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聊關於達爾文的第二個謎題，1836年他環球航行結束回到倫敦，直到1859年出版《物種起源》這中間20多年他一直沒有動筆。
可是為什麼從1858年到1859年，僅僅一年時間，他就把這本書給寫出來了呢？這就牽扯到科學史上的一樁公案。1858年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有一個英國人叫華萊士，這個人比達爾文年輕十幾歲，是個科學瘋子。屌絲出身，家裡什麼錢都沒有，一生熱愛科學研究。他先跑到亞馬孫叢林搞科學研究，記錄了大量資料，又搜集了幾萬種標本，然後託一個船運回英國，可是這個船突然失火，所有資料全部報廢了。但華萊士繼續頑強地奮鬥，後來又到馬來群島，就是今天的東南亞，在叢林裡面又開始搞這種科考。
1858年他得了瘧疾，非常痛苦，在叢林中養病。養病期間突然靈光一現，自己琢磨出了一套關於生物進化的理論，然後又用三天時間寫出了一篇論文。寫完後自己看怎麼都覺得好，然後給誰看看呢，他就想到了達爾文，就給達爾文寄去了。達爾文老人家還在家慢慢騰騰養病，種蘭花、養鴿子呢，一看這篇論文，頓時傻了。為什麼？因為這篇論文中幾乎所有的思想跟他正在醞釀的這個物種起源幾乎一模一樣，幾乎就是他後來寫的《物種起源》那本書的提綱，連裡面的用詞都一樣。
老人家拖著病體陷入了長時間的痛苦思考。怎麼辦呢？他有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就是幫他把這篇論文發表。因為華萊士把論文寄給他就是希望他幫忙推薦發表，他是老前輩啊！但是如果推薦發表了，達爾文這20多年算是白忍了，從此以後提到進化論那就叫華萊士主義，沒他達爾文什麼事了，這還真是捨不得。就像在打牌的時候，已經做完了聽牌，聽了好長時間，突然有人點炮，這個心態真的是受不了。可是他又不能不讓人家發表，作為一個英國紳士，怎麼能夠讓自己的論文先發表呢？更何況這個時候他還沒開始寫。
他非常痛苦，後來就給一些朋友寫信，說咋辦？咋辦？我是個英國紳士，可我又實在是不甘心。後來英國的一些科學家，他的一些朋友給他出了個主意，說這樣吧，你趕緊寫一篇提綱，把你要表達的思想寫出來，然後和這篇文章一塊兒發表在英國皇家科學院的雜誌上，這樣不就是一個折中的辦法嗎？
華萊士最後達爾文也接受了這個想法，然後又寫信給萬裡之外馬來群島上的華萊士，說這樣行不行？華萊士說行啊，不僅同意，而且他覺得他跟達爾文這位老前輩能想到同樣一個理論很榮幸啊，這樣完全可以。所以雖然這篇雜誌發表了兩篇論文，但實際上這就是科學界內部的一件事情，更何況達爾文在這20多年時間裡，已經跟他的一些科學界朋友表達過這些思想了，所以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波瀾。
從此達爾文就覺得這事兒不對了，時不我待，就從這一天開始奮筆疾書，用一年時間把《物種起源》寫出來了，1859年12月發表出版。一出版就立即成為當時的暢銷書，第一版幾千本當天賣光，幾年之內又迅速重印六次，達爾文爆得大名。
再回頭看看這位華萊士，他的心態非常好，他說他非常榮幸能跟達爾文想到一塊兒去，而且他認為，從此之後他就可以稱自己為達爾文主義者，他堅決不會跟達爾文去搶這個理論的發明權。後來華萊士為了證明這一點，自己又寫了一本專著，這本專著的名字就叫《達爾文主義》，意思就是他是達爾文主義的信徒。所以這件事情是科學史上的一段佳話，兩個英國紳士是如何推讓一個理論的發明權的。
這就讓我們想到了也是英國人的牛頓，他與法國人萊布尼茨關於微積分的發明權的爭執，幾百年吵得面紅耳赤，甚至引發了英國和法國兩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的對決，顯得很不紳士。所以達爾文主義之所以能夠獲得巨大的影響，跟它所在的那個環境是非常相關的，它需要有一個非常好的科學家的群落，這個科學家的群落不僅是大家能夠推讓功勞，而且在互相批判的時候，也能夠做到一種紳士般的態度。
生物演化之樹1860年，達爾文在牛津大學搞了一次大辯論，針對進化論到底有沒有道理這個問題，雙方對決。我們後來都說這是一次大對決，但實際上對決的力度非常輕，大家都是用理性來探討問題的。其中表達最激烈的一個人叫羅伊船長，他是誰呢？就是當年帶達爾文上「貝格爾」號的那個船長，這個船長實在是受不了，說他帶達爾文出去航海搞了五年之後，達爾文竟然想出了這樣一套歪理邪說，讓他去得罪上帝。但是他又不是科學家，他也沒法辯論，於是就在會場上舉著一本《聖經》，說：「thisbook！thisbook！」（這本書！這本書！）鬧到最後他也沒有怎麼樣。但是五年之後，他舉槍自盡，他實在是太愧疚了，他對上帝充滿了一種贖罪感，心想他怎麼能把達爾文這樣的魔鬼放出來？但是他並不是拿槍去殺達爾文，他僅僅是舉槍自盡。
我們都說《進化論》引起了軒然大波，但實際上它並沒有引發什麼樣的迫害，無數的人批判達爾文，但是達爾文基本上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相反，像赫胥黎這樣的人跳出來，號稱是達爾文的鬥犬，一旦搞辯論的時候，赫胥黎在旁邊蹲著聽，誰說的什麼話，一旦讓赫胥黎拽住小尾巴，他就會衝上去進行辯論。衝上去之前他習慣講一句話說：「上帝終於把他落到我手裡了！」其實這都是非常英國紳士的這種辯論的方法。
其中最極端反對達爾文的是一個叫歐文的動物學家，這個動物學家反對達爾文最激烈的方式是什麼？就是當他後來當上英國自然博物館的館長之後，他把自己的塑像放在了大廳的中間，而把達爾文和赫胥黎的塑像放在了咖啡館裡，僅僅用這種非常微弱的方式對達爾文進行報復。
我們回到現在，我們都在說中國要成為一個創新型國家，我們要拿得出中國人民對得起人類歷史的創新作品，這種創新所需要的第一個條件是勇氣，第二個條件就是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創新環境，否則創新又從何談起呢？