墜落中參與犯罪，並將自己精神探尋的體會以最深刻的方式（「助產術」或「辯證法」）講了出來。

比雷埃夫斯港，就是被帝國精神所捕獲的雅典的象徵。希波戰爭後，雅典人修築長牆將城邦與港口連在一起，作為維繫海洋霸權的戰略通道。比雷埃夫斯港的逐漸興盛，恰恰標誌著雅典日益從自由獨立城邦轉向帝國性霸權存在。這個背景，是理解《理想國》開篇的基礎。在開幕劇情中，蘇格拉底「下降」到港口的觀摩，本質上也是哲學「下降」到帝國雅典的觀摩。在喧鬧的城邦中，大部分人的精神意識早已在毫無防備和覺察中隨雅典一道沉淪。只有蘇格拉底，或者說只有「正確的哲學」，才有能力在異邦人華麗無比的慶典和人群的嘉年華狂歡中，看到這場慶典和狂歡的本質：對於帝國雅典來說，這場慶典不過是一幅伴隨精神衰敗和腐壞而升騰的人工幻象。

因此，當蘇格拉底決意在比雷埃夫斯港逗留時，他並非真的屈從於朋友略顯逼迫的挽留，而是意在順勢向年輕的雅典公民傳遞一則重大訊息：在一個外在環境已經無可避免地朽敗的社會世界裡，唯有向內探尋、向人的精神意識的深處探尋，才能發現一種也許只有「哲學神話」（philosophical myth）才能恰當加以表達的知識。它關乎我們靈魂的秩序，必須花費整個人生去盡力探求。它是「美好生活之道」的基石，人唯有依靠它、聽從它，才能區分「好」與「壞」，辨別高尚與低劣，選擇過「更好的」而不是「更糟的」生活，從而擺脫盲目命運的折磨，不僅成為自己的朋友，而且成為眾神的朋友，並且在這個意義上，過正直無畏的個體生活和莊嚴公義的共同生活。

這種知識告訴我們，個性的迷亂和政制的失序，歸根到底都源自精神意識的某種內在紊亂。一個殘暴的人和一個殘暴的城邦，本質上患有同樣的病症——「靈魂的疾病」。關注物質積聚和財富最大化的雅典，與迷戀男童肉體的僭主一樣，都是被困在物質性的「可感世界」之中，意識不到自身需要救助的可憐蟲。要將個性和政制從迷亂中解救出來，最根本也是唯一有效的道路，是返向精神意識的深處去體察永恆的、非物質性的東西。因為，只有那些東西隱藏和表徵著整個宇宙的本質。蘇格拉底式哲人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在社會世界的喧鬧和迷亂中，拋開一切幻覺和「似是而非」的東西的束縛，與自身的心靈交流，走一條朝向高處、朝向本質的精神生活之路，去體察人、城邦、眾神以及宇宙所共同分享的理念性本質（essence）。

因此，對蘇格拉底來說，「返向內在世界」並非為了逃脫墮落的社會世界。相反，蘇格拉底深信，內在世界中隱藏著某種有關人與城邦、社會與自然、時間與空間的整全真相。只有依憑這個真相，人才能覺察出社會世界墮落現實的幻覺和假象性質，才能找到這種幻覺和假象，重新找到走正確之路，因而也是真理之路的門徑。對蘇格拉底來說，「返向內在世界」，其實就是一場屬於蘇格拉底式傑出之人（「愛智者」）的「精神奧德賽」。內在自我的精神意識世界，或者說「愛智者」的自然化「心靈」，本質上只是這場「精神奧德賽」通向終點的旅程中的一個驛站，而非終點本身。但這個驛站的秩序狀況，意義非同小可。它究竟是混亂不堪，還是和諧均衡，對於踏上旅程之人至關重要。只有棲息在一個和諧均衡因而潔淨有序的「心靈」驛站中，人才有望窺瞥旅程終點的奧秘。

對一個人來說，要進入這個驛站十分不易。他要能從社會世界的外在喧鬧中抽身，覺察到返回內在世界的必要性。換言之，他得意識到，禮俗、榮譽、財富這些只有在社會世界中才能存在的東西，其實是一種幻象性遮蔽物，遮蔽了一個人與永恆真理的聯繫。他得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意識到自己在何為「好」「壞」的知識方面絕對匱乏。然後，他才能在蘇格拉底式傑出之人的幫助下，發現內在靈魂秩序的秘密。

這場「精神奧德賽」無比艱難，旅程中必會飽受無盡的艱辛，唯有真正的「愛智者」才能擔負得起。但更大的悲傷莫過於，即便最終窺瞥到真理之光，「愛智者」也絕沒有機會在這個驛站中永恆停留。屬於凡人的肉身之累，終歸要將其重新拽回塵世和大地。可一旦帶著奧秘回到塵世和大地，「愛智者」就再也不能假裝自己像先前一樣「無知」，只能扛起醫治無窮無盡個比雷埃夫斯港的負擔。

在這個蘇格拉底-柏拉圖式的「精神奧德賽」背後，站著一個容易被現代人斥為「迷信」的古代目的論宇宙觀。這種宇宙觀相信，「邏格斯」或者「理性」彌散在宇宙秩序的各個方面。人是小宇宙，宇宙也是最大的人。正因此，「返回」內在世界並不是朝向一個與外部世界切斷了聯繫的封閉「自我」，而是以「返回」這樣的動作姿態，朝向一個遠高於個體自身的根本性生存真理（existential truth）。我們必須記住「生存真理」這個今天並不太容易理解的古老觀念，它意味著轉向「心靈」的那種尋求「美好生活之道」的「精神奧德賽」，本質上是一種朝向更大、更真實的整全真理的努力。

蘇格拉底-柏拉圖式「精神奧德賽」之路，在基督教興起後，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和改造。這其中最令人驚嘆的思想貢獻，由希波的奧古斯丁完成。奧古斯丁用基督教的「上帝」替換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宇宙」觀念。內在世界與永恆真理世界所共享的和諧秩序，被重新解釋為基督的天意。儘管經歷了奧古斯丁複雜而深刻的改造，「返向內在世界」作為探求「更高的存在」的道路卻被有意保留下來。區別是，在奧古斯丁的基督教觀念裡，「返向內在世界」不再是一段朝向靈魂和宇宙秩序的真理之旅，而成了一條通往基督和天國秩序的真理之路。路依然是「向上的」，但其根據已完全不同。走在這條路上的人，也不再是尋求靈魂疾病的診療和救治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式「愛智者」，而是亞當的子嗣、「原罪」的繼承者。於是，「返向內在世界」之旅中的人，不能再依靠蘇格拉底式「正確的哲學」，而只能依靠「聖愛、信心和恩典」，通過一刻不停地在自己的「內在世界」中與「原罪」引發的各種「肉慾之愛」戰鬥，才有望回憶起上帝印刻在他內在世界深處的神聖印跡。

上帝之城
奧古斯丁 / 著
王曉朝 / 譯
人民出版社 2006-12

無論是對奧古斯丁，還是對蘇格拉底-柏拉圖來說，「心靈」始終是通往「更高」的東西的一個驛站。這個驛站或許提供了窺望靈魂和宇宙真理的放大鏡，亦或許本身就印刻著上帝遺留在亞當身上的神聖印跡。但無論如何，它都不是尋求人生意義（「美好生活之道」）之旅的終點，而被視為一段更為艱辛的求真、求善、求美的堅實之路的真正起點。

人對世界的想像，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人與世界的關係，也深刻地影響了人與自身的關係、人對「美好生活之道」的想像。在奧古斯丁之後的一千多年裡，至少在西方文化內部，上述宇宙觀及其對「內在世界」的理解，都相對比較穩定。但伴隨東西文化交流，特別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一個想像世界的全新方式開始出現——機械宇宙觀。這種宇宙觀，將宇宙理解為一個有著自身運行規律的東西。這些規律恆定而重複，可以被理智生靈所觀察甚至理解。但它們對人類事務漠不關心，人也不能去幹擾它們。從伽利略到笛卡兒，一種全新的有關人與宇宙、自然與社會、時間與空間的觀念逐步深入人心：自然世界與人類事務從根本上是「脫鉤」的（disengagement）。如果自然世界擁有秩序，這種秩序只是理智對外部世界的一種表象。而人類生靈的「內在世界」，究竟是雜亂無章還是秩序井然，從宇宙的觀點看，都漠然無謂。

這場機械宇宙觀革命，不僅奠定了我們今天身處其中的唯物主義世界的基礎，而且將人的精神生活之路帶入了一場空前危機。從柏拉圖到奧古斯丁，「返向內在世界」始終意味著朝向寄居於傑出之人的個體「心靈」之中的某種根本性生存真理。「自我」和他的「心靈」，在這個意義上是充實的、實質的（substantial）。某種客觀、穩固、不可移易的精神意識標準，始終在「更高」的地方指引踏入這趟「精神奧德賽」之旅的人，不斷告誡人「何為美好生活」以及如何才能過這種生活，並因此成為他們在精神生活的現實洋流中克服必將遭遇的驚濤駭浪的壓艙石。現在，既然宇宙和自然已經與人類事務「脫鉤」，那麼自然化的「心靈」就不會再內在地蘊藏「好」與「壞」的道理。如此一來，「返向內在世界」，在什麼意義不是返向某種空洞和虛無？人的精神生活究竟還有沒有標準？世間的生活方式還有沒有好壞之分？誰，根據什麼道理，還能告訴一個精神錯亂、狂悖妄想但擁有一切的現代僭主，他究竟為什麼比伽利略或笛卡兒活得「更糟」？而我們每一個人，又有什麼樣的確鑿根據，告訴自己，即便面對無法理喻的社會-歷史悖謬，也依然有信心和有決心地，去走一條「向上的路」？

500多年來，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歐洲文明。伴隨著現代化的展開，歐洲文明的生存邏輯逐漸成為現代世界的生存邏輯。這些曾經的「他們的問題」，也因此逐漸成為「我們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懸掛在時間的前端，而且當你點開新聞網頁瀏覽國際新聞時，甚至會驚訝地發覺，它們恰恰也是當下這個時代最緊要的問題。

(本文原載於《信睿周報》第37期，注釋略，原標題為「返向內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