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晏青 舒鎰惠，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近年興起的建設性新聞可視為對19世紀末以來形成的西方新聞規範的「反叛」[1]。它從「事實」的事件敘述到「方案」的社會建構，體現出濃重的人文關懷，對人的幸福、生存境遇的關照。在福柯看來，在知識考古中，不論是個體的還是集體的人，都應該成為科學的對象，成為現代知識序列中的一個重要事件[2]。作為一個事件，建設性新聞對當代新聞知識結構進行重新配置，生發出新的觀念和範式，為社交媒體時代的新聞業角色重塑和價值重構繪製了新的路徑。
在壞消息更容易引起人們關注的內容消費環境中，建設性新聞的存在價值愈發凸顯。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為你帶來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晏青及其碩士研究生舒鎰惠的合作論文。梳理建設性新聞的歷年理論成果與新聞實踐，對建設性新聞這樣一種新的新聞形態進行理論探討，著重關注它如何連接現有的新聞觀念與操作流程，在實踐上呈現怎樣的程式，未來研究有哪些可進行拓深的領域，以及中國本土化實踐的現實取向。
相較於舊有的新聞觀念，建設性新聞的概念與話語在不斷討論中趨於豐富。要想理解建設性新聞觀念，需關注這種觀念發生的話語環境，明確不同觀念的互動機制。楊保軍認為，新聞觀念是關於新聞是什麼、應該是什麼的觀念，是對新聞的認知、評價與想像、情感與信念，由認知觀念要素、價值觀要素和方法觀念要素共同構成[3]。作為新聞從業者基於實踐提出的概念，建設性新聞提倡以方案導向和指導性的故事代替衝突的報導，體現人們對新聞社會角色和功能認知的反思[4]。
一般來說，新聞最開始被描述為「向公眾提供真實的信息」，可事實上依賴於「事實就是如此」的感覺式定義來理解新聞價值，讓記者新聞選擇的標準變得模糊不清。[5]關於新聞價值的討論從未停止過。新聞生產很難避開新聞價值要素的線性分類和等級的魅惑。縱觀新聞發展史，傳統新聞知識型構在長期的新聞專業話語實踐中被認識，新聞的主要功能首先被認為是報導新聞信息、反映和引導輿論，接著是協調社會關注、傳承文化，而後是查爾斯・賴特在《大眾傳播功能探討》提出的娛樂功能。不但新聞功能如此，而且新聞要素、採編流程等故事生產有先後、主次之分，這個認知似乎攜有濃濃的經驗主義和意識形態色彩。
哈卡卜（Harcup）和奧尼爾（O』Neill）通過對新聞作品的內容分析發現，具有權力精英、名人、娛樂性、負面新聞等特徵的新聞更可能受歡迎，而這些標準並非出於新聞價值，而是「使新聞的選擇更清晰，更易於理解」[6]。同時，在新聞價值要素當中，及時性、相關性、認同性、衝突性、轟動性、獨特性等要素更為記者重視。舒爾茨（Schultz）進一步指出，獨特性、壞消息、衝突性等三個要素排新聞價值前列。因此，經由有權力的精英之手所形構的「中立」傳統新聞範式及其相關的「客觀性」核心價值一直備受爭議，並受到新的理解方式、新實踐的挑戰。[7]
除了新聞價值論，質疑還來自方法論層面。長期以來，傳統新聞以負面和衝突的框架為主，[8]在社會上造成不信任的氛圍。[9]研究發現，負面新聞會減少助人行為、降低容忍度並導致抑鬱和無助感。[10]長期暴露在負面報導框架下會造成受眾對社會問題的脫敏，使他們喪失對新聞媒介和報導的熱情。數字時代的新聞似乎並未給新聞生產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因為，社交媒體時代的受眾並不像記者那樣對時政和其他具有「社會意義」的故事感興趣。我們必須承認，用戶生成內容(UGC)的方式對新聞生產有所影響，但用戶賦權的革命性新聞生產的烏託邦式預言並沒有實現，絕大多數的社交媒體受眾更喜歡共享和傳播新聞，而非創作故事。[11]
長期以來，對負面新聞的過度重視和渲染，可能會汙染誠信、倫理、世界觀及編輯部裡的「空氣」，造成受眾的「同情疲勞」。楊保軍認為，評判一種新聞觀念的根本方法要看它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即在這種新聞觀念支配下的新聞實踐，不僅要有利於新聞業、新聞媒介、新聞傳播自身的健康發展，也要有利於它們成為促進整個社會良性運行和正常發展的工具或手段。[12]基於傳統新聞的認知、價值評判和方法困境，建設性新聞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新聞標準的思維方式，調和了傳統新聞價值的極化，並試圖扭轉現有的新聞價值觀、功能觀與生產觀。
建設性新聞在新聞實踐中既賦予知識以對象，又賦予其形式，運用積極心理學和相關領域的技術，堅持一項或多項新聞工作的核心職能，生產「對社會非常重要」的故事。趨於清晰的是，建設性新聞最基本的目標是：新聞工作者如何更好地服務公眾，以及哪些因素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
新聞的建設性理念古老而新鮮。[13]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沃爾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早在20世紀初就在《報人守則》（Journalist’s Creed）中提出，「我們相信成功的新聞是……建設性的」。[14]同時期，丹麥新聞專業主義之父亨利克·卡夫林（Henrik Cavling）也嘗試生產建設性的新聞，不過這種嘗試很快被客觀性、自主性、獨立性等新聞價值所取代。[15]直到20世紀末，建設性新聞實踐在北歐萌芽，其原因與它厚重的平民主義色彩以及與社會現實關聯緊密。20世紀90年代，公共新聞運動影響到北歐，並留下了厚重的平民主義色彩。烏瑞克（Ulric Haggerup）進一步解釋了建設性新聞在北歐出現的幾點原因，包括受眾無法從令人沮喪的媒體中找到意義；新聞職業精神淪喪，新聞成為產品，一味迎合受眾口味；媒體對世界圖景的描繪失真。[16]
建設性新聞作為一個新聞術語最早由丹麥公共電視烏瑞克·哈根普洛於2008年提出。而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由凱倫·麥金泰爾於2015年首次提出。作為一種新興的新聞形式，它將積極心理學領域的技術應用到新聞工作中，努力創造出更有生產力、更具吸引力的新聞故事，同時又致力於「新聞的核心功能」。[17]
建設性新聞概念的形成是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新聞實踐和理論探討中完成的，麥金泰爾將其描述為一個「傘形術語」（umbrella term），[18]因為它包含主幹和各個分支，囊括各種要素或因素的概念，輻射多個領域或方向。不但如此，它的源頭還可追溯到「公民新聞」這一舊有的新聞形式。[19]兩者在「促進更健康的公共氛圍」、提升記者能動性上有相似之處。
一般認為，建設性新聞由解決方案新聞、預期新聞、和平新聞、恢復性敘事四個重要分支組成。[20]解決方案新聞是涉及「關於人們如何應對問題的嚴格報導」。預期新聞近年也在業界興起，它關注未來，記者可以通過與消息來源的對話而引向未來發展。和平新聞的概念及實踐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出現，旨在創造衝突壓力環境中的建設性影響；恢復性敘事則意在超越突發新聞的即時性，幫助個人和社區在發生重大事件後進行恢復發展的報導。
需要說明的是，這四個分支的邊界並不是涇渭分明或互斥的，相反則是互相交叉的，並可能運用相同或相似的講故事技巧。[21]它們在新聞過程中使用基於心理學的技術，努力為更健康的公眾氛圍做出貢獻，同時通過報導具有廣泛社會意義的新聞，持續致力於新聞的核心功能，發揮重塑社會秩序、喚醒社會責任的作用。[22]
建設性新聞作為一種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新聞模式，包括了積極元素與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元素，賦予受眾權力，維護新聞的核心功能。[23]已有研究表明，讀者從文章中的道德行為（比如英雄主義、同情心）能感受到崇高的情緒。[24]儘管關於英雄主義、美德和方案的寫作不能像揭露醜聞那樣在商業上獲得成功。[25]
社會心理學家卡那曼（D.Kahneman）和塔沃斯基（A.Tversky）提出兩種認知偏見：熱偏見（hot bias）和冷偏見（cold bias）。[26]熱偏見是指一個人因情感、願望、特殊的興趣和利益驅使而得出的錯誤結論；冷偏見來自於人類認知功能的內在機制。[27]對傳統新聞價值的認知偏知一方面來自於政治訴求和商業訴求，另一方面是價值論生產的內在機制使然。建設性新聞並不掩蓋議題中的負面內容，它同時持守新聞的核心功能，但不會像積極新聞（positive news）和好新聞（good news）那樣為改善公眾情緒而放棄對核心功能的堅守。
不過，建設性新聞的報導方式對中立、客觀原則有衝擊，因為對報導題材的選擇標準受到報導者的主觀傾向和受眾需求影響。所以有學者質疑其客觀、中立的偏移，可能導致新聞機構失去權威和信譽。[28]
影響新聞生產範式變革的因素很多，其中對新媒介邏輯這一外部要素的研究較充分，比如在人工智慧、社會化媒體等新媒介邏輯下，新聞生產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我們需要重新評估和研究新聞生產。[29]建設性新聞的獨特性在於，它更像是一種從內部驅動的邊界延擴。建設性新聞觀念已趨穩定，並基於此形成了認知觀念要素、價值觀要素和方法觀念要素。
這種「建設性」觀念與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融入分不開，傳播學最初的研究就與心理科學密不可分，後者的發展極大地影響著新聞研究的方法、對象與框架。心理學特徵也正是建設性新聞區別於傳統新聞理念價值論所在，即持守新聞的核心功能的同時，還增加了「積極心理」這一新的變量。
20世紀末，積極心理學在美國心理學界興起，並逐漸形成了一場討論積極心理學的運動，[30]其最突出的特徵關乎美德、幸福感、創傷後成長、積極情緒、愛和展望。[31]新聞工作者借用積極心理效應，可以擴展記者對人性的認識，準確地描繪世界。凱薩琳(Cathrine Gyldensted)提出，新聞媒體憑藉積極心理學的原理散發出強大的創新潛力，新聞業應增加積極心理的維度。因為它與世界積極心理學的幸福模式相關，並為更精確和全面地報導現實提供了一個文本的起點。[32]
利斯貝斯·赫曼斯(Liesbeth Hermans)和凱薩琳在荷蘭做了一項針對3000多名受訪者的調查，探討積極心理學在建設性新聞中的運用技巧和作用效果，提出「積極心理學是建設性新聞的理論基礎」[33]的論斷。
如何將積極心理付諸實踐？2017年，麥金泰爾和凱薩琳提出將積極心理學技術運用於建設性新聞實踐的五種技巧，包括理想世界的幸福模式、在新聞敘事之中喚起積極情緒、在新聞工作中加入PERMA[34]元素、運用建設性的採訪技巧、專注於解決方案。[35]
例如，在新聞報導中，以「幸福感模式」對抗「世界疾病模式」（the disease model of the world），後者由負面因素構成，例如不良關係、衝突、傷害等。而前者則由積極的成就、成長、意義等構成，如良好的人際關係、創傷後的恢復。[36]隨後，建設性新聞的「建設性」六要素被開發出來，包括解決問題導向、未來視野、包容性和多樣性、賦權、提供語境、協同創新等。這些建設性要素在新聞業界得到廣泛運用。
（1）方案導向要素方面：美國462家新聞機構正在創辦方案新聞網（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例如《紐約時報》每周的專欄「修復」（Fixes）；英國廣播公司也在探索方案聚焦新聞的新故事講敘方式（Solutions-Focused Journalism）。
（2）未來取向方面：荷蘭國家報紙Trouw2017年宣布，面向未來和充滿希望的理念成為新聞編輯部的指導原則。
（3）包容性與多元性方面：荷蘭大選報導中呈現了多方群體的心聲。
（4）參與創作方面：《經濟學人》等增強了採訪技術，以詢問可能的資源、合作、共同點和解決方案。[37]
迄今為止，積極心理學技巧廣泛運用於新聞報導中，在受眾認知、態度、行為等方面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其一，「建設性」因素影響受眾認知、知覺和記憶系統。同時，它還產生知識增量和知識構成的變化。亞歷山大·庫裡（Alexander Curry）和基思·哈蒙德（Keith Hammonds）對755名美國成年人進行抽樣調查發現，基於解決方案的新聞至少在三個方面影響受眾：提高受眾感知知識的能力；加強受眾和新聞機構之間的聯繫，並激發參與潛能；[38]閱讀方案新聞的讀者更可能認為他們對文章中的問題有了更多的了解，並相信他們自身也可以為解決問題做出貢獻。
其二，「建設性」因素影響受眾的觀念或價值體系。在心理和態度層面，引起人們情緒或感情的變化。建設性報導會提高受眾尋求可能的解決辦法的積極性，並從中感到更快樂，提升參與感和歸屬感。具體來說，閱讀新聞故事時，感受到正面情緒的人對故事的態度更為積極，並且更傾向於參與一些親社會行為。[39]與未提及解決方案或無效解決方案相比，討論新聞故事中的有效解決方案會使讀者態度更為積極。[40]不同的新聞類別會產生不同的情感，「正面新聞讓讀者感覺良好」，閱讀軟新聞故事的參與者比閱讀硬新聞故事的參與者呈現了更高水平的積極影響。[41]有研究表明，建設性新聞甚至可以降低兒童的負面情緒。[42]
其三，「建設性」要素影響受眾的行為。讀者在接觸到具有「解決方案」的建設性因素後，會傾向於主動閱讀更多由該機構或作者撰寫的文章，或閱讀更多關涉該議題的文章，並與朋友或家人進行討論和分享，從而提升讀者對該問題的理解程度。與非解決方案文章的讀者相比，基於解決方案新聞的讀者不僅表示他們能通過閱讀解決方案故事受到啟迪，而且還表示他們想繼續了解這個問題，並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努力。[43]這樣，從認知到態度，再到行動，形成一個效果的累積、深化和擴大的過程。
積極心理策略注重以溫暖人心的話語來消解負面情緒，以「建設性」話語消解焦慮與不安，以「情感儀式」作為敘事策略來撫慰心靈。正如蓋伊·塔奇曼所揭示的，新聞報導除了「客觀性戰略儀式」（strategicritual of objectivity），還存在「情感性戰略儀式」（strategic ritualof emotionality），[44]表現為大量使用個性化、方案性的新聞敘事進行積極情感的表達。基於這種話語方案，實現受眾在認知、觀念與行為等層面的獨特效果實現路徑。
建設性新聞是新聞從業者基於實踐（而非理論文獻）提出的一個規範性概念，[45]是一次充滿實踐精神的理論創新。如果說從新聞觀念和心理動因切入是基於新聞內部的探討，那麼新聞組織、出版發行與運營等則是從外部層面來討論建設性新聞的實踐與範式的革新。
新聞流程重塑與實踐創新
歐美一些國家的主流媒體很早便開始進行相關摸索，《衛報》《經濟學家》《紐約時報》《赫芬頓郵報》等媒體在題材選材、報導過程、報導主體、運營等方面形成了獨特的模式。
1.選題多元與社會議題輻射
這意味著「建設性」輻射領域廣泛，體現出一種關注現實、發現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總體性特徵。除了常規性報導議題（比如政治、教育、文化、健康等）外，還在伴隨社會發展所產生的議題（比如發展、移民）與社會問題（比如歧視、種族主義）等方面發揮作用，議題呈現多元性特徵。荷蘭《記者》新聞論壇、瑞典電視臺（SVT）、法國「火花新聞」（Spark News）圍繞社會的熱點問題，如人口老齡化、青少年教育、移民、就業、種族主義、宗教等做了大量報導，關注人們生活，致力於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在非洲和中東阿拉伯國家，建設性新聞主要發揮恢復性敘事和「回歸和平」的作用。
2.在報導過程中融入解決方案理念
英國廣播公司推出以解決方案新聞為中心（solution-Focused journalism）的「改變世界的人」「跨越鴻溝」項目、丹麥廣播電視臺（DR）將建設性新聞理念貫穿於各種新聞報導。此外，記者也常常在採訪這一環節中拋出具有建設性的問題，引導受訪者或公眾思考，觸發更多可行的解決方案。比如新聞《跨越鴻溝：土耳其學校幫助敘利亞人融入社會》，圍繞問題進行報導，提出解決方案，對他國解決難民融入提供借鑑。
3.引導公眾參與新聞生產
新聞生產主體很多樣，受眾有機會參與到新聞生產過程中。邵鵬等梳理建設性新聞研究的知識圖譜發現，激發公眾參與的功能引發了學界的廣泛討論。[46]比如，荷蘭《記者》新聞論壇，參考讀者的專業知識，把讀者納入編輯團隊。芬蘭廣播電視臺（Yle），堅持公共項目應支持民主並為每個人分享大量信息、觀點及參與討論提供機會的理念，鼓勵受眾參與到新聞製作之中。
4. 創新所有權主體與運營方式
在所有權上，探索多方持有的模式，以所有權獲取主體能力性的機制化。比如英國《積極新聞》的所有權屬於記者與讀者，雙方同為媒體合作夥伴。在運營方式上，除了一般新聞機構以「付費牆」數字訂閱、頁面廣告為主要營收來源的方式，建設性新聞運營方式更靈活多樣。像《紐約時報》的「修復」（Fixes）欄目、BBC等傳統媒體多依託整體機構運營收入，支持建設性新聞生產；而新媒體機構，比如《積極新聞》是首家眾籌媒體公司，讀者出資，對自身關注的新聞議題進行眾籌。
如果說，在歐美各國，「建設性」可以理解為對社會責任與新聞核心功能的喚醒，那麼在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戰亂、疾病肆虐的國家，建設性新聞是一種對社會秩序恢復和經濟進步的「應然」。
在經歷了1994年的「大屠殺」後，盧安達記者將報導種族滅絕的「仇恨媒體」（hate media）轉變為建設性媒體，在仇恨化解、經濟重建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盧安達記者在履行向公眾提供信息和教育的傳統職責的同時，也充當著促進團結與和解的調解人。他們通過解決方案新聞和恢復性敘事，報導促進希望、身心康復和秩序復原的故事。[47]
在阿拉伯國家，建設性新聞的主要作用在於恢復受眾的信任、打擊恐怖主義、服務公眾利益和振興經濟。[48]克羅埃西亞的記者認為自己更有責任幫助衝突後的社會轉型，並努力促進社會變革、啟蒙受眾。[49]
由於歷史根源和文化差異，建設性新聞在歐美國家和非洲各國家的功能和關注點各有側重，但都積極介入社會，以「建設性」彌合負面圖景中的「荒涼」，以積極話語消除消極心理「陰霾」的內核，在新聞話語中實現對現實社會溫情的「媒介按摩」。
新聞範式的反思
唐緒軍指出，建設性新聞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新聞業，其中原因包括：新聞傳播渠道的變化，人人可參與傳播等倒逼新聞報導理念、報導方式等領域的更新。[49]它更新了傳統的新聞價值、記者角色、新聞要素等認知，並逐漸確立了一種新的新聞範式。
1．更新新聞知識的生產方式
20世紀80年代末，認識論領域出現了社會認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關注知識產生及其傳遞的方法。區別於個體化的認識論，它更多地從與他人、團體或社會的互動中獲得的知識。戈德勒（Godler）、賴希（Reich）和米勒（Miller）指出，社會認識論被認為是新聞和媒體知識研究的新範式。
哪怕在數字傳播時代，以新聞為介導的知識（journalism-mediated knowledge）仍然是當代社會最成熟、最普遍的一種形式，它在各行各業生成並匯聚而成。[50]知識生產從傳統新聞媒體生產和控制的平臺轉移到其管轄之外的其他平臺，呈現出一種稱為「數字新聞的認識論」。
傳統新聞價值的事實、真相雖說也是通過採訪他人的陳述而獲得的知識，但這種「事實」也值得商榷。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聲稱，他「不會辯論記者所說的事實的可能性」，而這種事實更確切地說是在「概念和方法已達成共識」情況下的新聞事實，它涉及「價值判斷」。[51]
建設性新聞的一個重要概念要素便是讓公眾參與,把不同主體間(信源主體、報導對象主體、傳播主體、收受主體、控制主體、影響主體)的資源、互動關係融入報導。例如，荷蘭《記者》新聞論壇吸引大量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進行寫作，並把讀者納入編輯團隊。由此觀之，建設性新聞從多方主體的參與中獲得方案，從不同機構、社會網絡裡實現以新聞為介導知識生產方式的更新。
2.記者與受眾對話模式的建立
從新聞活動內部系統來說，新聞傳受雙方是新聞活動中最重要的雙重主體，傳受活動是新聞活動的核心。[52]傳統新聞裡，記者與受眾之間存在距離，往往由記者決定什麼是重要的新聞，什麼是公眾應該需要知道的信息。而建設性新聞業超越了這些傳統界限，不僅把受眾引入新聞選擇和生產，還具備動員的功能。[53]而實際上，只有那些能夠滿足受眾需要的傳播媒介、傳播內容、傳播方式才更可能成為他們選擇的對象。
建設性新聞中的記者被認為是「更積極」的角色[54]，能夠更「主動」地回應社會問題，由事實的「呈現者」、事件的「旁觀者」轉變為社會的「解釋者」「介入者」和「建設者」。[55]傳統的角色功能得以更新，記者在事實呈現與報導外，還涉及現實構建，貫穿了從告知信息到參與對話、推動社會發展的全過程。深入挖掘是建設性新聞的基礎。[56]在建設性新聞中，他們負責選擇問題、來源和角度，使事件具有可見性和意義，[57]通過這種方式，記者可以積極地塑造新聞從而影響人們的決定、意見和日常生活。
3.新聞價值要素的拓深
蓋爾頓（Galtung）和魯格（Ruge）在1965年就已經提出，記者進行報導的重要選擇標準之一便是消極性。哈卡卜和奧尼爾認為當前的線下和在線新聞仍然如此。[58]並且，新聞價值本身被視為意識形態構建的一個部分。奧尼爾認為，新聞價值存在等級制度，名人佔主導。這不僅在大眾媒體中，「優質」的英國報紙也未能例外。[59]
諸如顯著性、客觀性等核心觀念越來越受到爭論，究其原因，一是數字媒體時代，信息可以繞過制度化的新聞媒體；二是謠言和後真相削弱了專業媒體的權威性和客觀性，從而失去了「作為提供信息質量的保證」。[60]
建設性新聞在新聞事實和策略的「深度」「廣度」上進行深挖，在報導話語中貫徹人文關懷理念，拓寬了新聞主流新聞業的5「W」要素。此外，建設性新聞還問「what now」。目前，傳統媒體在5個「W」上已輸給了新媒體，但在「so-What」（影響）和Solution（解決方案）上仍然佔據優勢。所以有學者提出，一篇建設性的新聞並不是忽略負面新聞，而是「讓我們更進一步。因為它顯示了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61]
我們討論建設性新聞基本問題框架的立足點是：建設性新聞是什麼，它與社會的關係怎樣。所以，除了著眼於記者、媒介組織及媒介文化等研究建設性新聞，還需要立足於新聞生產規範是如何被構建的及建設性新聞理論的中國方案是如何進行本土實踐的。
首先，進一步明晰建設性新聞的基本範疇與概念叢。正如麥金泰爾所擔憂的那樣，研究面臨著複雜性，有一部分原因來自於建設性新聞的概念化，及其在實施中的前後矛盾。[62]近幾年來關於建設性新聞概念的研究不少，存在範疇認識不清、運用不當等問題，希望能夠結合記者、受眾、傳播內容等對建設性新聞研究進一步探索，並在未來幾年裡進一步概念化。[63]
其次，制定建設性新聞生產準則，建立採訪、報導與傳播的規範。建設性新聞作為一種新的報導形式，其採訪技巧、報導準則與傳播規則是亟待規範的領域。如何將這一新的新聞形式融入記者群體，成為被廣泛認同的新聞規範？可能還需要展開有針對性的培訓。目前，有媒體進行案例庫建設。
截至2020年10月，方案新聞網與174個國家或地區的1302個新聞媒體製作了10297個解決方案的新聞。[64]2014年英國《積極新聞》與建設性新聞項目（The ConstructiveJournalism Project）合作，為新聞記者和新聞專業學生提供培訓，提升了建設性新聞在英國業界的認同度。
再次，運用積極心理學、認知科學等多種研究方法探索建設性新聞的心理效果。傳播與認知科學相結合的方法，最常見的有末梢神經系統量度（包括每分鐘心跳數、心率變異性、脈搏）、皮膚電導，以及面部肌電圖。其中，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技術與方法更進了一步，比如，事件相關電位（ERPs）、腦電（EEG）。近年來，建設性新聞研究已有一定積累，但對其積極心理效應的研究還顯不足，在研究技術和手段上運用不充分，我們需要尋找契合這種新的新聞形式的心理學、神經科學方法。
最後，建設性新聞理論的本土化轉譯與理論創新。近年來，國內的建設性新聞研究方興未艾，大多聚焦歷史溯源、概念界定、特徵辨析、話語建構、全球實踐等領域。新世紀以來，唐緒軍、殷樂等學者對建設性新聞進行了介紹，2019年出版了《建設性新聞的歐美案例》，並建立了專門的研究基地。建設性新聞研究一時「炙手可熱」，一年時間裡已有百餘篇論文。這些探討為中國建設性新聞的理論譯介、概念梳理做了鋪墊，但還屬於一個理論理解、消化的過程。
因此，筆者認為國內還需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
一、立足於建設性新聞的內涵與外延，釐清建設性新聞的外在形式與內在邏輯。目前的研究大多還處於理論引介階段，理論本土化還有待提升。比如，將其混同於正面報導；不知道怎樣的新聞文本屬於建設性新聞；不知道中國哪些頻道、欄目或平臺在生產建設性新聞等。西方近年在挖掘西方語境中的新聞「建設性」傳統，國內這方面的工作較薄弱。需要注意的是，沒有明晰的研究文本和研究對象，建設性新聞在中國的研究容易變成空中樓閣。所以說，建立建設性新聞資料庫或案例庫可以為新聞生產提供經驗對象。另外，適當考慮將建設性新聞納入國內評獎體系、納入新聞工作者的培訓課程或高校新聞課程內容。
二、建設性新聞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大廈仍處於「毛坯」狀態，還需夯實理論基礎和方法體系。凱倫在訪談中談到，西方學者已運用社會責任理論、角色理論、框架理論、新制度理論等來解釋建設性新聞。如何將傳播理論、心理學理論用起來，繼而進行理論創新仍有待開啟，這是一個挑戰。在研究方法上，因為心理學方法與技術是進入效果取向的建設性新聞研究的核心方法，它將是國內建設性新聞研究得以深入的一個鑰匙。
三、由於中西方實踐模式和歷史文化的差異，我們需要在受眾分析、傳播效果等方面的共性與差異做進一步討論。要以中國新聞傳播現象為主要研究對象，做到以「中國事實」為支撐、以解決「中國問題」為導向, 這不僅有理論對話的根據，還由中國新聞實踐的特殊性決定。如此可能更有利於促進中國特色新聞學理論研究，增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全媒體主流話語建設的路徑創新。
作者簡介：
晏青，男，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娛樂傳播和傳媒藝術。舒鎰惠，女，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文章來源於《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原標題《建設性新聞的觀念、範式與展望》
本文（含圖片）為合作媒體授權創業邦轉載，不代表創業邦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繫editor@cyzon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