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維與語文教學」四人談之三
批判思考是現代教育的核心，也是提升和維持國際競爭優勢的根本。有些國家如德國曾對批判思考保持著某種警惕和不信任，批判思考在其教育中核心地位的確立經歷了複雜且艱難的過程。但是，21 世紀以來，全球教育改革顯示，創新和批判思考作為全球「貨幣」，已成為各國教育改革的核心。為實現創新國家的戰略，如何在中國教育情境之下進一步激發和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已成為教育探索和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德國教育的批判轉向
1784 年，柯尼斯堡大學的康德在《柏林月刊》上發表了《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文章提出，啟蒙從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狀態中走出。所謂未成年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不能獨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因此，啟蒙的口號就是「拿出勇氣來，獨立使用你自己的理性！」但康德之後的德國，一直強調走有德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對來自英美國家的批判思想和本國的批判事業保持著警惕和不信任。實際上，那時的德國也一直自稱是東方國家。
當時處於主導地位的、有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文化教育學對西方文化和價值觀保持著排斥和敵視態度。文化教育學家斯普朗格甚至寫信警告當時被稱為「德國杜威」的凱興斯坦納，要求他離杜威遠點。斯普朗格認為，杜威強調經驗不斷改造的實用主義傳統比較庸俗，而德國強調內在世界的教化傳統比較高貴。實際上，我們知道，所謂杜威庸俗的教育思想，其核心之一就是倡導人們拋棄旁觀者的認識態度，拋棄把靜觀和體悟作為自我修身的上天之路，積極介入現實世界，在解決問題中學會作反思性的批判思考，對一個充滿風險的環境進行理性地支配，成為致力於社會民主和社會進步的積極公民。
其後，這個他們自稱有著獨特的高貴文化的德意志民族經歷世界歷史上所有的政治體制，還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猶太人大屠殺事件。杜威認為，德意志民族在外部的失敗以及在行動世界中的軟弱，產生了一種倍感煩惱的內省心理。這種高尚而脆弱的心靈與汙濁而生動的現實形成了兩個對比鮮明的世界：內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因此，康德的批判事業在德國的進展極為艱難，有時竟至於停滯。1941 年，阿多諾認為德國的啟蒙甚至走向反面。二十多年以後，阿多諾在德國媒體強烈呼籲，教育的最高使命就是置人於康德意義上的成年狀態，使奧斯維辛永不再來。阿倫特認為，不願和不能進行批判思考的納粹社會，存在著一種平庸之惡。
直到20 世紀60 年代，德國才成為真正的現代國家，教育的批判也才隨之興盛。德國教育批判轉向的標誌是1976 年的政治教育《博特斯巴赫共識》。《博特斯巴赫共識》提出了三條基本原則：禁止灌輸原則，保持爭論原則，分析能力/學生個體利益原則。第一條是禁止各種形式的灌輸，因為灌輸與教師的職責不相符合；第二，凡是存在爭論的問題，在教育、教學中也必須保持著爭論和爭議，教師不可以向學生提供終結性的答案；第三，必須從個體的角度來分析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利益格局，培養其分析能力。這三條原則的核心就是激發和培養批判思考能力。
從康德1784 年的《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到1976 年的《博特斯巴赫共識》，德國的批判事業歷時192 年。自此以後，德國教育中的多元和批判成為正常現象，德國社會並未因此陷入崩潰危機，而是顯示出一種源自多元和自由的深度活力。不批判的德國瞬時崩潰，而批判的德國發榮滋長，在21 世紀的經濟危機中一枝獨秀。
二、批判思考能力是全球教育改革的核心
美國的福山把1990 年柏林圍牆的倒塌解說成是歷史的終結，認為人類將進入新的全球時代，自由選擇和自由市場將成為全球性的主導話語。在一些西方戰略家看來，全球社會、全球治理、全球市場和全球競爭的時代已經到來。柏林圍牆的倒塌使得政治經濟等競爭從兩個陣營之間轉向了全球範圍之內。教育競爭也相應地變成了全球的教育競爭，甚至是全球的教育戰爭。對於努力提升和保持自己經濟競爭力的各國來說，能力特別是創新和批判思考能力已經成為21 世紀以來國際教育戰略關注的核心。
相應地，1956 年以來廣為流傳的布魯姆教育目標中的認知分類也從知識、領會、應用、分析、綜合和評價，轉變為2001 年的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和創造。分析、評價和創造等高級的批判思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國際教育的新戰略中，全球教育競爭歸根結底就是創新和批判思考能力的競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2 年《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中把批判思考視為一種通貫性的基本能力，是基本技能、可轉移技能以及技術和職業能力三類能力的核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強調，21 世紀核心能力包括互動性地使用工具、自主行動以及與異質群體互動，而批判和反思則是這三個表現領域的基礎。2012 年，OECD 在《為21 世紀培育教師和學校領導者：來自世界的經驗》中強調了21 世紀學生必需技能中的思考方式即創造性、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決策和學習能力。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OECD 的影響之下，特別是在OECD 的PISA 能力測評的推動下，主要國家的教育改革尤其重視批判思考和創新能力。2001 年以來，德國在其新開發的國家質量標準中對核心學科進行能力分級，強調培養批判思考能力是各學科的重要任務。美國在《21 世紀技能框架》強調了三個方面的技能：第一，學習和創新技能，包括創造與革新、批判性思維與問題解決；第二，信息、媒介和技術技能，包括信息能力、媒介能力、通信與技術能力；第三，生活與職業技能，包括靈活性與適應性、主動性與自我導向、社交與跨文化技能、生產率與責任制、領導力與責任心。日本「21 世紀型能力」則包括基礎能力、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這些國家都把創造力、批判思考、交流能力和合作能力（creativity，criticalthinking，communication，collaboration，即4C）等高階能力作為教育改革的核心，並且預見識別、記憶和常規性的問題解決等低階能力將進一步為人工智慧所替代。
為了回應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日益複雜的關係的挑戰，21 世紀以來各大國的教育改革也日益重視批判思考在價值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批判地忠誠於自己的文化和批判性地對世界文化保持開放，被認為是回應這種挑戰的最好方式，是一種世界主義的態度。沒有成熟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國民，一個國家很容易陷入價值危機和文化危機之中，也難以抵制全球化帶來的價值衝擊。
三、激發和培養批判思考能力勢在必行
激發和培養批判思考能力對努力實現現代化的我國教育來說，是內在的恆久的使命。其實，批判的事業從20 世紀初就開始了。我們把那場運動稱為新文化運動，並正確地將其核心稱之為個性解放。1903 年，在嚴復翻譯的《論自由》中，穆勒就提出這個問題，中國這個一度燦爛輝煌的文明什麼時候停滯了呢？他的答案就是個性停止、思考停止的時候。一群侏儒是建設不了偉大國家的，因為缺少偉大之國所必需的個性。一百多年以後，錢學森先生還在提出類似問題。直到今天，當創新、創造成為舉國的戰略和焦慮時，我們仍然缺乏這一戰略的核心和發動機即創新和批判思考能力。
但是，21 世紀以來，兩個重要事件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及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一是，2001 年12 月11 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認可並參與全球性的自由市場，十多年後，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貿易總額僅次於美國。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了全球化的世界之中。二是，2001 年教育部實行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將批判思考能力作為目標的最具世界意義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2009 年和2012 年上海在OECD 的PISA 測試中，兩次獲得世界第一。中國基礎教育質量在全球性的教育評價中獲得了深廣的認可和讚許，來訪取經者亦不絕於途，甚至有大學特別設立機構招待和培訓異邦人士。
這兩個事件表明，我國在參與以創新創造和批判思考為核心的全球經濟體系和教育體系時不應妄自菲薄、充滿疑慮，而是應該自信地積極應對全球競爭以及挑戰。
從PISA 測試的國別比較中可以看出，長期被西方貼上灌輸、填鴨式教學標籤的中國教育在OECD 的能力測試中表現優秀，富有潛力。同時，從PISA 測試的內在比較中可以看出，我們的教育在激發和培養高階思維方式上存在不足，與歐美發達國家的教育存在差距。這就要求我們的教育改革瞄準全球競爭，鍛鍊和磨礪作為全球競爭通用「貨幣」的創新和批判能力，因為我們不僅要面向世界，還要介入世界，正如「一帶一路」戰略所要求的那樣。一個好消息是，核心素養已成為即將開始的教育教育改革的核心。
四、批判思考與語文教育
批判思考帶有共通性，但也帶有文化性。這就要求我們在中國的情境下作具體的研究探討。由於語言與思維的天然聯繫，開展語文教育與批判思考之間關係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特別是在學生的思維能力較為成熟的高中階段。
語言是存在的家，我們的生活方式蘊含在語言之中，因此，對語言的反思也就是對生活方式的反思，當然，也包括思維方式的反思。中國的儒家道統把語言學習視為一種性命之學，不僅僅是記誦辭章，也不僅僅是博取功名，更不是導向虛無寂滅，而是藉以恢復天降仁義禮智之性，作為一種本真生命的表達、闡釋和擴展。因此，批判和反思漢語從某種程度上就是反思我們自身的生命意識和家的意識。魯迅看出漢語中隱藏的「瞞和騙」及「吃人」的文化之後，建議青年人少看或者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這其中自然有他時代的經歷和深刻的體悟，但這是無法做到的，因為漢語奠定了我們生命的底色，從我們一出生開始就持續地塑造著我們的精神，浸潤著我們的意識，影響著我們的行為，喚醒我們的情感，無可逃脫。最可行的辦法就是激發和培養學生在批判性閱讀、思辨性閱讀、批判性寫作和批判性思考方面的能力，從而批判地對待自身，並對其他可能性保持開放。因此，批判思考不僅是建設現代國家的急務，更是一種本真生活的前提和特徵，從而需要在具體環境中加以激發和培養。
激發和培養批判思考能力是一樁高貴而艱難的事業。說它艱難，是因為在我們這樣一個批判思考不被鼓勵也少有空間和制度支持的文化背景下，批判思考的紮根和繁榮很難找到一種友好的土壤和氣候。但是，批判的事業又是高貴的事業。它關係到我們民族和國家的未來，關係到我們在全球競爭體系中的處境和位置，關係到我們在困惑時代如何去過一種經過批判的覺醒的生活。康德看到阻礙啟蒙最大的障礙是懶惰，因此鼓勵人們「 拿出勇氣來」，把一切放在理性的天平上進行稱量，對任何主題進行批判式追獵。
我們相信，500 個批判的大腦就能開啟一個新時代。而13 億人都擁有這種武器時，我們就擁有了實現我們夢想、展開人生之翼的翅膀，就可以在全球作有力的驕傲的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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